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小木屋 魂牵大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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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农牧学院退休教授、高原森林生态研究所所长、在北京灵山开发了一个与森林分布相似的“高山森林生态观测站”的徐凤翔，又一次来到上海，专程探望因病入住华东医院的黄宗英。自从宗英入院后，她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来上海探望她的“宗英姐”，这一次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我已记不清楚了。
她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这次来沪是为了祝贺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再次获奖。于是，在接到她之后，我们马上来到华东医院。
我们在黄宗英病室的门口，见到黄宗英正坐在病榻左侧的椅子上，手里捧着一本书，读得十分专注。当我们走到她面前，徐凤翔叫了声：“宗英姐！”她才放下手中的书，露出歉疚的笑容，一边接过徐凤翔献给她的鲜花，一边招呼着我们：“坐，坐！”
我们刚坐下，宗英就从身旁一叠书上取出一张证书，这是她的报告文学《小木屋》荣获“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奖”的证书，这个作品已是第二次获奖了。
徐凤翔接过这份证书，马上喜上眉梢。“小木屋”，正是这位高原森林生态学家与作家结缘的媒介呀！
这话要从1978年说起。
当时徐凤翔出席了在成都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她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黄宗英注意。徐凤翔在发言中指出：“应该研究森林生态和人类社会需要之间的协调关系。”并论证了在建立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站的必要性。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居然提出用“生态协调”来替代已经用了几十年、而且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专业术语的“生态平衡”，并以无可争辩的语气对与会的学者说：“符合自然界演替规律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生态关系是协调关系”，因为“自然界诸事物之间谈不上什么平衡，而是只能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协调关系”。
徐凤翔的见解，让黄宗英这位对各式人等具有敏锐观察力的作家产生了浓烈兴趣。于是，她俩在嘉陵江畔，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当会议结束、她俩依依惜别的时候，黄宗英紧紧握着徐凤翔的手动情地说：“我希望有一天到去看望你，看望你的‘多美多美’的林子。”
徐凤翔虽然能够从作家热烈的话语中感受到一份温暖，但此时的她，只能把这些话看作是对科学家感情上的慰藉、精神上的支持罢了。她不能想象，一个年近花甲又体弱多病的报告文学名家，能够到高原去攀高山、住帐篷、饮山泉、钻密林……
然而，黄宗英居然真的来到了。
1982年的9月，徐凤翔从最西部的林区吉隆沟返回拉萨的路上，从广播中听到黄宗英到深入生活的消息，她感到心灵的震动。5年前，她俩在嘉陵江畔分别时，黄宗英曾经以十分执拗的语气说过：“咱们会在的森林里见面。”但徐凤翔怎么也没有想到，女作家是寻觅自己的足迹而来的，更没有想到的是：黄宗英居然跟着她钻了一个多月的林子，爬了一个多月的陡坡，住了一个多月的帐篷，饮了一个多月的山泉……
