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匠神笔《大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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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纪实绘画经典之作

《大阅图》，也即《乾隆戎装大阅图》，描绘的是乾隆四年（1739年）十一月，乾隆皇帝即位后首次在南苑检阅八旗兵将时的盛况，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宫廷绘画作品。

宫廷绘画在中国的历史由来已久，秦汉时期以绘画为专门职业的画工逐渐增多，进入宫廷的专门画家那时候叫做“黄门画者”或“尚方画工”。宋代是宫廷绘画最兴旺的朝代，当时设置了画院，广泛地招揽人才，还给画家授以职位和头衔。

清朝建立以后，也像前朝一样，供养了一批画家在宫廷里进行绘画创作。整个清朝的宫廷画发展与清代的国力盛衰是一致的，顺治、康熙朝为初创阶段，雍正、乾隆朝为鼎盛阶段，到了嘉庆以后开始衰弱。清朝的宫廷画家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民间的职业画家，另外还有若干欧洲来华的传教士画家。那时候的画家没有专门职称,康熙、雍正时称为“南匠”，乾隆时改称“画画人”。画家分派在各宫殿作画，称为“某某宫画画人”。

纪实绘画是清代宫廷绘画的一大种类，包括皇帝后妃及文武大臣的肖像、皇帝日常生活的图景和记录当时重大事件的画幅。显然，《大阅图》属于宫廷绘画中的纪实绘画。在那次大阅兵后的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下令，由供奉宫廷的画家金昆领衔，宫廷画家程志道、吴桂、程梁、姚文翰、卢湛、张廷彦、金声、丁观鹤、陈永价等人参与，按照阅兵时的壮观场面绘制成《大阅图》四卷，分别为第一卷“幸营”、第二卷“列阵”、第三卷“阅阵”、第四卷“行阵”。其中，《阅阵》绘制了16000个小人，其中包括乾隆皇帝骑在一匹白色骏马上检阅军队的景象。

按清朝典制，皇帝每三年在南苑举行一次大阅兵礼，这一传统的建立从努尔哈赤时期就有源可溯。明万历十一年，清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八旗制度，他和皇太极非常重视军队的作战能力，经常举行操练，不止一次大阅旗兵。八旗兵一度骁勇善战，但到了乾隆后期，八旗军的衰势已是无法遮掩。嘉庆皇帝小时候曾随乾隆南巡阅兵，却看到了“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

乾隆和他的意大利画师

《大阅图》里的文字提到乾隆皇帝“上自行宫具吉服，御万吉”，从画面上看，乾隆皇帝身穿戎装，着铠甲、戴头盔，佩腰刀、挂弓袋箭囊，威风凛凛。而文字里提到的“万吉”则指的是乾隆的坐骑――一浑身雪白的高头大马。说到画马，清代宫廷画家里有一个画马相当了得的外国人――他就是宫廷画家郎世宁。

1715年，意大利米兰人郎世宁（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来到中国，在康熙朝以艺术家身份被招进皇宫成为一名宫廷画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在中国待了50多年。学习绘画与建筑出身的郎世宁曾经为意大利教堂画壁画。他虽然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但在皇宫中由于仅有宫廷画师一职，倒也颇能受到种种礼遇，并发挥特长。他曾经协助了圆明园的规划和设计，晚年时候为乾隆和其妃子画了不少肖像画。此外，他还引进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创的明暗写实法，并首创胶状颜料在宣纸上作画――即胶彩画。

关于郎世宁与乾隆皇帝，有意思的故事不少。某日乾隆见妃嫔环绕左右时郎世宁颇感局促不安，就问他：“卿看她们之中谁最美？”郎世宁答道：“天子的妃嫔个个都美。”乾隆又追问：“昨天那几个妃嫔中，卿最欣赏谁？”“微臣没看她们，当时正在数宫殿上的瓷瓦。”“瓷瓦有多少块？”郎世宁回答：“30块。”皇上命太监去数，果然不错。

