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眼里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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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天顶甘有人会看见看到我不甘愿这样过一生

在我的一生我甘愿来相信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春天

在我的天顶大雨落不停也不能改变到我的固执

永远等待那一日咱可以出头天

人生不怕风浪只怕自己没志气

在我的天顶甘有人在保佑怎样我常常摔的头壳流血

血乾会结痂失败也不失志成功是咱自己看自己得起

飘浪的日子等待著时机我不信命运会这么无情

永远等待那一日咱可以出头天

――《出头天》(五月天)

2010年2月14日,在中国人眼里是春节,在西方人眼里是情人节。总之,是一个该给自己放松放松一下的日子。然而,这条老街之上, 杨海霞的文具小商店却依然开门营业。

清早起床,杨海霞特地打扮了一番,毕竟是大年初一嘛!在左右门面都关张大吉的街上,她和她的小商店特别显眼。过往的人群尽管川流不息,但却没有几个关注这家小商店,毕竟大家都要走亲戚、串门、拜年。那天,她卖出了一个文件夹,纯利润0.5元。晚上,便和小姨一起做了几个菜,算是过年吧!

高考落榜之后,杨海霞就来到了武汉,投奔她的小姨。那年,她刚刚20岁。“我是老大,还有几个弟弟妹妹要上学读书。在家里赚钱太艰难了,也太少了。不过,我真的很想读大学。”杨海霞说。她已经意识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硬道理。

大都市的冲撞,让杨海霞倍受挫折。招聘会上,“大专大本学历”、“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等等字眼使她屡次碰壁。低学历低资本无经验,对于她而言,她也只好一笑而过,“找不到工作,就自己做生意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

每天早上七点钟,杨海霞便开门做生意,晚上十一点钟,她方才关门。她几乎成了这条老街上的时钟,无外乎就是不放过一个赚钱的机会。今年的春节,她也没有回家过年,而是在冷冷清清的门面屋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钟头。生意是守出来的,杨海霞每天过着复制一般的生活,但她决心坚持,两年如一日地拼命赚钱。她没有交男朋友,没有买化妆品,在赚钱与攒钱之间穿梭。“先做点小生意,争取多攒点钱,以后一定会做大的。”她很有信心地说。

在长江三桥管理所工作的小胡,今年刚刚21岁,家乡在河南信阳,由于家里贫穷,他只得辍学,来到武汉打工,通过熟人介绍到长江三桥工作,做了一名清洁员,“我只有中学的文化程度,招聘会上,人家根本就不要,我只好就来扫地了,还得担心可能随时下岗,毕竟我只是个临时工。”

“我可不想这样总是做扫地的工作,但是现在又没有更合适的工作。”看得出来,小胡不满于现状,而且有些发牢骚,“三桥桥面上行驶的都是大货车,每天灰尘都很大,我们累得要命,工资也不算高。”

他的同乡小曹对此也有些不满,对于他们这样的清洁工,工作还有一定的“危险性”,有一次,小曹在清扫桥面,一辆大卡车飞驰而过,小曹差点儿就被车撞到,桥上的大货车开得很快,最低的时速也有80码,“我们每天拼命干活,为这个城市做最基层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享受市民待遇?”

吴阳,1986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家里收入微薄,初中毕业之后,吴阳便只身来到武汉,只希望能为家里多赚一些钱。他做过很多杂事,在钢材公司跑过业务,也在餐馆做过服务员,目前在一家皮鞋制造厂工作。

吴阳不甘于永远这样拿着微薄的收入,于是他选择了创业。他让女朋友在湖北大学附近租了一个门面,卖女士服装,做学生的生意。经过和房主的反复讨价还价,最后,租金讲到了一千元。但做学生生意,每年的寒暑两假都有近三个月将处于淡季,甚至关门,因此,他们二人心里还真觉得有点不划算,一千元太贵了。

每天早上,女朋友到汉正街去进货,自己去皮鞋制造厂上班,晚上二人一起经营小店,这样早晚都可以有所收获。由于地段不错,小店的生意还比较红火。吴阳把皮鞋制造厂生产的一些皮鞋,以出厂价带到自家小店去卖,这可是低成本的买卖,两人小赚了一笔。后来,女朋友建议说:“我们可以再租个门面哦!”这一句话倒提醒了吴阳,于是,两人合计开了第二家门面,依然经营女士服装,虽然时间更加紧凑了,但日子过得很充实,很甜蜜。

身上沾泥花脸上挂汗花/为了一个梦进城闯天下

昨天我是农民今天当工人/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

兄弟姐妹把胸膛挺起来/历经艰辛不怕风吹雨打

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未来/我们的人生一样好年华

――《农民工之歌》(王宝强)