在拉萨的重逢，很有戏剧性，而且充满了要求与反要求、说服与反说服、劝告与反劝告……
当黄宗英提出要随徐凤翔的考察队进大森林时，徐凤翔的反应是冷冰冰的——她一个劲地摇头，不断地重复着：“不行，10月份进山太危险！”
“你们能进，我为什么不能进？”黄宗英很不服气。
“我们进去，是我们职业的需要。你，不一样。”
“你应该懂得作家有广泛的职业需要，他（她）必须了解各种人。”
“作家应该去了解英雄，我们不过是普通的林业工作者。”徐凤翔振振有词。
黄宗英马上把她顶了回去：“对，我们应该了解英雄，但我的文章并不只写英雄，只写完人，我还要写人的精神。只要有拼搏精神，哪怕他的事业暂时失败了，也值得我去歌颂。”
生态学家一时语塞了，但她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林区气候变化无穷、风狂雪暴，你的身体吃不消，我们也担待不起。”
“我备了各种药物，我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回内地的机票不好办，你为了跟我们进山退去回程票，实在没有必要。”徐凤翔说的倒也是实情，黄宗英怕找不到徐凤翔，买的是来回票，如今势必退掉。
黄宗英一步不让：“我认为很有必要。因为我要看看你赞不绝口的‘多美多美的大森林’，我还想看到未来的定位观测站的选址，我希望看看你们这些人的森林细胞是怎么活动的，我更要拿起笔写一点东西，争取有更多的健康细胞活动在我的作品中……”
徐凤翔的一句话，引出了连珠炮的一长串，一时间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反驳，嘴里只迸出了两个字：“那你……”
“我，我怎么啦？作家属于人民，请不要把他们划入贵族。我愿意、我也能够和你们走一趟，但不要嫌我是个累赘！”
徐凤翔终于被黄宗英那颗赤诚的心感动了。
于是，黄宗英退了飞机票，电告家中的孩子，她不能如期返回上海参加赵丹逝世二周年的活动。在她看来，跟随徐凤翔去看看大森林比什么都重要！
他们很快驱车出发，沿拉萨上溯，经过一片片杨林、柳树林卡；穿过秋色宜人的高山灌丛、草原和草甸；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米拉山、色齐拉山；越过举世闻名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来到了藏东南的波密林区。
波密岗乡雪山环抱，林木高耸，徐凤翔说，那里“山似碧玉簪，水如青罗带，树是绿华盖”。
“多美多美的林子啊！”自从黄宗英来到这里，便多次学着徐凤翔的口气，由衷地赞美着她眼前无边无际的大森林。她甚至感到已经和与大森林打了多年交道的徐凤翔一样地“中了魔”——被林子迷住了。
她好似年轻了30岁，她的糖尿病、低血压、经久性头疼、肋间神经炎等等症状似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每逢与调查组的同志一道上山的时候，她好像成了林业大军中的一员战士。
你看，她拄着拐杖，在高达六七十米的大树间走动，一会儿打开胸前照相机的镜头盖，为正在作业的林业科学工作者拍下珍贵的相片；一会儿又欢快地在伐倒的大树干上行走——丈量这树干的长度，就好像刚刚开始在平衡木上试着轻移脚步的小青年；一会儿又大声地嚷起来：“看，我采到了多么大的黑蘑菇。”难怪她这么欣喜，在进山之后她便自告奋勇地担当起“大厨师”的角色，每次进山，她都不忘为大家找一些野味佳肴。这只黑蘑菇当然是大家共享的美味了。
“黄老师，来帮我当个标杆。”徐凤翔在为一株高约70米、胸径1米多的大树拍照时，请来了黄宗英。如此，照片中的人和树便可在画面上形成对比，从而衬托出树的高大。
黄宗英来到大树前，张开双手站成了十字形，一边说着笑话：“看，我被徐老师钉在大树上啦！”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过是圣经里的故事，但被信徒们赞颂了多少年。黄宗英并不迷信主耶稣，而是宁愿被林业工作者“钉”在大树上——她已经与森林难解难分了！
