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神障碍者的真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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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已成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要在全社会形成重视精神健康的良好社会风尚，维护精神障碍者和心理障碍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精神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决不是仅仅依靠精神障碍的防治所能全部解决的，必须有一部广泛覆盖精神卫生工作全方位的法规。
《宁波市精神卫生条例》――浙江省首部关注精神障碍患者是否快乐的法规，已经于2005年12月23日由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并将于2006年4月1日正式实施。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宁波市精神卫生条例》是全国首部保障精神障碍和心理障碍者的地方性法规。尽管之前上海已经有一部《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但由于其关注的是单纯的重症精神病患者，故两者之间立法的本意不同，关注的对象不同，使得宁波的这部条例实施后，注定将成为首部关注所有心理障碍和精神障碍者以及心理咨询工作者、精神科医生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法规。
让人同情的病人群体
要了解这部条例的出台，不得不谈到宁波市精神和心理卫生的现状，也许这些例子和数据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看到。
宁波市康宁医院院长胡珍玉在谈到这些案例时，情绪有些激动和悲天悯人：“我只说我们宁波，其实全国的情况一样严重，看了宁波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个大概了。”
这是一个康宁医院精神科所有的医务人员都知道的故事：
汤加民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双手合十，祈祷老伴今天平安无事。老汤60多岁了，退休已经十几年。按理，老汤不该在40多岁这么年富力强的时候离开单位，他也是没办法，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老伴。
老汤是东北人，十几岁就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下来到宁波做工，因为人踏实，肯出力，又虚心学技术，干了几年老汤就转正了。随后，老汤认识了一个姓汪的姑娘，结了婚。老汤那时很风光了一阵子，家乡人都知道他在南方站住了脚，还娶了个漂亮的老婆。
但好日子没过多久，老汤的妻子就患上了精神病。这个病来得蹊跷，好好的一个人，有一天清晨起床说疯就疯了。老汤曾对妻子的双亲发誓，说今生今世无论遇上什么事，他都要对妻子好。这种考验一来就是30年！
在叙说这个故事时，胡院长有些黯淡，让记者感到了老汤的艰难和无奈。
老汤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是老伴患病前出生的，女孩出生时老伴已经不太好了，所以现在老汤最害怕的就是女儿千万别像她妈。老伴得病这些年，老汤带着她跑遍了大大小小的精神病医院，也找过不少偏方，可老伴的病不但没治好，反而越来越严重。老汤为了老伴，只好向单位申请提前退休。退休了，收入就减少，每次老汤陪老伴来医院，都唠叨着说现在和他一块儿参加工作的同事能拿好几千，自己没这个福气！
收入少了开支反而多了。不过经济上的事和老伴屡屡在外惹祸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2004年年底，老汤去银行领工资，心想银行不远一会儿也就回来了，于是把屋门从外锁上，小跑着去银行。哪知就这么一会儿工夫，老伴却惹下大祸。老汤家的阳台通着楼道，其间隔着一道窗户，老伴不知用什么办法将楼道的玻璃窗打开，然后跨了过去。老汤家住在14楼，站在楼上往下望都让人心悸，然而老伴却鬼使神差地跨了过去。
而现在，老伴的事情越来越多了，这让60出头的老汤感到心力憔悴，常常出现生不如死的念头。前几天，老伴在一天里就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用砖头砸碎了邻居汽车的一块玻璃，说那车挡了她的道；二是把邻家的一名客人从14楼追骂到1楼。
胡院长说老汤的老伴患的是间歇性躁狂症，时不时地就会发作，发病前也没有任何征兆，也没任何规律可循。老汤也知道像老伴这种病人最好的办法是把她送回康宁医院，长期接受治疗，但他家哪儿有这个经济实力？老汤也曾和社区联系过几次，但社区也无力帮他看护老伴。
实际上，在宁波，像老汤这样的家庭并不鲜见，遇有老汤这种困难和无奈的人也很多。不过，胡院长说，要是和“武疯子”比起来，老汤老伴这样的病人就算是“文气”的了。
2004年3月，江北某小区的精神病患者凌某突然发病，他手持两把菜刀，以不给钱就自剁手指相威胁，向其老父要钱。老父与众邻居极力劝阻丝毫不见效果，无奈求助于当地派出所，最后民警将其送进了康宁医院。
胡院长告诉记者一串数据：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市现有重性精神障碍者约7.4万人,仅2004年精神障碍者肇事、肇祸533人次,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为311.4万元和1206.1万元,轻性精神障碍者和需要接受心理健康咨询的人员更多。
说起需要接受心理健康咨询的人群，胡院长更加感到立法的迫在眉睫。
胡院长接待过一名女性咨询对象，姓张，45岁，高级白领，年薪10万元。曾经服药自杀，被朋友发现后，送宁波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成功。她曾和胡院长进行过一次心灵对话，相信这次对话会让我们有很多感慨。
