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丈夫拳脚无情,打出家暴公诉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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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吴芸 整理／子薇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29．7％的家庭存在暴力，其中90％以上的受害者是女性。本文的主人公是一对高知夫妇，原本美满的姻缘，却因局长丈夫对妻子长期实施家庭暴力而解体。2005年9月，北京市西城区人发检察院正式对此案审查，这是北京市检察机关首次对家庭暴力轻伤害案件提起公诉。
异国生畸情，美满婚姻起风雨
“孩子那么小，你怎么可以带他看这些?!”2004年7月4日，当看到丈夫和9岁的儿子在客厅里看一部暴力影片时，我忍不住出言劝诫，语气自然是既气愤又痛心。正看在兴头上的丈夫，顿时火冒三丈：“少管!”争吵中，他居然顺手操起一根擀面杖向我劈头盖脸打了过来，我躲闪不及，左手手指被他打成粉碎性骨折。十多年来的屈辱一下子涌上心头，我的心再次被他打得粉碎。
看透了他的自私与冷漠的我，再也不会相信他的甜言蜜语，当下，我决定以家庭暴力为由提出离婚，那一刻，40岁的我欲哭无泪，这一天成了我生命中无法抹去的刻痕……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我们的离婚案，两个月后，在暴力婚姻中绝望的我和他正式离婚。可是在法庭上，他拒不承认对我施暴的事实，而且还拒绝离婚!他甚至对法官这样评价我：“我说不出她不好的地方，她是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可是，有谁知道，他口中“三好”的我这些年来受到多少伤痛?!
我和丈夫是北京大学同学，爱情来临时，我们也曾约定相爱一生，相守一世。可是，随着他职位的升迁，时间的风吹散了当初的誓言，爱情和婚姻并没有走向预想的美好结果。
1988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在外交部某出版社工作，他则继续攻读硕士学位。那时他最爱吃我做的饭菜，每到周日，我就会像过节一样给他做一些好吃的东西，等着他来到我的集体宿舍享用“周日大餐”。每次，他都吃得津津有味，那时他说得最多的话是：“你真好，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时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是恋爱中的我们感到的却是幸福和甜蜜。
1990年中秋节，我们刻意选择了这个团圆和美的日子作为结婚日。当时，我们一共只有200元钱，还是我上班后积攒的。家在上海的妈妈给了一些钱，叮嘱我们一定要买一枚结婚戒指，作为爱情长长久久的象征。他老家在广东紫荆农村，父母拿不出钱来支持我们的婚礼。但我不在乎这些，我就这样成了他的新娘：没有礼堂，没有婚纱，没有车队，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没有买一件新衣服，甚至没有新房――我和他就在东单公园的花前月下散步，然后到电影院消磨时间。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他毕业分配在中央某直属部委，1993年初，他被派到国外工作，我也随同在非洲工作生活了两年时间。1995年，我因为生孩子回到了国内，他继续留在国外。就在我独自回国生养孩子的两年时间里，长时间的分离和不可跨越的空间开始考验着我们的爱情。
1997年春节，好不容易盼着他回国团聚，可是我盼来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不幸。当时，他前脚刚一到家，驻外大使馆的电话就打来了，我一听是女人的声音，就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前一阵子从大使馆传出的绯闻：他和一个有夫之妇有不正当交往。可是无论我怎么追问，他都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就在他将要提升为处级干部时，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揭发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为了他的前程，对他将信将疑的我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他说话：“谁说他有作风问题就来找我!”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处长，那段时间，他对我和儿子特别好，他开始学着干家务、做饭，一有时间就抱着孩子到公园玩。可是这段幸福时光只持续了短短两个月，就像肥皂泡一样迅速破灭了。
那天，他接到那女人从国外打来的电话说准备回北京。他顿时像变了一个人，对我和孩子不管不顾，非常冷淡。我心中不平和他理论，他拽着我的头发就是一顿暴打!此前，我们也曾吵架。也曾动手推推搡搡，但是这次不同，他对我的殴打充满着恶意，也就是从这一次开始，我才意识到：我们以前“打架”时，他都没有动真格的，当一个男人动真格地打一个女人时，女人往往是没有丝毫还手之力的!
