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中的“无言”说及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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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庄子》的精髓思想之一是“无”,这是与道家直接从世界本原入手,从虚无生出有形的万事万物理念相联系的。而在关于语言文字方面,道家也认为“无言”才是至境,远胜于拘泥于形式的“有言”。在《老子》“不言之教”的理论基础之上,《庄子》进一步发展深化了道家“无言”之说,其主张散见于《庄子》各章节。《庄子》的“无言”说本意是用来阐释道家的哲学理念,但在无意间触及到了语言学中的言意关系问题,又通过与后来的玄、佛思想相互渗透影响,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及其理论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注重含蓄、自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中国传统审美观念。

关键词:无言与道;无言与辩;无言与意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1-0228-01

1 无言与道

“道”是老庄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老庄所谓的“道”类似于今天所说的物质运行的普遍规律。由于老庄的“道”透过直观的现象直接深入到抽象的本质、世界的本原,接受者不易被理解、把握,同时也给阐述者带来相当大的难度,所以老庄反复表明“道”的玄妙高深,由此导出了“道”的不可言说性。如《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庄子》:“夫道,然难言”,“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可见是“道”的混沌玄虚特征导致了其在语言上的不可表述性。

无言还与参悟道之真谛相联系。《庄子》认为言语是外在的,“道”是内在的,用言语来表述“道”是不能完全无障碍的,百分之百全部传达清楚的。如:“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为不神者求邪!”要悟道,就要不能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应透过现象求其本质,有主张顿悟的直觉主义倾向,而顿悟是瞬间的灵光一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虽然这样,也不是无道可循的,道家提供的悟道方式是通过“心斋”和“坐忘”的方式达到“虚静”状态。只有形体清虚自守,无情寡欲,心境才能达到澄明空净的境界,才能看清纷繁复杂的世间万物的根本所在。

道家认为“道”是一切事物的最初本原和最高支配力量,“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与古人“天人感应”观念紧密联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在用天道解释了自然界的现象后,认为在人道也应遵循天道。既然天道自然而然,成功不居,寂寞无为,人道也应无为自化,顺应自然。在“无为”思想的指导下,《老子》提出“不言之教”,无言实际就是无为的具体做法之一,无为既是无言的原因也是其追求的目标。无为与无言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相互统一一致的。《庄子》“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在“不言之教”方面也有类似论述。如《德充符》中“鲁有兀者王骀”,其弟子与孔子的弟子一样多,而其教育方法则与孔子截然相反。“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这就是教育领域的无为,结果是行之有效的,王骀的弟子们都有所收获。后世将在教育方法上重视教育者的示范作用称为“身教”。

其实老庄提出“不言之教”的本义并不是针对教育方面的,而是与其“绝圣弃智”、“绝学无忧”的观点相联系的,主张抛弃知识与学习,实际是由其虚无主义人生观导向了方法论上的不可知论。也同样有这种极端的倾向:“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甚至说“狗不以善吠为长,人不以善言为贤。”过分贬低语言的必要作用,有些偏激。

2 无言与辩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动荡掀起了思想领域此起彼伏的论辩风潮,各家学派为了树立自己学说的权威,用尽各种手段,或讲学游历;或著书立说。论辩成为各种思想争胜的主要方式之一。如墨子时的儒、墨攻辩;与庄子几乎同时的孟子对杨朱、墨家的口诛笔伐。在举世争辩不休时,《庄子》却提出了否定论辩的“无言”观点。笔者认为,《庄子》并非是完全否定言辩本身,而是否定不同于己说的诸子之说。表面是否定诸子言辩的现象,实际是否定其言辩的内容。

一方面,它认为百家争鸣是聒噪徒劳、肤浅偏执的,争辩终究不及无言高明。这也与道家视角广、立足高的哲学定位有关,总能跳脱出人群,在至高处俯瞰世间一切。在庄子眼中,论辩者丑态百出,十分可笑浅陋。“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众多辩论者“犹一蚤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

