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中国外贸的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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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我国外贸出口影响明显,后续调整应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为目标。
出口退税制度是一个国家对出口商品已征收的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特别消费税部分或全部退还出口商的一种措施。实施出口退税的目的是使出口国的货物以不含间接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同时对跨国流动物品避免重复征税,促进对外出口贸易。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是符合WTO规则的国际贸易通行惯例,我国从1985年开始引入出口退税政策,对推动我国外贸体制改革,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历经7轮大幅调整,成为调节外贸出口的重要工具。
调节出口增速
从海关统计数据看,出口退税率的上下调节,能够很好的控制出口增速的变动方向。1995年7月1日,我国出口综合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相应地,我国出口增长率从上半年的44.2%下降到下半年的8.8%;1996年1月1日,出口综合退税率进一步下调至8.29%,当年的出口增幅则由上年的23%锐减至1.5%;1999年7月1日,出口综合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相应地,我国出口增长率也从上半年的下降4.7%提高到下半年的增长15.8%;经过1998年和1999年连续多次的上调出口退税率,我国出口的增幅也由1998年的0.5%升至1999年的6.1%,再快速提升至2000年的27.8%;2004年起我国出口综合退税率从15.6%下调至11.68%,之后又经过连续下调,出口增幅也由2004年的增长35.4%逐年回落至2008年的17.3%。
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连续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本轮频繁调高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为首要目标。理论上讲,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的出口成本,扩大国外的净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带动GDP的增长,而GDP的增长又可以对出口退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能更好地支持企业的发展。此轮调整后,我国在2009年出口仅下降16.3%,从而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2010年第1季度,我国出口3161.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8%,扭转了出口持续下滑的不利局面。
1998年以来,我国实际出口退税额呈现逐年较快增长的态势,出口退税额从1998年的404.9亿元逐年增至2009年的6486.6亿元,11年间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8.7%。尤其是2004年以来,虽然我国经历了出口退税率的多次下调,但由于企业出口出现了向一般贸易方式和向国家鼓励的高退税率商品转移的趋势,使得企业每出口1元人民币所获得的平均实际退税率不降反升,由2004年的4.47%逐年攀升至2009年的7.91%。如果扣除出口货物中不退税和零退税率的商品,企业所获得的出口退税收益率还将大于上述数据。企业从国家获得的实际退税水平逐年提高,有利于提升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促进我国出口的平稳健康发展。
稳定国际市场份额
1997年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迅速在1998年和1999年大幅调高出口退税率,使1999年的出口份额仍比上年提升0.08个百分点,之后的2000年又继续提升0.45个百分点。加入WTO之后,我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综合竞争力大为增强,因此,即使在2004-2008年的下调出口退税的阶段,我国出口份额仍持续上升,下调出口退税的抑制作用减弱。2008年,我国又迅速完成了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的“连跳”动作。事实证明,提高出口退税率政策对稳定国际市场的份额确有效果,我国在2009年出口出现下降16%的情况下,在世界贸易中出口份额仍进一步提高到9.89%,比上年提升了0.82个百分点。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自1995年以来,我国共对机电产品作出15次出口退税调整。其中,调高出口退税13次,调低2次,促使我国机电产品在出口中所占的份额逐步提升,优化了出口产品结构。2008-2009年期间,我国5次调高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但在金融危机外需不足的基本面尚未改变的情况下,机电产品出口在2008年增长17.4%的情况下下降至2009年的13.4%,但仍好于2009年我国整体16%的降幅。
出口退税政策对“两高一资”产品的抑制作用较为突出。2004-2006年我国分批分次、较大范围地降低“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受影响的产品出口增幅由2004年的90%下降至2008年的25.5%,2009年在金融危机共同作用下同比下降61.3%,高于整体出口降幅45.3个百分点。2004-2009年间,我国“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比重也由5.6%下降至3.6%。