感情的裂痕从此开始，在反反复复的缝合和撕裂后，昔日的恩爱一去不返……
合难分亦难，围城几多血与痛
我的骨子里一直很“传统”，我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依附于他的价值之上，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来换取他的成功，以达到“夫贵妻荣”的结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把生活定位于“相夫教子”，一方面忍受着粗俗不堪的局长丈夫的打骂，一方面又要在外人面前强颜欢笑、掩饰家丑。
尽管他总把离婚挂在嘴边，但为了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为了等他回心转意，我没有想到过离婚，我从内心深处不希望离婚――离婚对于我来说是极大的挫败。所以，在我们的婚姻有了裂缝后，我仍然承担全部家务，并四处张罗帮他出书，为了他的事情跑前忙后……
时间在忙碌中一天天过去，而我在家中和他心目中的地位却一天天降低。工作之外，我的进修学习，考研计划，他一概不支持：“一个女人，学那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还是老老实实挣工资的好!”就这样，在我“老老实实挣钱”、默默为家庭付出时，2000年起，他又迷恋上了网上聊天。
孩子所在的幼儿园就在他单位的院子里，但是他不去接送，每天吃完晚饭，就借口加班，在办公室的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迷上网络后，他对我和儿子漠不关心，甚至连儿子生病都无法牵动他冷漠的神经。我对他的抱怨与日俱增，他对我的打骂也越来越多。
2000年8月，我被派往美国工作，为期三年。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儿子和他的生活，我把妈妈接到北京，可他还像以前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心只在电脑上。我给他打电话时，他总是支支吾吾。心不在焉。2001年初，他生病住院，我心里又牵挂又着急，谁知他接到电话时根本不容我说话：“你没事打什么电话?!给我的手机留点电吧!”说完就把电话挂掉，身在美国的我忍不住伤心痛哭。到后来我才听母亲说，原来在我打电话时，他的网恋女友正坐在他身旁!
2003年7月，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带着孩子来美国探望我，见面后，根本不像久别的夫妻，开口说话就火星四溅，进而对我死命殴打。有一次，我开车带着他和孩子看瀑布，来往1600多公里的路程，我一人开车累得要命，可是，回到住所后，他对我漠不关心。当我表示不满时，他拿起皮鞋就打在我的肩膀上，劳累一天的我眼里流下的是泪，心里流的是血……
还有一次，我和他激烈争吵后，他死命用绳子勒我脖子几乎使我窒息，并把我踢倒在地，拼命踩我的脸；然后拽住我的头发使劲往厕所的墙上撞，再将我的头往马桶里塞，并放水；中!
我被他打得遍体鳞伤，寓所管理员看到后要报警，当时，为了国家的声誉不受损，为了不被美国记者报道，我哭求管理员不要报警，我自己处理。后来，我也向中国使馆做了汇报，但在使馆公使提出敦促组织处理这一事件时，我又一次为了他的政治前途考虑而选择了放弃。
我的宽宏大量换来了他的职位升迁，2003年，他被提升为副局级干部，可我的心却在紧缩：这些年来，他的职位越升越高，而他对我的殴打却越来越远离人性!我打算带着儿子在国外生活，逃开他的魔爪。可他为了保全面子又信誓旦旦地说：从此不和网恋女友来往。我轻信了他，2003年底，我回到了国内，谁知等待我的不是他的回心转意，而是比以前更残酷的噩梦。他不但没有和网恋女友断绝关系，而且脾气比以前更大：“你算什么?你会什么?老子是国家任命的干部!”
2004年1月，因为他和网恋女友的事情，我俩再次激烈吵架，我拉着他到领导家评理，路过一个工地时，他用工地上的砖头砸我，吓得我连喊“救命!”保安赶到时，他为了保全局长面子，慌忙逃走。这次事件后，他觉得我让他在单位里丢人了，每天对我恶语相加，逼我签离婚协议。可是我不愿意离婚，一是为了孩子，二是我自己想不通：曾经的苦难，曾经的相爱，他怎么忘得那么快?我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下，拼命维护、挽救着这段早已毫无意义的婚姻。
2004年3月24日，我和他签订了一个《暂缓离婚协议》：“20年相爱至今……为了我们的儿子不失去完整的家，为了我们患难中拥有的情分，我们俩决定暂缓办理离婚正式手续一年……”这是我为了挽救婚姻的最后一次努力。几天后，他母亲到北京看病，我不顾劳累四次带老人到复兴医院检查、买药，老人逢人就夸：“我这儿媳妇，真是好的没话说!”
