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高原上的绿色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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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拥拥挤挤的丑陋山头像海神理就的一个世界，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生存简直是一个奇迹。”1936年，斯诺在《西行漫记》曾这样形容陕北高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陕北就像一辆马车，在尘土飞扬、植被稀缺的陕北高原缓慢前行，头戴白羊肚肚手巾的陕北人甚至成了陕西落后、闭塞的形象代言人。

如果不是亲自站在高高的台塬上，很难相信陕北高原已经悄悄丢掉了“黄”帽子，换上了绿装。而陕北人民的衣食住行、所思所想也随着经济模式的巨大改变发生了巨大改变。

政府白天种树，农民晚上拔苗

“林上山、粮下川、羊进圈。”行走在丘陵沟壑之间的盘旋公路上，1999年政府提倡的退耕还林口号还依旧树立在山林之间。

退耕还林以前的秋冬，站在高处看陕北，群山就像一笼蒸熟的馒头，山顶黄秃秃、光溜溜的。而现在，在卫星遥感地图上，陕北的区域版图，已经被一片浓郁的绿色所覆盖。十年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草），陕西植被覆盖度由2000年的56.9%，增加到2011年的69.24%。

与退耕还林一起实施的还有经济林木作物的推广。

屋前是猪圈，屋后是苹果园，四五户在山丘顶的零零散散住户组成了陕北延安宜川县云岩镇刘家桌村。

这是陕北一个很普通的村庄，黄土高原养育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而现如今，靠天吃饭的种植庄稼已经变为种苹果。据刘家桌村村支书胡永胜介绍，现在全村耕地90%种的是苹果，人均3亩苹果园，每亩收入1万余元。

云岩镇种苹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宜川县政府号召农民们种苹果树来代替传统的粮食作物，这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都是种麦子、玉米这些粮食，谁也不知道种苹果到底收成会怎么样。苹果又不能当饭吃。”胡永胜说。不过，既然政府要求种，作为村支书，胡永胜只能响应政府号召，忍痛在地里种起了苹果。“当时心里也没底，只种了两亩苹果。”

但是并不是所有村民都如胡永胜一样遵从政府号召，“不老实”的村民有很多，他们迟迟不同意栽苹果树。白天村里给村民“热心地”种上苹果树，晚上就到地里把树苗给拔了。这并非云岩镇的特例，现在陕北大部分的苹果产区都经历过村民抵制政府种苹果的行为。

七八年后，第一批苹果树苗出果了。胡永胜至今还记得，那两亩地果树产出来的苹果共卖了1000多元钱，相当于他种四五亩庄稼的总收入。

那时，胡永胜和村民们在地里挖了一个地窖子堆放苹果，等着收果人的上门。胡永胜还记得第一个收他家苹果的中间商是一个广东人。他打听到哪里有苹果，就开着摩托车去收货。当时胡永胜也不知道苹果到底应该多少钱一斤，这位广东人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不过，只要价格谈妥了，这位中间人也不管苹果的个头大小，味道酸甜，全部都收走。其实，无论胡永胜还是其他村民，都不知道也不管他们的苹果会卖到哪里，市场上会卖多少钱。“我们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也没电视没报纸，根本不懂啥叫信息。人家说什么是什么。”

从等待买家到创立果业合作社

当第一批苹果收获之后，村民的想法开始变了。他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粮食，开始大面积种植苹果。

“大概是2003年前后，全村掀起了种植苹果的热潮。”但是种植苹果的人多了，价格就成了问题。

其实得益于黄土高原昼夜温差大的气候，陕北的苹果糖分含量高，加上易于保存的特质，陕北的苹果一直不愁销路。但是价格究竟谁说了算？

那时候，基本上村民见面都会不自觉地谈起苹果的价格。“要是听到我卖出去的苹果价格比对方高，嘴上不说，心里头高兴；但如果自己的没卖出去而对方卖出去了，就得想法了解对方的开价。”

再过了几年，农村去大城市打工的人逐渐增多，村民也逐渐开始知道，在春节前后的苹果价格最高，不少果农试图自己建立大的地窖以等价格高时卖掉苹果。

“当时，有一户村民种了十几亩苹果，也和一个经销商谈好了价格，约定好春节前交货，但是等到交货时打开地窖才发现苹果都烂掉了。”提起此事，胡永胜一脸愁容，“最后发现是地窖透气的出口被狗无意间堵上了。最后这个果农想不开就喝农药自杀了。”

