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报道“四季歌”如何“唱”出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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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多年教育报道的记者都会有一个困惑，教育领域的事件有很强的规律性：每年的秋季一定会开学，每年的夏季一定会高考，每个新入学的孩子一定会有新鲜好奇感，每个毕业的学生也一定会有离愁伤感。教育的“四季歌”让不少教育记者失去了采访和写作的激情，对很多教育现象缺少了继续探寻的冲动。教育报道也容易流于平淡和肤浅。

在近十年的教育采访和报道过程中，我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这个问题。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茫后，我逐渐找到了一条深入到周而复始的教育现象背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研究性报道的道路，使得教育报道的“四季歌”季季能“唱”出新意。

日常报道寻找突破

教育报道的“四季歌”首先表现在日常报道上，因此，如何在日常报道中寻找突破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问题。

这两年我就尝试在每年都要做的高考报道上寻求突破。这几年，随着整个社会对高考的重视，很多人性化的政策相继出台，再加上高科技手段在防止作弊方面的应用，使得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高考很少再出什么“事件”了，每年的高考都会“平安度过”。因此，除了高考的常规报道之外，怎么能在这样的“和平年代”里，寻找到新的突破口呢？

2009年高考结束，出分数线、高校录取……所有这些都在按部就班地发生着，不少跑这个口的记者完全可以拿出往年的报道，换上当年新的数据、人名等就能是一篇新的消息。

“我做什么呢？”翻看当年各个网站最热门的教育新闻，我从中寻找着感兴趣的内容。突然，在各大报纸和门户网站连篇累牍的、有关当年的高考状元怎么学习、怎么娱乐、怎么备考、怎么临场发挥的报道中，我发现，在报道的某个角落里提到该名高考状元的班主任也曾是这个学校实验班的高材生，也跟高考状元有着类似的成长经历，可以说这名老师当年也是具有状元潜质的人。

这个信息让我产生了两个兴趣：第一，媒体对高考状元的关注还往往停留在高考状元产生的一刹那，最多关注一下高考状元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状态，但是对于高考状元的成长环境：他有怎样的老师、学校给他们提供的是怎样的教育，也就是高考状元成长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则涉及的较少；第二，高考状元是应试教育的胜利者，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一般只停留在高考分数出来那几天里，而对于高考状元，以及那些拥有高考状元潜质的学生，他们在今后的发展中也会像在应试教育中这样出类拔萃吗？学业的成功给他们的人生到底带来了什么？于是，我试图从这位状元老师身上寻找答案。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成功的人背后总会有耐人寻味的故事。在采访这位状元老师时我发现，在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恶性事件连连发生、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痛惜师道尊严荡然无存时，还有很多优秀的老师带着朴素的理想，把所有的聪明和智慧都用到了教育孩子这件事上，就像我采访的李秋生老师说的：“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似乎早在我心里做好了，我所要做的就是去执行它。”李秋生老师在谈到拒绝了某著名基金公司的邀请，选择了回到人大附中当老师时，把当老师说成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带着这样的信念站上讲台的老师必定是倾尽全力的，当年高考理科的前三名全部出自李秋生的班级。

采访的结果令人兴奋，这样的故事让人充满希望，但是，记者的职业素养提醒我，还不能忽视了学生的视角，于是，我又深入到这个班级中，深入采访了该班和外班的多名同学。

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要学秋生哥”。在采访中我还发现，这些被称为“牲口”的孩子似乎并不是只知道学习，他们轰轰烈烈地搞活动、他们漂漂亮亮地出刊物，学校也给这些孩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学校的传统活动有：学生主持人大赛、学代会、歌舞嘉年华、电影节、圣诞晚会、模拟联合国等等。所有这些活动，从创意、组织，到最后执行，都是由学生会的学生自己负责的。作为校学生会主席，赵振宇就是所有这些活动的总负责人。“这个工作给了我特别大的空间，也给了我全方位锻炼的机会。”赵振宇说。每次活动之后，他们都会出刊物。“几十页全是铜版纸彩色印刷。”曾经在校学生会工作过的彭韦加很自豪。

教育界经常说：“状元占有了太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他们理所应当成为状元”、“状元的成功其实意味着教育公平的失败”……但是，在深入采访之后我发现，偶然背后一定是必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老师和学校，才会有异常优异的学生。于是，我先后发了两篇报道：《李秋生：从超常儿童到状元老师》、《解密状元班》。

突发报道探寻规律

除了在日常报道中努力发掘教育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含义外，也可以努力探寻偶然事件中的普遍意义。

今年3月份，一位编辑转给我一封家长来信，这是一位悲痛欲绝的母亲写下的一封信，就在她写这封信前的两个星期，她17岁的儿子跳楼自杀了。

这两年，十几岁的孩子自杀的情况时有发生，人们在痛惜这些年轻的生命的同时，也在困惑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那么不尊重生命。在对这位悲痛的家长进行了深入采访之后，我让这个故事在心中沉寂了一周。一周的时间不进行更进一步的采访，这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似乎不太合理。但是，我知道在采访过程中我已被那位妈妈的情绪所感染，为了能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我决定先把素材放下。

一周之后，当我重新着手继续采访时，已经能理性地谈论这个事件了。再之后的一周，我不停地跟各类专家探讨这个事件，以及由这个事件引发的青少年心理危机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思考和沉淀，一篇题为《一起高三学生自杀悲剧引发的思考》的报道诞生了。文章中，我以这个极端的偶然事件为切入口，着重探讨了家庭和学校教育在这个孩子教育问题上的缺失，从而找出了更多家长和教师在教育问题上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研究性报道记者应具备的条件

随着做记者时间的增长，很多专业领域的记者会自然而然地走上“专家型”记者的道路，更多地进行研究性报道的写作。我认为做这样的记者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在一个领域内有很长时间的积累。记得刚开始做教育记者时，见到什么就批判什么，总觉得记者的使命就是要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见到不合理的现象就要狠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很多事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的简单，事件发展到今天的面貌都是历史积累的结果，事件背后的东西才更有可能是事件的真实状况。因此，只有在一个领域内有较长时间的积累才有可能找到事件发展的关键点，才有可能找到深入下去的把手。

其次，在一个领域内积累足够多的专家资源。刚做记者时，专家是用来被采访的，经常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出现，找专家谈谈他的观点，一篇报道就产生了。但是，随着更多地进行研究性报道的采写，专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采访对象了，我经常就某个问题跟一个专家探讨很长时间，在反复多次的交流、讨论中，很多不太清晰的问题逐渐面目清晰起来。

另外，专家也是需要被激发的，当我们泛泛地对专家就一个问题采访的时候，专家有时对该问题也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其实，这样的采访并没有真正把专家的作用发挥出来。因此，我首先会对要采访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然后带着思考后的结果与专家进行深入的沟通，让自己不仅能站在专家的肩膀上，有时还带着专家一起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

再次，记者还要养成思考的习惯。随着经验的积累，记者在日常工作中留下了很多见报的和没有见报的素材，这些素材并不是事实的碎片，它们是我们思考时的有力武器。当我们用思考的力量把这些“碎片”重新收集、整理起来时，“碎片”会慢慢带领我们看到事实的本来面目。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教育科学版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