可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拉回他的心，《协议》期限未满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惊人一幕；2004年7月4日，他把我的左手打成粉碎性骨折后，我愤怒之下报了警，可关键时候为了他的政治前途，我没有同意警察把他带走。我随警察到派出所作了报案笔录，回家后，他不但没有认错和道歉，反而口出秽语：“我x，我就打你，打死你活该!”7月8日早晨，他用力把我推倒在地，不顾我70岁母亲的生命危险，用铁器砸房门，玻璃碎片四溅到我母亲身上，我只好再次报警，可警察到我家时他已经溜走了。
母亲仁慈宽厚，却因我这个软弱的女儿屡屡蒙羞。这些年来，我曾多次想到过自杀，但年迈的父母、未成年的儿子打消了我这不负责任的想法。这次事件后，我那颗自我缝合了无数次的心彻底碎了。无奈之下，我下决心讨个说法!
我向组织反映情况，我到公安局、检察院举报，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从不放弃，我不相信事情结果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你告也白告!老子该怎样还怎样!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家丑终外扬，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时，我还不懂家庭暴力在法律上的解释，但我想，打人致伤总该有个说法。我开始在互联网上查寻有关法律条文，后来我又买到一本反家庭暴力的专著，我知道自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他殴打我的责任，保护我的权益。
2004年7月底，我参加了“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专门工作组”国际研讨会，与会者有联合国官员、美国组织代表、巴基斯坦最著名的妇女运动社会活动家、北京市公安民警、检察官和律师等，我作为一个受害者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发言，如实地陈述了自己不了解法律、中国社会部分人对女性被打问题的忽视及我们的法律不能有力保护受害者的情况，得到了各界的支持。
我们的社会普遍对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虽然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对造成伤害的要刑事追究，但由于传统观念认为是“家内事”，所以在执法上有很多的欠缺。以前的习惯做法是单位、街道居委会、妇联组织等出面解决，在寻求司法帮助前，我也曾尝试过这些传统做法，可是单位领导都是一样的说法：“家丑不可外扬，夫妻打架是常有的事”；或者是“天上下雨地上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几乎所有的人都劝我忍耐、忍耐再忍耐。
2004年9月9日，我和他虽然正式离了婚，但他从不为自己的错误道歉；对孩子的抚养问题，他认为每月给600元钱已经够多；孩子想念他，而他却对孩子怨恨不已：此前，警方曾就家庭暴力问题询问过孩子，孩子如实的回答触怒了他，他居然在电话里大骂孩子：“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让你妈见鬼去吧!”他伤害了我和我父母亲不说，他居然对自己的亲儿子说这样粗鲁的话，这让我无比寒心。
为了讨个说法，我就到他单位反映情况，单位领导曾经劝我：“算了，离婚解脱就可以了，一点儿家务事，没有必要纠缠不清。”“看在他是孩子父亲的份儿上，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说得多了，领导也不耐烦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你找司法部门解决吧!”于是我就找到警方要求立案。
但是家庭暴力在中国是一个陋习，我们现行的法律不能有效地解决，最为关键的是人们的观念根本不重视家庭暴力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伤害、对孩子的伤害以及对社会的危害。连一些警察都认为这是“家务小事”，劝我去法院自诉。而我坚决要求通过公诉来追究他的责任，尤其是要对我这样的轻伤进行立案。我这样对警方说：“如果一个女人只有到了重伤、残废、完全失去自尊自信时才得到法律救济，那么她的幸福还能剩下多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据理力争，警方终于被我说服了，决定受理我的案子。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他能认错并支付孩子足够的抚养费。”
面对司法调解，他不但不同意我的简单要求，反而威胁我：“你走着瞧吧，你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的!”今天的我已经不是他暴力下的奴隶，我已经觉醒，我有勇气直面痛苦，我敢于站出来充当受虐妇女的代言人!2005年9月，我参加了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项目下的北京受虐妇女支持小组，得到了很多志愿者的帮助。我知道我选择的维权之路很艰难，但有了支持小组的帮助和法律的支持，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过去，我生活在极度自卑中，我试图用自己的屈辱换取一个完整的家，为此，我几乎失去了自我；今天，在法律、组织和众人的帮助下，我能够自信地面对这一切，自信地站起来，自信地活着!这种自信，和离婚与否无关，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本来就应该有的一种信念!
2005年9月20日，我的案子被移送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检察机关介入家庭暴力轻伤害案在北京市尚是首例，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案子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反响，有的受虐妇女还打电话向我倾诉――这场官司已经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事情，它牵动了无数妇女的心!她们在这个案子上寄托了那么多的希望!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如果我们的社会对家庭暴力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那么我们的警察、法院就不会再有那么多家庭暴力的案子要处理了，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加文明和安定。
案子的结果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从屈辱的暴力下真正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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