从打造贸易强国的角度思考人民币汇率问题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从打造贸易强国的角度思考人民币汇率问题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基本内涵就是资源配置最优化和福利或收益的最大化问题。在汇率研究领域，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探讨构建各种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着眼点也是币值的最优化问题。常识告诉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币值低估能刺激出口、遏制进口从而改善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是，如果名义汇率、实际汇率过分地偏离了均衡汇率即定价过低，它也会导致利益损失即通常所说的不经济或“肥水外流”。

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用低要素价格吸引外资，用出口退税政策来鼓励企业的出口积极性，这些选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中国跃升为世界贸易大国有不容忽视的贡献。但这些政策能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却不会使中国成为贸易强国，可以认为，这些政策如不及时矫正甚至还会成为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化的拖曳因素。这一立论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1.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且仍以每天平均5亿美元的速度增长，这些外汇储备又大部分被用来购买美国等国家的长期低息政府债券，这实际上使中国在实体经济、县域经济、三农领域及民营科技企业仍亟待金融支持的情况下用低息贷款的方式去支援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较高的国内外投资机会收益与外国政府债券收益相比之差实际上就是中国巨额外汇资产运用的净损失，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年均收益与美国政府向中国出售政府债券利息支出之差就是美国向中国借款的净收入。据统计，美国企业在上海等地区投资的年收益率可达20％以上，这样即使美国政府长期债券年息率达4％，美国也能获得16％以上的巨大收益。仅仅从这点就可以粗略地计算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目前这种运用方式上所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

2.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制度演进过程中常常碰到的情况一样，也有“路径依赖”倾向。在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企业即使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也能卖得出去，卖出去后即使销售利润很低也能在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方面获得收益补偿，这样就会在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和其他资源流动方面产生负面效应，即扭曲价值信号不能自动产生资源优先配置的结构调整效应，大量的企业生产偏低端产品耗用了巨大的资源，而那些新兴的、高成长性、高附加值产品的潜在可用资源被惯性效应作用下的低附加值产品行业挤占。从中短期角度看，大量低端产品和传统企业的繁荣兴旺虽然在增加税收和就业方面能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这类行业的不断扩张会迟滞一个国家工业基础改善的速度。多年来，我们总是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或指导的方式来解决结构调整问题，结果一直收效甚微，其实只要运用汇率、税收、利率等价格性工具，微观主体的投资行为就会立即改变。以可贸易商品结构之调整为例，只要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足够高，出口型生产企业的投资就会自动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再比如对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生产企业采取惩罚性税收制度，也能对这类企业的投资冲动产生明显抑制作用，等等。总之，中国应当将提升人民币币值作为产业产品结构的一种手段――即使在短期内会付出一些企业关停并转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如果足够大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谁是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受损者？银行系统是否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的耐冲击限度到底有多大？目前这种投资和出口双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会不会受到剧烈的负面影响？中国会不会出现日本“广场协议”之后的宏观经济现象和可能的长期经济萧条，等等。这些问题和担心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中国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总要有些优先考虑的事项，在目前条件下，我认为中国的优先考虑事项就是如何尽快使自己从大国变成强国，从储蓄利用效率过低转为疏导储蓄投资循环流程并运用强制和诱导等种种政策手段进行产品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在国际收支调节上以平衡管理为基本指导思想并用市场化的价格性工具作为基本手段，而不是像2007年开始这样：各地方政府按照上级精神用行政的办法敦促本地的外向型企业压缩出口增加进口。这类做法到底能否奏效还有待实践检验。根据以往的经验，压缩地方企业的出口就等于压缩地方政府GDP和地方政府的政绩，因此，这个新近实行的平衡国际收支的最新做法恐怕很难收到中央政府所期望看到的预期效果，事实将证明，平衡国际收支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最简近有效的办法还是动用汇率等价格性手段。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理解为在现有水平上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再升值10％以上，这样幅度的升值实际也远未弥补中国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价格与一般新兴市场国家同类要素价格之间的差距，就是说，即使在这样升值水准下，中国的可贸易商品仍然会保持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不会使出口增长出现明显下滑，但却会对进口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因为人民币升值10％意味着石油、矿产品、木材、农产品、高科技产品及一般工业消费品等所有的进口商品的价格都会下降10％。这样，用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或改善的思考方法分析，人民币若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升值10％，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度可达到20％（即出口产品多赚10％，进口商品价格相应降低10％），这是一笔可观的国民收益。

“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会对出口型生产企业和银行造成损害”，这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忧虑。有人说，许多外贸型生产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在3％至5％之间，只要人民币升值超过5％就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的现象，但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逼近8％，中国呈现的却是出口越来越旺盛的势头，我们还可以回想20年前日元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远超过100％时，日本每年仍保持大约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的历史事实就可以对微观主体的政策环境适应能力之强有充分的信心。此外，关于人民币升值可能对银行业负面影响的问题，我们看看2006年中国股票市场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上市银行股票成为市场行情上升的基本推动因素并普遍被境外和国内投资者追捧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道理，即作为经营货币的机构，业绩不断向好的银行将成为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它们经营的特殊商品在不断增值。其实，中国的银行业不怕人民币升值，怕的是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在银行业总体存放款业务中占比接近50％以后可能出现的人民币币值波动可能引发的“存款搬家”即中资控股银行的存款向外资银行大量转移现象，这才是真正值得担心的一点。但在资本项目仍存在严格管制和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基本面背景支撑下，这种由扩大人民币每日波动限制区间可能出现人民币币值大幅度频繁波动景象出现的可能性极小。而且，中国自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以来五年多的时间里在银行业开放实践中也没有出现1999年和2000年期间许多实务界和理论界人士所担忧的“狼来了”效应，外资银行从机构数量到业务规模都没有取得迅猛发展，我们看到的只是境外银行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中资银行行为的普遍化。这种行为从实践效果看是良好的，它不仅壮大了中资银行的资本力量，而且在改善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敦促中资银行在财务审计上同国际接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产品创新及服务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一点说，中资银行目前应对利率、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与五年前相比已大大提高了。所以，银行承受能力不是也不应当是我们目前推进利率、汇率等价格性机制改革的一个障碍。

中国的金融改革设计正处在一次历史性选择的十字路口上，汇率改革只不过是新时期金融政策的具体内容之一，但它事关宏观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决不是无关紧要而是相当重要。中美经济关系是全球经济发展动力的主体内容，美国应当进行国内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则应当把握人民币普遍升值预期业已形成的历史机遇，改善自身的国际贸易条件，利用人民币升值扩大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和国际能源矿产品类产业的投资规模，推进国内可贸易商品结构调整，提升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准和工业用地价格。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方针曾受到世界的普遍赞誉，现在，人民币如果能顺应市场预期通过机制或政策安排让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升值，对全球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的失衡做出积极的贡献，也一定能提升中国的“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