《庄子》看到了“言”在当时的负面影响,即百家争鸣的弊端:“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认为诸子各持一端,彼此攻击,其实并无绝对的谁对谁错,难以以一家之言论作为一切是非的判断标准。浮辩之辞、华美之言反而掩盖、背离了真理,如同城市夜晚地面上太多刺目的灯光夺去了天上群星原本璀璨的光芒一样。

《庄子》还认为纷杂的言辩是导致政治上分裂的原因之一。如:“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之意,已乱天下矣。”认为浮夸的言辞会导致人际间的猜疑混乱甚至社会秩序的混乱。诸子争相立说,最终是为了为分而治之的诸侯所用。各种学说的不同,导致各诸侯国所实行的治国方针不同,从而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

另一方面,《庄子》对诸子争辩的否定实际又是其树立己说的方式之一。客观上来看,《庄子》也是参与了百家争鸣。因为任何个体都不能完全超越其所处时代的文明发展水平。在庄子时代,思想流派繁杂,要独树一帜是不可能不利用言辩这一途径的。庄子本人就长于论辩,常与其好友惠施展开激烈的哲理论辩。《庄子》中常见到其犀利的辩论机锋,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一节,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庄子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矛盾,对于自己的言辩之辞,以“齐物”观点轻松带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在这近似诡辩的言辞中透着庄子作为一名优秀的辩论家所具备的狡黠、机智、左右逢源、自圆其说的素质。

在论辩术方面,《庄子》提出“无言”,其实是“少言”、“精言”。强调言之有物,反对空泛浮夸。客观上提供了与其精深博大的思想内容相一致的较为科学有效的论证方式,主观上又有藐视百家争辩不休,欲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倾向,以及凸显、拔高己说之嫌,使其学说显得玄虚莫测。

3 无言与意

《庄子》的无言观点,还涉及到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言与意的关系,即语言到底能否完全充分地表现思维?而言与意关系这部分内容对后来古代文学创作及其理论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于言与意的关系,《庄子》认为语言具有局限性,不能充分表达思维中精深微妙之处。如:“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但《庄子》并不是完全摒弃语言,而是认为应充分发挥语言的暗示、象征作用:“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认为“言”只是领会“意”的工具、手段,如拘泥于“言”,反而不能得“意”,要忘“言”才能得“意”。《庄子》的“得意忘言”实际是对《周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发挥,其意义在于主张不受有限语言的限制,依据比喻、象征、暗示等方式,充分发挥接受者的主观想象,领会无限的“言外之意”。正如李泽厚所说:“《庄子》这些似乎神秘的说法中,却比其他任何派别都抓住了艺术、审美、创作的基本特征:

形象大于思想;想象重于概念;大巧若拙,言不尽意;用志不纷,乃凝于神。”

《庄子》的“无言”后来与玄、佛思想相互渗透影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玄学就在《庄子》基础上,进一步谈论言、意、象的关系。佛教也重视于无言中直悟佛谛,如“世尊拈花,伽叶微笑”的佛典就是强调言语之外的表情、动作的暗示效果。禅宗更是强调直观训练,认为只有无言,才能顿悟不可言说的禅理;若被外在的言语摇荡心性,反而会与真理背道而驰。

《庄子》的“无言”说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是诗歌方面)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魏晋南北朝的有些诗人的作品中也体现了“言外之意”,如陶潜“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田园诗,阮藉“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咏怀诗等。

唐朝诗人王维的诗深得释道之精要,“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直化《庄子》“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等诗句用一种省略留白式的方式产生虚静空灵的诗美。

宋诗虽已避开唐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别具面貌,但在主张“无言”意境的诗论方面仍有继承。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严羽《沧浪诗话》:“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凄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参考文献

[1][战国]庄周撰,[清]王先谦集解.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战国]庄周撰,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