每天，当晨星眨巴着眼睛隐到雪峰后面的时候，黄宗英已经在三面通风、顶棚漏雨的小板棚里为大家准备上山的干粮。为了让火烧旺，她往往跪在土灶前使劲地往炉膛里吹火，烟熏得她眼泪直流。人们笑着说：“我们的饭，是黄老师和白玛副连长（帮助科学工作者进山的部队藏族同志）‘哭’出来的。”人们从这些热气腾腾的、浸透着宗英的泪水的馒头、包子、烙饼、粢饭糕等食品中，窥见到这位女作家的菩萨心肠。为了让这些成天往林子里钻的人们保持食欲并具有足够的体力，黄宗英献出了“十八般武艺”。每当人们踩着夕阳的余辉，来到这三顶帐篷和一个小板棚组成的“家”时，立刻感受到在这冰天雪地中还有着难以比拟的温暖。这温暖并非来自任何燃料，而是来自作家的火热心肠。
“克——拉——萨——（藏语：吃饭啦！）蘑菇粉条白菜汤，还有葱花烙饼！”黄宗英吆喝着，她的嗓音高亢而甜美，听到的人好似听到了动人的乐曲。于是，欢声笑语冲破了高山的宁静，人们纷纷用“好吃！”“味道真好！”来赞美她的劳动，而此时的黄宗英犹如获得最高奖赏而感到内心的欢快。人们沉浸在情景交融之中，获得了“很美很美”的享受。
灯光下，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钻进睡袋。
“嗬，好暖和呀！”
秘密终于被人发现，这个集体的“好管家”黄宗英，几乎每天都趁着大家进山的机会，把被霜浸润过的睡袋拿到阳光下晾晒。
这样的作家，当然成了这个小小集体不可缺少的成员。
但，天有不测风云。黄宗英由于过度劳累加上身受风寒突然病倒了。她那暂时逃得无影无踪的肋间神经炎偏偏不知趣，又悄悄跑来侵袭她的肌体，痛得她不能躺卧，只能斜倚着到天明。
这可急坏了所有的人，徐凤翔更是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也难怪，黄宗英是她引来的，在这人迹罕到的荒山野岭间，根本没有任何医疗设施，她怎能不分外焦虑。
徐凤翔提出：“派人进城找部队要辆车。”
黄宗英却竭力反对，怎么能因为她而麻烦部队。她要求大伙帮她找匹马骑回县城。理由是：“我在西北骑过骆驼，这次希望体验一下骑马的生活。”天哪，这也叫理由吗？
性格执拗的生态学家终于拗不过这位作家，只好勉强同意了。而策马上路的黄宗英哪里知道，她这一走却造成了徐凤翔好几天的彻夜难眠。
她独处帐篷内，辗转反侧，思潮汹涌，难以入梦。
宗英姐呀，你如此忘我地扎根于生活之中，艰辛地开拓新的题材，怎能不获得那么多读者的钦佩。面对黑黝黝的帐篷，眼前出现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
她记得，当她提出要在藏东南建立高山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站的建议时，这位与森林毫无瓜葛的作家，却以惊人的敏锐，充分肯定建站的意义。这次来波密之前，黄宗英特地选购了两只漂亮的灯笼，说是“要挂在未来的定位站——小木屋的门前以志祝贺。”
她记得，当她向黄宗英倾诉了自己到处求人、落实某些科研项目的设想而遭到冷遇时，黄宗英鼓励她说：“你自己的心没有死，就不能以为别人的心已死了。事实上，为国家、为‘四化’在思考，在出力气的人到处都有。要相信‘水到渠成’。”
她记得，当她向黄宗英分析高山生态环境与森林的关系、研究林区农牧协调的关系以及定点观测的重要意义时，宗英悄悄地说：“现在，你的梦已经变成我俩共同的梦了！”这轻柔的话语，熨帖着徐凤翔的心，几年的呼吁和追求终于获得了知音。
完成了在波密的调查任务，是应该出藏的时候了，她与宗英在县城会合，决定走川藏公路（拉萨—成都）出藏。
徐凤翔曾经走过这条路，但与黄宗英相偕而行，还是有些心理负担的，因为这条路颇多险峻的路段。但对于黄宗英来说，却是一次尽情领略大自然风光的机会。其实，在上路之前，徐凤翔并没有过于担心，因为她走过这条路，曾在给我的信中描述过那次进藏时的情景。
二郎山是川藏公路的必经之地，她写道：“说到二郎山，很快会联想到五十年代唱的‘二呀么二郎山，高呀高万丈……’这支歌描写了它的高和险。但说来惭愧，在1978年我第一次进藏以前，由于看了资料，知道川藏线（成都—拉萨）沿途要经过14座大山。除二郎山为海拔3200米外，其余都高在4000米以上，故一直把它视为群山中的‘小弟弟’。而当时我乘车行进途中，因初次进藏，沿途又看又记又摄影，真是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故也未觉得它险。”
但是，这一次，心情却不一样了。信中说：“在这次出藏时，终于真正领略到二郎山的厉害！”
