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荒之战,岂可只靠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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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会上对“用工荒”原因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工资增长过于缓慢，雇主有意拖欠、苛扣甚至拒付工资，劳动条件恶劣且强度大、时间长，工人在发生工伤事故后难以得到应有的赔偿，等等。在舆论的渲染下，企业主成了“万恶的资本家”。

今年的“用工荒”与往年相比，全面升了级。由春节后提前至春节前；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蔓延至第三产业；由媒体与企业间的小众讨论升级至全民焦点。

于是全民开始打响“止荒之战”。如何止荒？目前来看，两个字最得民心――加薪。加薪还不行，幅度得跑赢CPI。

企业在节前被迫涨薪以留住工人，然而他们感到委屈。来自企业的说法是，在成本上涨的年份，许多企业的利润已经非常低，上调工资是困难的。然而根据1月20日公布的经济数据却显示，2010年前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49.4%。这显然与企业的说法自相矛盾。如果数据没错的话，可能的解释是，在企业结构上，如果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被压缩得厉害，那么垄断性企业的利润肯定在大幅增长。但是早前财政部已经公布，2010年全国国有企业利润增长37.9%。从数据来看，国有企业利润增长37.9%，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却增长49.4%，劳动密集型企业宣称自己微利，这笔帐够糊涂了。

直接收益者工人却依旧“淡定”地选择离开。谁也无法指责他们，作为生活在中下层的工人而言，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压力已经危及到基本的生活层面。在工人权利意识觉醒的今天，在企业契约制度依旧不完善的今天，他们也只有“出逃”一条路可供选择。套用国务院原副总理的话：“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劳资双方的博弈在持续，政府也从中推波助澜了一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春运首日，有着巨大外来工规模的广东省宣布上调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18.6%。乍看涨幅倒是惊人，但看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不过是1300元而已。广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坦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当前企业用工。广东省在全力谋求“幸福广东”，但是，1300元的最低工资，就能令工人幸福得舍不得离开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曾几何时，由于城乡分割，中国出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渐成城市劳动力的“补给站”。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淘金地带”，吸引了不少外资，许多农民离开了土地选择到这些地区打工。民营企业在迅速发展的时期急需大量劳动力，双方一拍即合。这个时期的劳动力市场被学者形容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在“用工荒”发生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认为，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

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劳动力状况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只是时间问题。当下，促成这一转变的一系列条件正在不断汇合到一起。

其一，因通货膨胀加剧而造成的经济压力不仅体现在企业身上，也更多地反映在劳工者的日常消费上，他们对于涨薪的需求达到历史高峰；其二，长期的计生政策造成农村劳动人口增速不断下降，与此同时，新生代的工人带着权利的觉醒走向社会；其三，伴随着国家对欠发达地区政策的倾向，该部分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渐趋好转，劳动力的转移已不是必然。

劳动力的缺失带有太多盘根错节的深层原因，寄望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等市场自发的调整来打赢这场仗并不现实。西方国家经过百余年的时间，才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工业模式转型升级为技术型、知识型工业模式，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将人力资源同步实现转移与升级。中国却在短短30年时间里奇迹般地步入了工业化，但自身的人力资源素质却很难跟上这一步骤而大部分只能从事低下的工种，造成工资偏低。

现实表明，靠“加薪”等单纯的市场力量已经很难解决好“用工荒”问题。当前真正有责任、有能力打破僵局的，应该是政府依靠公共政策进行介入与引导，包括构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发展更加长远合理的教育及就业制度等等。

“十二五”期间要建设“幸福广东”，而“用工荒”只是经济社会发展至今涌现的其中一个问题。政府岂能走在舆论当中，如此不给力地认为“加薪”这单一手段便能解决“幸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