后来他奉命描绘一幅帝后及11名妃嫔在一起的图像，画题是“心写治平”。该画作也是郎世宁最著名的一幅作品。乾隆仅在该画完竣、七十大寿及让位时看过此画三次。随即将画密封于盒内，旨谕有谁窃视此画，必凌迟处死。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乾隆皇帝又一次赴京郊南苑阅视八旗兵将，郎世宁以此次阅兵为素材，创作了巨幅的《乾隆皇帝戎装像》。根据种种细节，比如从肖像特征、造型特点和线条使用来看，有专家认为《大阅图》中的乾隆和其坐骑都是出自于郎世宁之手，虽然画作者署名里没有郎世宁的名字。

内务府的珍贵档案

在文章的开头我们提到，清朝也像其他朝代那样有自己的宫廷绘画制度。无论是顺治、康熙时期供奉内廷的画家，还是雍正时期所设的画作，以及乾隆时设的如意馆、画院等，都一直由内务府管理。内务府是清代特有的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始设于顺治初年，这一组织起源于满族社会的包衣（奴仆）制度，是一个管理宫禁事务的机构。

以下这则与《大阅图》有关的记录就出自清内务府造办处乾隆十一年的档案：

“闰二月二十二日，太监高玉传旨：花善料理何事之人？至于《大阅图》画错，着怡亲王、海望治罪。金昆饰非文过，所交之事皆错并不管事，着革职，将伊所食银两停止，俟《大阅图》告竣之时再行请旨。钦此。于本月二十六日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和硕怡亲王、内大臣海望谨奏为遵旨议奏事，臣等伏思催总花善乃系派出监看画《大阅图》之专员，理宜敬谨，小心监看画画人等恭画，今将《大阅图》旗分画错，并不详细查看，甚属不合，应将花善所食俸禄停止，亦俟《大阅图》告竣之时一并请旨。缮写摺片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等转奏。奉旨：知道了。钦此。于闰三月二十七日太监高玉传旨：着怡亲王、海望，《大阅图》改完时，将金昆所食钱粮赏给一半，花善俸禄赏给一半。俟《大阅图》告竣时，将金昆所食钱粮并花善所食俸禄全行赏给。钦此。”

此外，乾隆十二年的档案里还有两则与《大阅图》有关的记录：

“六月初十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大阅图》将近画完，每卷做匣样呈览，俟《大阅图》告竣时，即着画《大阅图》的人画《木兰图》。钦此。”“于七月十九日司库白世秀将做得盛《大阅图》合牌匣样一件，贴得签子字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雕漆匣四件，签子上着董邦达写八分书‘大阅图’三字，签子中间边上写‘乾隆丁卯年制’签子下边写‘元、亨、利、贞’，分在四个匣上，着交南边雕做。钦此。于十二月二十日将送到雕漆匣四件交讫。”

由这几则记录，可窥见内务府对《大阅图》绘制工作的监管是比较重视的。

画卷失群扑朔迷离

至于这件巨作后来的流散过程，现在很难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大阅图》的第一卷和第四卷现在仍不知在何处，第二卷《列阵》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为绢本设色画，纵68厘米、横1757厘米，这一卷画面上没有作者的款印。画幅结尾处有文字一段，以隶书大字书写图名：“大阅第二图列阵”。下面的文字（用工整的小楷书写）详细地记载了皇帝阅视八旗官兵时的队列。第三卷《阅阵》也是绢本设色画，纵68厘米、横1550厘米。同样，画面上也没有作者款印，只是在图画最后，有隶书 “大阅第三图阅阵”六字，其后是工整的小楷记述。

《大阅第三图•阅阵》不久前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以6786万港元拍出。它第一次出现的地点是2001年法国巴黎的一家私人拍卖会。2006年4月，上海书店出版社曾出版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其中有一段描述是：“其他的画卷纵向展开，铺在长石板上，足有六到八米长，画面上有依仗队，宫廷早朝，使团、骑兵、军队和旗帜的列队；成百上千的小人像，他们的衣服、饰物、手中的器械要用放大镜来看。代代相传的中国风俗和礼仪的场面都完整地保留在这些珍贵的缩微图景中。”据推测这很可能是他看到的《大阅图》。而且，据清宫档案记载，清朝皇帝和他们皇后妃子的肖像画（《大阅图》上有乾隆的肖像）存放在北京景山的寿皇殿内，“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这一带正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根据这些零星的信息，再对比清宫很多帝王妃后的肖像画大部分是从法国流向市场的情况，专家估计当时《大阅图》是落入了法国军队之手，不知何时才能“四卷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