“……12月1日傍晚，我们车抵泸定，果断地决定当晚翻二郎山。于是跨大渡河（所经河面海拔1300米），蜿蜒曲折地爬上山口（海拔2900米）。这个山口是西坡与东坡的分界。一登临此地，东坡的景色跃入眼帘，恍若进入神话世界。因为二郎山东坡承受并滞留了太平洋的湿润气流，空气湿度很大，冷凝结冰，使冷杉和杜鹃等树木裹上了冰晶，在汽车灯光照射下，一株株玉树琼花，千姿百态，我两眼紧紧跟着车灯照射的范围左顾右盼，多么想把这种奇景尽收眼底呀！”行文到此，她突然话锋一转。
“在欣赏大自然的冰雕的同时，我的心却似提到了喉管一样的紧张，因为路况确实险恶，弯又急、坡又陡、路又滑（地面覆盖了一层薄冰，好似浇上了油，而我们的车轮与防滑链的尺寸不合，没能挂上）。我想，自己如果万一不测，那是‘活该’，因为是自找的。但让宗英同志和我一道走，太对不起她了，而司机也是我‘求’来（因为他们车队已收车休息）专门送我们出藏的。所以歉疚之情随着急弯拐道而上升。”
“宗英同志却为我们这段行程增添了风趣。她不仅毫不紧张，还坦然进入睡乡。当时我因忙于观察，就分配给她一个‘任务’，请她报路标给司机同志提示。她忠于职守地在报着，急弯、陡坡、‘儿子’……当她第一次报儿子时，我还以为她也被玉树琼花般的美景迷住了，打算让她的儿子赵劲以后来拍摄影片哩。但她第二次报儿子时不免有些奇怪，司机更正说是狭路的标志‘][’，这个洋相使得我们三人都哈哈大笑，紧张的气氛为之一弛。以后，再遇到‘][’时，就又是‘儿子’、‘孙子’地报着。汽车一直下行，过鸳鸯岩、新沟，海拔降至1500米以下，路面逐步平缓，冰层也消失后，我才觉得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同时又觉得腹内空空，宗英同志立刻剥了一个鸡蛋塞进我的嘴里……”
在信中，颇有文学修养的森林生态学家，为我们描绘了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女作家的形象，黄宗英从容过二郎山时的言谈举止，充分表明她是一位如徐凤翔所说的“科学的知己”，为了在作品中表现徐凤翔的精神与业绩，她做到了舍死忘生。
黄宗英在成都与徐凤翔分手了，让徐凤翔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四个多月，以她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就发表在1983年5月的《文汇月刊》上，接着，《人民文学》杂志也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福建人民出版社作为急稿发排付印、快速出版了《小木屋》报告文学集。
在《小木屋》中，黄宗英将生活在高山密林、野地帐篷、风雪行车中与徐凤翔共同度过的五十多个日日夜夜化为诗一般的语言，凝成了动人的篇章。
徐凤翔4次往返（南京—）、5个春秋，6万（公里）行程中的欢乐、愁苦、祈求、向往；徐凤翔“抛夫别子”只身来到高原深处，将诸多困难升华为一种理想，一个信念——高山生态观察站屹立在大山深处；徐凤翔与她的丈夫、南京林学院教授范自强以诗言志，两地唱和的感人情景……都编织在这篇《小木屋》中了。
她写道：“我不相信小木屋的梦不能实现，在我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知识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任凭是怎样的遭遇，我们心甘情愿、心甘情愿！”
经过黄宗英的不懈努力，她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阮若琳的支持，拍摄一部纪实片，让广大观众一睹徐凤翔迎艰历险的勃勃英姿，并且展示冰峰雪岭中的森林宝藏，让人们对建立高山生态定位观测站的必要性产生直观的感受。以此来助这位生态学家一“呼”之力，感动有权之士，给徐凤翔一座真正的森林中的“小木屋”。于是，1984年的仲春，黄宗英办了出院手续“脱我病服，披我裘氅”，怀揣着带有油墨香气的报告文学集《小木屋》，与徐凤翔在波密再次相见了。
这天晚间，两位在“他乡”遇见的“故知”，又像一年多以前钻在一顶帐篷中。
在摇曳的灯光下，黄宗英把那本《小木屋》郑重地交到徐凤翔手中。她说：“《小木屋》的快速出版，赶上了电视报告文学剧《小木屋》的即将开拍。但愿这是个喜庆的征兆，迎来真正小木屋的出现。”与徐凤翔一样“入了魔”的人，开口就是小木屋，这怎么能不让女学者动感情呢？