而有一批有胆识的果农则选择了走出去，亲自去找市场。果农高缠兵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当地政府也开始组织村主任、村支书到外地去学习，特别是有着丰富苹果种植经验的山东等地。

通过考察，高缠兵与几个村民建立了果业合作社，将苹果集中起来，这样就有谈价格的优势。然而这种集中起来与经销商合作的方式对于这位“保守”的农民来说有时候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高缠兵说他和一位天津的经销商达成了协议，双方按照五五分账。起初他对经销商完全信任，然而有一年春节，他去看望经销商，发现他在市场里卖的苹果价格高出了他们商定的价格。“价格有高的时候也就有低的时候”，经销商这样对他解释。

高缠兵当然知道其中的“奥妙”。他也不好说破，更不能跟对方翻脸，因为市场不在他的手里。

而另外一个果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强亚博则另辟蹊径，除了将村民的苹果集中起来，他还投资几百万建立了冷冻库，根据储存量的多少，村民交的费用从5000元到3万元不等。

最令强亚博津津乐道的则是合作社引进了苹果EPE发泡布（珍珠棉）生产线。“这个不受天气影响，每年的销量也有保障。除了供自己使用还能卖给其他苹果经销商。每年的利润有60多万。”

现如今，在云岩镇已经有9家合作社，超过一半的果农加入了果业合作社。“主动出击，寻找市场”已经不再是一家农户的事情，而成为了大伙儿一起发财致富的大事。

微博时代的村庄

2010年，镇政府官员王涛从计划生育工作站的站长调任为负责合作社工作的副镇长。王涛很熟悉微博，他曾经利用微博宣传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在网上引来了各种争议，但粉丝的暴涨也让他成为了一位“加V”的政府工作人员。

身份的转变并没有改变王涛利用微博问政的初衷，这位“微博达人”开始利用微博帮村民解决实际的农业问题。

2011年7月，刘家桌村突然天降冰雹，砸向直径尚不足2厘米的幼果，幼果光洁的表面多了几个浅淡凹坑。2011年10月，等到苹果成熟，“毁了容”的苹果过不了苹果经销商的“选美”关，近50吨原本抢手的富士苹果无人问津。

然而塞翁失马，因伤遭弃的“冰雹苹果”，却一改经过、苹果经销商这样传统渠道走向市场的途径，体验了一次与众不同的“网络直销”。

2011年10月12日晚8点半，副王涛在微博上求助，在接下来的10天里，7000多条转发，网络吆喝，促成了一笔笔现实中的生意。

北京18吨、深圳7.5吨、海口20吨，加上南京、厦门的订单，50多吨“冰雹苹果”一下子都有了着落。

而北京购买18顿苹果的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除了帮忙卖苹果，还促使其与物美超市完成了“农超对接”。

2012年9月2日，18吨优质的延安“嘎啦”苹果正式投放北京物美超市，当天就卖了2吨。

其实，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王涛和云岩镇的村民都见识到了微博的力量。

王涛说，开展网络销售难度很大，开展农超对接是一个通过网络和微博让苹果销路更好，提高果农收益的一次很好的尝试。

事实上，第一次进行农超对接时，王涛也一路通过微博记录着苹果从云岩进入北京的过程，“这也算是一种微博营销吧，就是想引起大家的关注，知道我们的苹果。”而面对微博这种新“玩意儿”，高缠兵则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只要它对咱们的苹果有好处，那我就去学学它，看这怎么搞。”

无论是建立果业合作社还是微博进行营销，王涛坦言，现在云岩镇的苹果种类比较单一，主要以“红富士”为主，对于苹果深加工的产业链也还未建立起来。

也许另一个问题也是王涛所没有关注到的，那就是，即使农民的收入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增幅，但依旧有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离开这片黄土高原，去繁华的大城市打工。留守在家中种苹果的大都是像胡支书那样年过五十的庄稼汉。“也许再过几年，我种不动地了，可以把我的果园子租出去，让别人种，我可以在城里安然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