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人生来源于规则的打破——吴彤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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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机遇太特殊了……无论是作为一个流行歌手，还是中国传统音乐世家的一分子，甚至一位普通的中国民乐家在西方社会，我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向往前走。我不愿意按照某一种既定的规则往前走，我想这是我音乐生涯的特殊性。” ——吴彤

2013年10月16日，马友友的丝绸之路合奏团在卡内基音乐厅上演了十五周年音乐会。在非常国际化的乐团编制中，我们看到了吴彤——代表中国乐器笙，一直活跃在西方舞台上的演奏家。有趣的是，稍微了解吴彤的人都知道，他不仅仅成长于中国传统音乐世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流行歌手。还在中央音乐学院进行专业学习时，他便和同学创建了后来颇有名气的“轮回乐队”，并担任乐队主唱。在2000年，一次偶尔的契机，让他遇到了马友友，之后他便应邀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一位演奏家，不仅吹奏各种管乐，更为乐团创作和改编各种乐曲。问起他的音乐之路，他说他一直在寻找一条道路，能够对得起自己人生机遇的道路。

- 余倩 - 吴彤

您出生于音乐世家，五岁便开始学习音乐，能谈谈您是怎么开始音乐生涯以及您的家庭对您的影响吗？

小的时候是我的父亲引导我走上音乐的道路。当时觉得我的父亲对我过分严厉了，有时是被迫的，觉得缺少了很多与童年小伙伴们一起玩的时间。我的父亲是民族管乐器的制作人，所有的民族管乐器他都会演奏。他是一位乐器改革家、制作家，是“宏音斋笙管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代传人，所以我们家庭在民族音乐方面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家是满族，满族的礼数很多，所以民族音乐的师承和传统文化都是融合在一起的。例如，在音乐学习上，拜老师就像拜师傅那样，我父亲带的徒弟也都像我的哥哥一样。

我的父亲在1996年去世了，从他去世以后我就感觉自己长大了，也开始理解小时候他对我那么严厉是希望我能够更好地把握未来的机会，这些传统的手艺也是父亲留给我一生的礼物。我跟父亲的交流不多，更多的是在他去世后，我开始反思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父亲去世那年，我二十五岁，感觉我父亲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当时正是摇滚乐队红红火火的时候，我也开始做摇滚乐，每天都在创新，突破传统。

笙是很特别的一件中国乐器。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自己的乐器？其实是笙选择了我。我五岁开始学笙，直到十二岁才喜欢上笙，当时得了全国比赛的第一名。开始有一阵子是乱吹，因为每天被迫要练琴。我父亲要上班，同时又想监督我练琴，于是他就每天留下五六盘磁带，每盘磁带都能录一个小时，我要录下自己练琴的过程。既要吹出声来，我又不想重复，所以我就开始即兴。当我闭上双眼开始即兴演奏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创造了一段音乐的旅行，自己带着自己去旅行，想象自己的心情，自己的状态，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突然间感觉自己多了一门语言。虽然我失去了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的机会，但我发现自己跟自己的谈话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音乐的主动表达是挺重要的。在你创造了自己的一种语言之后，你不会觉得自己练习音乐是被迫的。任何一种事情如果你觉得是被迫做的，你都会失去兴趣；当你主动地认为这件事情我很感兴趣，是我要做的，我很喜欢这个，那就会不一样了。

1991年，当您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笙的时候，您和同学一起组建了“轮回乐队”，乐队相当成功。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决定成立这样一个摇滚乐队？

大家都是音乐学院的学生，都处在一个叛逆的年龄。在传统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影响下，大家都很希望能够有新的音乐尝试。当时我们最早听到了八十年代的邓丽君，听到了崔健、猫王、迈克尔·杰克逊，之后又听到了摇滚，如空中铁匠（Aerosmith）、邦·乔维（Bon Jovi）、金属乐队（Metallica），感觉他们的风格完全打破了自己之前对音乐的感受。因为演奏传统音乐时，更多的是体验音乐的一种风格、味道，是在音乐的神韵上，这种神韵专注于唱腔的模仿和风格的把握，是一种细腻的味道；而流行音乐则是一种扑面而来的节奏，这种节奏听起来简单，但能令你的身体摇摆起来，这完全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当时我们一方面感觉自己做的这么复杂的古典音乐反而没有这么好，而流行音乐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做到，我们的贝斯手本身就是低音大提琴手，一位吉他手是单簧管专业的，另一位吉他手是学习萨克斯的，鼓手本身就是学习打击乐的；另一方面发现其实在这种简单的音乐节奏背景之上，还需要把握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要表达的角度和语言，要去提炼和升华，这是在歌曲创作方面的挑战。所以从我们接触到流行音乐的那天起，我们选择了一条主动表达的路。那个时候，我们也正处在叛逆的年龄，希望能够主动地发言。