正当徐凤翔要表述一下自己情感的时候，黄宗英又捧出了一只小火锅。这是她路经广州时，菩提园酒家的经理得悉她将要跋涉数千里到拍摄电视而赠送给她的，现在她却转赠给徐凤翔了。她说：“你经常在野外风餐露宿，又有胃寒，就用它来煮一杯牛奶什么的暖暖心吧。”
这一夜，徐凤翔彻夜未眠，思绪万千。她把整本《小木屋》，从第一篇推荐文章到最后一篇《大雁情》一口气读完了。当时，黄宗英躺在她的身旁，因旅途劳顿已悄然入梦了，徐凤翔为了不影响她休息，是打着手电筒读完全书的。
黎明的曙光透过红色尼龙帐篷射了进来，徐凤翔见黄宗英还睡得那么香甜，便悄悄地起身了。当她一只手触摸到枕畔时，却摸到了一大片湿漉漉的水迹。这位献身于高山林海的女强者，在迎艰历险甚至有生命危险时泪不轻弹，但在夜读《小木屋》时，却大动感情地留下了泪水。
宗英重进林区后，在充当《小木屋》电视剧演员、导演等多重角色的同时，马上又干起她的老本行——为调查组当起了“大厨师”和“好管家”来。她烧水煮饭做干粮，爬山钻林为大伙送饭。一天，她特地把一只事先准备好的饼送到徐凤翔手中，并且对她眨了下眼睛。徐凤翔掰开饼子的时候，发现了其中夹着的纸条，她连忙打开一看，一行藏文赫然进入眼帘，她马上找了帮调查组工作的藏族师傅金巴来翻译，原来上面写的是“有理想者最幸福！”徐凤翔深切地感受到黄宗英对她的祝福和激励。黄宗英和各方面的支持，使她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在她写的一首词中，曾有这样的句子：
“沧海知己众，何惧影单！”
黄宗英在的一个多月中，整天忙个不停，稍有一点“闲空”，她就拿起毛线针，忙着为徐凤翔织一条宽宽的腰带。前年，她曾为徐凤翔织过一条，已经伴随徐凤翔一年有余了，它不但可以保暖，而且还担负过捆枝扎叶的任务。此次在这里重逢，这位以“马大哈”著称的女作家，却细心地发现徐凤翔身上的那条小腰带。她意识到徐凤翔多么珍视她的这个“作品”，激动得眼圈也红了，对徐凤翔说：“我一定再给你结一条宽宽的，更好的护胃。”
调查组林业工作结束了，徐凤翔建议黄宗英和电视摄制组的同志们到大卡湖畔去看看幽静的湖光山色。
徐凤翔和黄宗英在湖畔林中并辔缓行。来到湖畔，在下马以后，面对着优美的湖光山色，这位作家似乎有点心不在焉，而且两只手在忙不迭地鼓捣着一张纸，不能不引起徐凤翔的注意。一会儿，白纸变成了一只小船，黄宗英掏出了笔，在充当船帆的纸上写了两句话“一息尚存，不落征帆”。
1983年7—8月间，徐凤翔打点行装开始了墨脱之行。
墨脱，当时还是全国唯一一个未通公路的县，又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北倚海拔7000多米的南迦巴瓦峰，南承太平洋暖湿气流，雅鲁藏布江纵贯于中。这里有着丰富的气候类型，包括了北半球的寒带到南亚热带（针叶林到常绿阔叶林）系列、完整的森林垂直带谱，对于一个研究森林生态的人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呀！但，它又是一个人们视为畏途的地方，它地势极为陡峻，交通闭塞，是一个最难进入的地方。
这是徐凤翔投身林业30多年来最惊险、最艰辛的旅程，她自己说是“差一点埋骨青山”。于是，在完成任务从然乌林区出口，在海拔3900米的然乌湖畔她拍了一张照片，写了一首小诗。诗曰：“九死一生，墨脱幸还，然乌湖畔，傍水面山。云朋松友，深情伫盼，一息留存，不落征帆。”
黄宗英听徐凤翔吟诵过这首诗，她把小诗的最后两句录在这条小船上，然后，这艘张着希望之帆的小船便被放在湖上，任它向前——载着科学家的信念、意志和追求……
5月20日，在群山雪峰的怀抱中，在江水滔滔的泊龙藏布江畔，在苍翠高耸的大森林边，小木屋落成了！这不完全是为拍摄电视片而搭制成的、作布景用的小木屋，而是真真实实的，今后可以为高山森林生态定点观测用的小木屋。当这座小木屋突然出现在徐凤翔面前时，她的心中翻腾起冲天的感情巨澜，这和她梦中出现过千百次的小木屋多么相似呀——人字形的屋顶上，细细的烟囱仿佛在招手致意，门前一个小小的走廊可以遮风避雨；屋前一棵古朴苍劲的山桃树花期方过，落红点点，与如茵的绿草、淡白的梨花相映成趣，使这一切蒙上了一些童话的色彩。但是，这如诗如画的一切，在她的眼前越来越模糊了。