此外,提高出口退税率对抑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幅下降也起到了关键作用。2008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经过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后,抑制住了出口大幅下滑的局面。2009年我国主要10类传统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值下降9.5%,比同期我国整体出口降幅小6.5个百分点。其中服装出口1070.5亿美元,下降11%,比整体出口降幅少5个百分点,而纺织品、鞋类、家具等8类主要劳动密集型产品降幅均小于整体出口降幅。2010年1季度,我国主要10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667.2亿美元,增长16.5%,实现了出口增长的目标。
引领贸易结构变动
由于出口退税是对国内生产流通环节缴纳的增值税在出口环节予以退还,因此其对一般贸易的影响远大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1995-1996年出口退税率普遍下调时,出口方式由一般贸易向加工贸易转移明显,加工贸易所占比重由1994年的47.1%上升至1996年的55.8%。之后的1998-1999年,我国连续多次大规模上调出口退税率,一般贸易比重也相应提升,由1998年的40.4%上升至2000年的42.2%。因此,以一般贸易为主的企业受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更为直接。
从统计数据来看,国有企业出口的2/3左右是一般贸易,私营企业80%左右是一般贸易,外商投资企业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不足3成。所以我国历次出口退税调整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从时间上来看,由于2005年之前国有企业在我国一般贸易出口中居主导地位,因此2005年之前退税调整对国有企业出口影响比较突出。2006年起私营企业代替国有企业成为一般贸易的主要出口主体,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效果在私营企业出口过程中更为明显。例如,1995年7月1日、1996年1月1日我国出口综合退税率的连续下调,使1995年国有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增速比上年下降30.1个百分点。受其影响,当年国有企业整体出口增速下降13个百分点,而1996年国有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和整体出口则双双转为下降13.3%和18.4%。1998年和1999年我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连续多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帮助国有企业在1999年扭转了出口下降的局面,当年实现出口增长1.7%,2000年更进一步实现增长17.8%。
2000年之后,私营企业一般贸易出口迅速发展,由于私营企业的经营机制较为灵活,因此对出口退税政策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2004年我国出口综合退税率下调后,当年私营企业的出口增速明显减缓,之后几年出口增速呈逐年下降趋势。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各类型企业出口均受到严重影响,而我国连续出台7次退税调整政策后,私营企业在2009年各类型出口企业中出口降幅最低,仅为9.1%,降幅比当年我国整体出口低6.9个百分点,也比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集体企业的降幅分别低16.7个百分点、5.9个百分点和16.8个百分点。
出口退税“稳”为重
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仍将以巩固实体经济的复苏为主轴,向“调结构”转向的同时,加大刺激民间投资、壮大服务业以扩大内需,从而巩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此环境下,出口退税政策更应趋向稳定持续的本色。即从中长期来讲,减弱通过频繁调整出口退税率以稳定出口的政策倾向,启动内需与外需“两部发动机”,有效地将出口部门的生产力和劳动力转移到国内,为我国经济长期稳步增长提供根本支撑。
因此,要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出发制订切实可行、稳定、透明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机制,增强政策的可预见性。充分发挥出口退税调整外贸出口总量和结构的杠杆作用,在退税率的调整中有所侧重,通过出口退税政策更好地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对国家鼓励出口的产品退税率提高或不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的退税率适当降低;对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多降或取消退税,以逐步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实现工业制成品出口由初加工到深加工的转换。这是我国外贸发展的关键,也是增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要求。
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产业的结构调整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作为贸易政策,出口退税调整这种政策性的干预方式不可能直接导致产业的根本性转变。且在国际商品市场上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在政策调控的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因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及产品价格倒挂可能抵消政策效果的情况。此外,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我国的优势出口商品若频繁提高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政策虽然能暂时为企业减压,却难以避免新一轮对国外客户的让利竞争,使出口企业的长期订单短期化,遭遇更多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容易对企业造成冲击。因此,要切实推动我国产业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我们更需要呼唤自主创新等产业政策实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