你是如何在流行和传统间找到平衡的？在“轮回”的你和在“丝绸之路”的你，哪个更接近本色的你？

传统和流行都是我的表达方式，关键是你如何去选择，怎样去表达。我一直凭着自己的兴趣在做事情。如果说跟随前人成功的经验，那我可能成为一名独奏家，因为我从小就是一路得奖成长起来的：从区冠军、市冠军、全国冠军到拿金牌，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大学出去演出，之后代表国家，代表中国的文化在西方舞台上这么多年，其实我也可以选择做一个独奏家或者一个乐团首席。当然，我也可以选择教学，我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时，学校有邀请我留任做老师，但是我觉得在舞台上更有激情，教学可以缓一缓。我觉得教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工作，但目前我没有这么多的经验、耐心和智慧，也还未做好准备投入到教学中，帮助年轻的孩子们成长。

如果说作为一名摇滚主唱和创作者，又有很多的模式可以走，例如做一个中国一线的乐队，做一名一线的歌手或者一个著名的公司的老板，以及做自己的品牌都是可以的。当时“轮回”乐队在地下熬了差不多整整十年才真正浮出水面，被主流媒体认可，有一个大的舞台让大家演出。对于中国的摇滚乐而言，那个年代是最黄金的年代，第一有基点，因为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第二，大家可以有时间做很多创作的工作，因为我们从来不是一个很商业的乐队，大家没有花心思在推广和制造新闻上，我们更愿意在音乐上不断地改变。其实，“轮回”在中国的摇滚乐界是很有代表性的，包括在与民族音乐的融合上。当我们作为一个一线乐队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有更多的人听到了我们的音乐，感觉也很好。2000年的时候，乐团被主流媒体接受，而我也因此认识了友友，打开了西方世界的大门。

我一直在寻找一条道路，能够对得起我的人生机遇。我的人生机遇太特殊了，生活在传统音乐的世家，又有一个十分特殊的流行音乐、摇滚音乐的背景，然后很幸运地被中国的音乐界知道，又非常幸运地接触了西方古典音乐、跨界音乐的平台。我觉得，无论是作为一名流行歌手，还是中国传统音乐世家的一分子，甚至一位普通的中国民乐家在西方社会，我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向往前走。我不愿意按照某一种既定的规则往前走，我想这是我音乐生涯的特殊性。

是什么机缘让您加入丝绸之路的？

1999年时，我在美国有个巡演，当时盛宗亮邀请我到密西根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做个介绍中国民族管乐器的讲座。我带了十四件民族乐器以及乐器的相关历史资料过去，每件乐器我都是一边介绍，一边演奏的，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乐器的改革家，是最好的制作师之一，所有最好的演奏家他都认识。他让我跟这些独奏家去学习，拜在他们的门下，所以基本上我学的每件乐器都是跟最好的老师学的。

这个讲座结束后，盛宗亮就觉得特别惊奇——中国居然有这样一个人，同时还是一名歌手。当时，他正在与友友策划“丝绸之路”，就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之后友友给我发出了邀请，我就来美国参加了“丝绸之路”的工作坊。当时我并不了解“丝绸之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乐团，只是知道友友要做一个项目，我也想看看古典音乐这样高度的音乐家，他们的世界、生活是怎样一个状态。没有想到友友给了我一个更人性化的音乐平台。“丝绸之路”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在音乐上的这种执着，让我体会到了当你愿意和一个陌生人去接近的时候，你首先应该给予他充分的尊重。

“丝绸之路”的成员非常国际化，与“丝绸之路”的合作对你的个人创作和音乐生涯带来了什么影响？

我觉得中国人习惯于示强，喜欢弘扬民族文化，要振兴、要复兴，习惯于这种文化的自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文化。在刚开始与“丝绸之路”合作时，我也是这样想的。之后，我开始体会到，在觉得自己文化强大的时候，更需要的是一个敞开的视野。