在省博旁的一家建筑队,1986年出生的陈松林对目前的状态感到满意,这个荆州小伙子初中毕业后,就来到了武汉打工,也可算是个“资深打工仔”了。刚来武汉时,他端盘子洗碗,只要是能赚钱的活儿都去应聘。现在,他每月的工资一千来块钱,多做还可多得。

陈松林矮矮的个头,结实的身板,标准的力量型农民工的体格。他们一个建筑队,十几个人住在一起。一个框架结构的活动板房,水电都齐全,有电视、冰箱等等生活必需品。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十几张床了。但比起老一代农民工,条件已经得到了飞跃性的进步。

杨海霞尽管有个小姨在武汉,住房条件仍不够乐观。找不到工作成为了这个小姑娘“自主创业”的直接原因。这条做生意的老街尽管门面破旧,所在的居住区的整体水平也不高,但租金不贵,更重要的是“门面对面就是一所小学”。在小姨的帮助下,她租下了这间门面,主要卖学生用品。“租金便宜一点就行,我只想先混口饭吃。”

杨海霞显得比较满足。杨海霞的小姨就住在门面后面的屋子里。为了省掉在外面租房子的钱,杨海霞住进了小姨的屋里。这种特别的“前店后家”格局,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每卖出一个笔记本,哪怕是一只铅笔、一块橡皮,她都会很满足。

的确,对他们来说,能够在城市生活便是奔向美好生活的第一步。采访中,吴阳对单位的福利待遇要求也很简单:“只希望该放假时别加班,加班也别加到凌晨,我也好陪陪女朋友。”说这话的时候,他也感到了社会的不公平。

“但愿老板对我们好一些,我们才能够安心打工。”但与杨海霞相比,吴阳更希望自己赶紧在这个城市彻底稳定下来:“要想在大都市站住脚,房子就是大问题,买个房子就可以迁户口……”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居高不下的房价,大概是吴阳们心头永远的痛。

小胡和小曹也希望有一个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小胡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别再用农民工的眼光来看我们,我最反感有些司机对我们有些歧视。”小曹说:“我也想过换个工作环境,但到哪儿去找呢?”尽管有种种不顺心的事情,但他们选择了忍受。

在长江三桥管理人员范师傅看来:“桥上也离不开小胡和小曹这样的人,比如在前不久的融雪防冻工作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主力。”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

才张开翅膀风却便沉默/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

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

每把汗流了生命变的厚重/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

海阔天空在勇敢以后/要拿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

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

让我不低头更精采的活……

――《海阔天空》(信乐团)

父母在,不远游。但杨海霞却坚信:“书没有读成,力气也没有,种地那活儿,我也做不来,只有出来了。”

打工这些年,陈松林省吃俭用,也颇有一点积蓄。当然,隔三差五,他就向家里寄东西。比如寄点钱,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甚至于一些穿不了的衣服,都寄回家去。“能省点就省点吧!”陈松林说。勤俭节约的“农民”本质,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仍然有不少的体现。对自己的未来,陈松林回答得倒也痛快:“等做到二十五六岁,攒足了钱,就娶媳妇生孩子。”

最近,陈松林的家里传来的一条不幸的消息,不得不将他的“人生规划”打乱:母亲得了癌症!在家里,陈松林是个大孝子,得知消息后,他马上请假回家,在家照顾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把这几年打工的钱全部留给了家里。“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那就是遗憾!”重新回到武汉的小陈继续拿起建筑工具,开始了挥汗如雨的工作。在他眼里,工作就是希望。

大武汉给无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带来希望,也给他们更多的生活感悟。“到了武汉,确实见了不少世面,学到了不少东西。”杨海霞说。她学会了使用手机,学会了上网,学会了听音乐。她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学会了使用手机,怎么学会了上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知识都是生活教给她的。

陈松林也经常把武汉的一些特产,或者是一些新鲜玩意儿寄回家去,好让家里的兄弟姐妹开开眼界,“很多东西家乡根本没有,我不能让家里的弟妹一辈子穷着。”有一次,他给父亲买了一提脑白金,结果父亲在电话里却表示出不满:“你干嘛把几瓶糖水寄给我啊?”

与陈松林相比,吴阳从外表上看,根本就是个城里人,甚至更时尚,更前卫。他使用蓝牙的手机,染着头发,哼着流行歌曲。他态度非常坚决地说:“不要再叫我农民工!”

对未来,吴阳也有一个规划,他觉得还是在武汉发展比较好,所以不愿再回家乡工作。“并不是因为在武汉找到了女朋友,更重要的是,我适应了城市的文化,心甘情愿留在这里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