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批评别那么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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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时评,适逢天时,成了报纸的时尚。一些有评论优势的报纸,常常拿它当拳头产品整版招呼。时评热闹起来,也和俗人一样,言多必失。最近看了一些时评,就觉得有必要探讨一下,搞批评是否别那么矫情。

岁末年根之际,铁老大开恩,声称2007年的春运不涨价。这当然是个“利好”消息,但还没来得及鼓掌呢,却有时评称:“铁路春运不涨价也该开听证会”。说这个时评矫情,因为它违背了人情事理,老百姓得实惠的事情,不管是谁做的,总是越多越好。眼下的“不涨价”是个“已知数”,把它交给听证会,则变成个“未知数”,最后也可能变成“无解之数”,哪有这样为百姓“鼓与呼”的!

还有,某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设立“舆论监督奖”:专门奖励主动把舆论监督线索交给该市调查处理,或通过舆论监督对该市工作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中央、省级媒体记者,以此支持新闻媒体开展工作。但是,这种对新闻媒体工作的支持,却被一则时评指为“作秀”,说是对舆论监督的一种“软方式”抵制。我就不明白,这种“秀”,只要不变味儿,做一做有什么不好,怎么就变成“抵制舆论监督”的一种方式?

批评而矫情,就是求全责备。对于新生事物的求全责备,鲁迅写过杂文批评过。当代作家王蒙也有一篇文章是讽刺求全责备的,他指出,求全责备往往让人不知所措――“你如果说想吃烧饼,你必须说明:一、你同样爱吃米饭、烧鸭、饺子、过桥米线、三明治、热狗、生鱼片……”“否则,就会有很多聪明人和你商榷:一、烧饼好吃,难道烤鸭就不更好吃吗?烤鸭难道不是我们伟大首都的风味佳肴吗?重烧饼而轻烤鸭,意味着什么呢?”等等。

很显然,求全责备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挑刺,无事生非的指责。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危害社会进步的噪音,是促退力量。

矫情的批评会伤人的感情,使办好事的人寒心,令人不知所措。而不知所措的结果,往往是“不措”。新生事物总是脆弱的,遭遇指责,难免踟蹰难行,习惯力量则会借此卷土重来,而新生事物则难以为继。过去,每逢4月5日,都有一些单位自发地到居民区或马路边搞“学雷锋”活动,到一些独居老人或残疾人家里擦玻璃、打扫房间,在马路边义务理发、修补自行车等等。但很快就有批评说,这是“作秀”,是搞形式主义。要搞就应该天天搞,“雷锋”应该天天有等等。(这么推理下去,好多纪念日都可废弃。)如今,在马路边再也看不到这种“形式主义”的“学雷锋”活动了,难道这样好吗?难道这样更有利于“学雷锋”吗?当时的那些批评家现在不知哪里去了,他们是否正在马路边搞“非形式主义”的“学雷锋”呢?或许,正是他们愤笔疾书,主张“铁路春运不涨价也该开听证会”吧。

再比如,现在社会上有好些矛盾是警察出面解决的,比如,农民工在工地上和包工头打架,索要欠薪。警察去了,骚乱被平息了,警察调解了一下,起了作用,农民工很快拿到了工资。这样的事好不好呢?当然是件好事。然而,如果要讲“程序”,这其实不是警察的事,矫情起来,警察完全可以对农民工说,讨工资,可以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去投诉,或者到劳动争议仲裁庭去申诉,到法院去。这样,警察可以下班了,可社会就多了一些不安定因素。其实,别说是警察,就是一般的普通百姓去调解,让当事者双方知法晓理,达成和解,又有什么“程序”关系?如果不分什么事都那么矫情,这个社会就很难和谐起来。

人家好事已经做完了,就该锦上添花,支持与鼓励,让我们这个世界更多一些信心和力量。人家有好事要做,就等人家把这好事做下去,做完,这个世界多一件好事总比少一件好事强。批评家不是预言家,批评应针对实际,而不是你预言的子虚乌有。比如批评人家“作秀”的,是否真的抓到了人家“作秀”的证据?是否也要看看那些你认为的“秀”实际结果是怎样的?是好还是坏?有了结果再批评,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令人心服口服。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保障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