她好似又回到梦境，小木屋被云遮雾绕了。这当然不是梦，而是徐凤翔夺眶而出的热泪，模糊了她的视线。此刻的她，真想立刻跑到小木屋前，抚摸它，端详它的一廊一柱。但是，屋前屋后还有人在进行扫尾工作，她担心自己会失态，会伏在小木屋的窗棂上放声大哭。于是她只远远地看了几眼，就匆匆返回驻地，倒在床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这时，她才发现，就在她的身旁，还有一个人在呜咽啜泣，啊！这是宗英大姐在与她同声一哭呢！徐凤翔十分清楚，只有在生活中洞察社会、爱国爱民，用自己的笔追逐时代足迹的作家，才能对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怀有如此充沛的感情，才能与徐凤翔如此心灵相通的同声一哭。
这座小木屋虽然可以作定点观测站之用，但并未作为一个科研项目立项，更没有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并获得财政的支持。而报告文学集《小木屋》的出版，电视报告文学片《小木屋》的播演，都成了强有力的“催化剂”。而黄宗英呢，则不仅把为科学家的呼吁写在纸上与荧屏上，而且不管遇到文学家、艺术家、戏剧家、科学家，还是朋友、亲戚、新知、旧识，乃至在与有关领导同志的接触中，她都要喋喋不休地讲起徐凤翔和小木屋。而徐凤翔呢，也是多方奔走，强烈呼吁，终于得到林业主管部门的批准，在建立了高山生态观测站，圆了徐凤翔——不，还有黄宗英的小木屋梦！
徐凤翔似乎“功德圆满”了，她在1986年3月给我的一封信中附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摄于八一新村农牧学院她的宿舍门前的照片。她在照片的背后题了一首诗：
藏族假小子，江南老太婆，
“芳”龄五十五，移家驻源头；
东西南北路，风雪和汗流，
树友花影伴，神往大山河。
看来，这位教授要把“大山河”藏在自己的心底深处，藏一辈子。
果然，几年之后，她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要在北京灵山再建一座高山森林生态定点观测站与研究所，据她说：在经过多次考察之后，北京灵山的地形地貌、森林类型和生态环境与波密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一座包括高山植物、动物在内的，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林、果、茶、药与珍贵动物五业兴旺的生态研究基地“呼之欲出”了。已年逾花甲，正在奔向古稀之年的徐凤翔的这个设想令人震惊！
秉持着“生命不息，不落征帆”这一崇高理想的徐凤翔终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北京复制了一座与功能相似的定位观测站，只不过，这里还是对青年人进行森林生态教育，对旅游者普及高山森林知识的场所。
从农牧学院退休了的徐凤翔教授，又在一个新开拓的事业中过起她的“退而不休”的生活来。直到现在，80高龄的她，仍在那里与她的“小木屋”和“多美多美”的林子打交道哩！
……
这次见到黄宗英，话题从小木屋转到徐凤翔当年的“游历”上来。徐凤翔说2009年，她获得了“大丰收”，而且在考察中弥补了她的一些“空白”。
暮春季节，她自费花了11000美元，对南美洲的五大生态系统进行了考察：“我乘了微型飞机，从高空察看亚马逊水系和绿丝带状的水中森林，这种‘飞鸟式之旅’的特殊感受是别人很难领略到的。”
仲夏，她重返高原森林生态研究所——小木屋，访云朋树友，江河洲滩，而尤为难得的是，她乘上飞机从高空拜谒喜马拉雅山雪峰。此前两次，她都是在雪峰脚下遥望祭拜，而这次，她却是从云天之际俯瞰这座神峰，她说，这是一次“羽化登仙”之旅。
这还不算，她说2009年的隆冬季节，她随环保人士西行，采访江河之源，慰问震后乡亲。果然，后来她在寄给我们的新年贺卡中，印上了她在2009年12月31日摄于怒江第一湾的照片，并且让友人们分享到这一年她徜徉于河山之间的快乐。
宗英后来说：“她的四年旅程，真是浪迹天涯，遨游长空……行得‘疯狂’，活得丰富。”
如今，已度过80华诞的徐凤翔，仍然在北京的灵山脚下，实践着她“一息尚存，不落征帆”的誓言。而在与黄宗英见面后，她总是惦念着写《80芳龄的徐凤翔》的黄宗英又在发什么“疯”（《80芳龄的徐凤翔》是黄宗英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