在刚刚结束的在卡内基音乐厅上演的“丝绸之路十五周年”音乐会是对我而言挑战最大的一场，因为演出的都是我最不擅长的部分，基本上没有一个作品是我改编的。看“丝绸之路”之前的几十场演出，其中我改编了很多作品，包括中国传统的乐曲、中国民歌、琵琶曲、江南丝竹、陕北民歌等，也包括我自己创作的作品，这些都是我非常自信地可以表达的作品。在卡内基的音乐会上，我用笙吹很多不同的音乐，吹犹太的音乐、印度的冥想、阿拉伯的音阶，这些都是笙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西班牙的六拍子、七拍子、九拍子，这些对于传统的笙的曲目都是很少见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所以丝绸之路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宽阔的、敞开的平台，只要你感兴趣，你就可以做。

刚刚加入“丝绸之路”时，您遭遇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刚开始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因为音乐更多的是深层的困难。深层的困难指的是，当大家演奏的时候，如果没有互相的尊重，你们就不能一起演奏，这是更精神层次的，若不能互相激发，音乐就可能是一潭死水。但是，当大家有尊重的前提的时候，音乐就是国际语言。

2000年，当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我非常担心，因为1994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我很少练琴，主要专注在唱歌上。我拿到了很多作品，例如贾达群的《漠墨图》，当时觉得非常难，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很简单了。一下子拿到了六七部这样的作品，需要演奏管子、埙，笙，而且每部作品都是首演。我记得赵季平、谭盾、盛宗亮、刘索拉都来看“丝绸之路”的工作坊，他们看到我都很惊讶，也很骄傲能有这样一个人在舞台上演奏这么多的乐器。

另外最大的挑战是，我的语言不通，在舞台上演奏音乐之后，我就是个哑巴，那样其实过了很多年。好在“丝绸之路”给了我一个环境，大家都会非常耐心地听我非常生涩的英语，用最简单的、他们不习惯的、但我能听得懂的方式跟我细细分析，让我理解我要做什么。

还有，“丝绸之路”不厌其烦地邀请我创作新的作品，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时，他们甚至在我讲述自己的作品时给我请了翻译。他们给了我很多的耐心和鼓励，“丝绸之路”让我真正地了解到，在一个人际关系并不是很容易的社会中，可以有这样一个组织，让大家自由地发挥，不断地去开发自己的理想。

能谈谈您与马友友之间的合作经验吗？

友友是我在我父亲之后遇到的另外一位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老师，但这位老师从来没有对我说“我来教你”。他用非常愉快的方式，比如音乐上的交流、舞台上的默契，甚至更多的是鼓励来引导和影响我。演出时，有时我会错下音，他会故意在重复的时候也错一下那个音，那是为了告诉观众，也许作曲家就是那样写的。他会关心我的父母怎样，我的家庭如何，他会记住我家里每个人的名字，每次到北京他都会尽可能到我家探望我的母亲。在音乐上，他是严格的，但这种严格是出于他对于音乐的兴趣。我觉得友友展现出来的不仅是一位大师的风采，而是一个人若想成为一位大师，应该享受自己的工作，应该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充满无尽的热情和勇气，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和兴趣。

2013年11月，您将和马友友一起来中国演出，包括上海、广州和武汉，能简单介绍下您演出的曲目吗？

这次我将和友友、余隆以及中国的几个乐团在上海、武汉、北京演出赵林的作品《度》（Duo），作品讲的是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这部作品是为大提琴和笙而作。大提琴和笙，一个是西方乐器、一个是东方乐器，一个是低音乐器、一个是高音乐器。这部作品想讲述的是人的、玄奘的或普通人的两面性：人性的和精神层次的。因为玄奘在追求精神理想的时候，一直在与人性的部分谈话。人也有着两方面，作品更注重表达的是执着与精进，是一段精神的旅行。

最后，您对学习笙的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笙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除了古筝、琵琶外，被西方广泛认知的中国乐器，因为它有口琴、管风琴、手风琴影响的背景，西方人要理解它并不是很难。同时，它又有特别强烈的东方文化，它是诞生于土生土长的中国雅乐的背景。笙既可以演奏与西方非常不同的雅乐，同时又具有特别强烈的现代的可能性。它的节奏、和声，无论演奏爵士、流行还是摇滚，都有很大的空间。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心思和开阔的眼界把它演奏出适合于二十一世纪、国最先锋的实验音乐。

年轻人如果愿意掌握一门中国的传统乐器，同时又希望这件乐器可以为他在世界上打开一扇门的话，我觉得笙应该会提供非常好的机会。而且笙与钢琴一样，可以培养固定音高，从而让你的音准很好。如果只是作为业余爱好，吹笙也可以练习你的气息，对健康和演唱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