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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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年轻时，怕长辈、怕领导、怕别人说自己“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因此总想倚老卖老。可真到老之将至，却又不甘心老，不服老，不认老。

在维也纳度过了五个春秋，船到码头车到站，于是我打点行装，回到了祖国首都。收拾安顿好住处以后还要食人间烟火，于是就兴致勃勃地来到阔别已久、人声鼎沸的菜市场。望着那五颜六色、青嫩欲滴的蔬菜，我正感叹品种齐全、价格低廉之际，耳边传来“老大爷，来点什么菜”的招呼声。摊主见我一脸茫然，又重复了一遍，这时我才如梦初醒:他是在招呼我。顿时，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怎么也不信我已老到当大爷了。但接下来每到一个摊位，摊主不是呼“大爷”就是叫“老大爷”。摊主们的观点竟是如此一致,仿佛是开会形成的决议，看来这顶“大爷”帽子是非戴不可，只能笑纳了。从此，我就不得不半推半就，逆来顺受地接过这顶“寒心”的“大爷帽”，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得相信群众。然而回国前大家还只是称呼我“老李”，为什么换了个地方就成了“大爷”？熟人、朋友、老同事称我“老李”，为什么陌生人则呼我“大爷”？细想后，这道理很简单，他们不认识我，自然就不知道我姓什么，也就无法像熟人那样叫了，而看着我的脸，也就只能叫“大爷”来表示尊重。因此，老也好，爷也罢，都是一种称呼而已，而且还表示了对人的礼貌和尊敬。想通了道理，那开初的“咯噔”也就烟消云散了。然而，我还是欣赏老外的叫法，一个“密斯特”从小叫到老，叫一辈子，把复杂的事简简单单地处理了，也免去了一时走眼叫错人的尴尬。

既然当上了大爷，也就顺理成章、名正言顺地开始享受大爷级别的待遇。虽说自我感觉良好，腿脚仍很利索，行动也很方便，但上了公交车后十有八九会有姑娘小伙子主动让座，否则售票员也会提醒说：“哪位乘客少坐会儿让个座。”这一“殊荣”让我很尴尬，很窘迫，我竟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我怕受之有愧，又怕拒之不恭，不识抬举。我这个人一辈子给人让座让惯了，觉得在车上站着也是一种身体锻炼。因此，现在每当我感激地坐在别人让出的座位上时，总希望有个比我更“大爷”的上车，以便我好给他让座。可惜，这种权利已被眼光敏锐犀利的年轻人永远地剥夺了。一次，一位中年女士竟然站起来给我让座，我既感动又不安，最后还是成功地让她坐回原处，刹那间，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并至今仍激动不已。最麻烦的是和夫人一起外出乘车，因为从没有人给她让过座，这使我很为难。按理说，我应将座转让给夫人，可这样一来，岂不是在暗示别人再次给我让座吗？我不忍心再让一位自觉的人去受罚站之罪，他们出门在外也很累。因此，我就只能委屈夫人，只当给她个锻炼机会。时间长了，夫人还发现了两个“凡是”：凡是我戴了帽子乘车，凡是我奔跑追赶后上车，这让座率就会明显下降。一年多来，几次去老家上海，那里都称呼我“老同志”、“老师傅”或“老伯伯”，没人封我“大爷”。既然不是爷，也就没必要让座了，我倒觉得很坦然。

慢慢地，我又发现这大爷级待遇还真不少。六十以上的“爷”都可从政府领到一本红色的优待证，凭它你只需花50元就可买到市属公园通用年票，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天天享受北京的公园；凭它，你可以免费参观博物馆、纪念馆；凭它，你甚至可以享受免费的法律事务和律师事务服务。

最近，我的一个“爷”级朋友夫妇从维也纳回国来看望我们，中午大家来到附近一家叫大亨肥牛的饭店。看着满架的各类蔬菜、水果、肥牛、羊肉片、糕点小吃和各类芳香的调料，大家一致决定吃自助火锅。于是兴致勃勃地取完不同荤素菜料，刚落坐准备开涮，服务员眼尖，看出我们是爷级顾客后,就笑容可掬地问我们有没有带身份证或老人优待证。我们被问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吃饭还要凭证件？服务员马上解释，饭店规定老人凭证可享受7折优惠，原本每人30元的价格优惠后只收20元！虽然只有一人带了证件，夫人自觉地承认自己还不够级别，但服务员小姐肯定觉得我们忠厚老实，也就没有坚持要“验明正身”，她笑着表示了对我们的信任。因此，这顿羊肉火锅我们四人只花了90元人民币，仅折合9欧元！

当大爷很无奈，当大爷受优待，当首都大爷备受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