张女士自述，她觉得自己是一个绝对自私的人，不是一个好人，希望别人和自己的孩子千万别向她学习。她说，因为她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不想活了，老想着怎么死，全然不顾亲人们的感受。她自己认为这样做很不应该，伤了很多人的心，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张女士觉得很多年来，恶劣的心情像幽灵一样，经常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平均每个季度就有一次。她自己也知道心情不好的祸害，并非常害怕会自残。
张女士说她以前没有去看过心理医生，因为她怕被别人说是神经病。现在，张女士自己不知道一旦遭遇别的坎坷，是不是又会想到死。
“这就是现状。在我们康宁医院，每年的门诊量有7万人次，其中心理咨询门诊，每年竟然有3万多人次，住院病人达到2500余人次，当然，这还不包括属于公安系统的安康医院以及属于民政部门的复退军人疗养院和宁波市精神病院统计的数字。”
立法带来福音
事实上，早在5年前，宁波市精神卫生办公室副主任、市人大代表陈绥贞等就在人代会上提出精神卫生立法的议案。之后，陈绥贞在历届人代会上都一如既往地提出相关议案。直到2004年为止。
在此期间，陈绥贞和从事精神科工作24年，开展了近20年心理咨询工作的宁波市康宁医院院长等专家的几份调查资料，震动了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
其中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至2004年，宁波市共有1248人自杀，平均每年自杀者达416人，其中，男性比女性高44.71%。目前，宁波有重性精神障碍者约7.4万人，既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也有十几岁的小孩，更多的是一些中青年人。其中脑力劳动者、白领、女性、学生相对较多，不少是抑郁症患者，并有自杀倾向。
而另一份调查报告则让听取报告的人显得极为不安，因为按照这份对宁波市某区有1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所作的调查发现，竟然100%的教师认为本职业现在没有或很少有快乐，89%的教师对本职业感到厌倦。
宁波市卫生局法规处陈处长说：“很显然，如果老师不快乐，如果老师感觉厌恶教学工作，那带给学生的又将是什么？”
“宁波市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两个门诊部2004年的门诊量为3.2万人次，而在1986年只有约1000人次，18年间增加了32倍。”说到这些，陈处长的脸色显得有点忧虑。
正是这些强有力的证据打动了相关部门。
“精神卫生问题之所以最后能够成为立法项目，就是因为它存在着最大的需要性和最强的急迫性。”宁波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谢承福说。
2005年年底，《宁波市精神卫生条例》被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社会各界予以高度关注。
记者了解到，在有关保护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方面，条例从服务体系、医疗看护、医疗服务、康复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相关条款中予以了详细的规定。如在服务体系的章节中，条例规定，市和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或配备专职人员，具体承办精神卫生工作的管理业务。同时，该章节还规定，街道办事处和有条件的镇（乡）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社会福利性或公益性的工(农)疗站、日托康复站等，为精神障碍者提供就近康复的场所。
如此，康宁医院院长胡珍玉谈到的汤加民老伴的事情也许就可以避免。
在条例中，有关心理健康的规定，也给今后需要帮助的人带来了福音。
谢承福说：“在条例中，专门以第三章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专门就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就提高市民精神健康水平，预防精神、心理障碍，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开展精神卫生健康教育工作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比如，该章节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宣传预防精神障碍的意义，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开展精神卫生的健康教育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众团体应当参与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工作，帮助市民提高预防精神障碍的能力；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精神卫生的公益性宣传。禁止损害精神障碍者形象和歧视精神障碍者的报道。”
对于孩子、老人、残疾人、妇女甚至是服刑人员的精神健康问题，条例也给予了详细的规定。条例规定，学校应当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创造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环境；残联、相关组织和个人应当针对残疾人、妇女、儿童、老年人的特点，参与和开展精神健康促进活动；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组织应当开展突发事件心理危机干预，从组织、人员和措施上提供保证，降低突发事件发生后精神障碍患病率。
谢承福认为：“该条例一旦实施，必将大大提高市民提高预防精神和心理障碍的能力，大大改善精神卫生领域里的环境，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可以大大的给需要帮助的精神和心理障碍者提供有效、及时的帮助。” 谢承福先生一连用了三个“大大”的字眼，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任重而道远
按理，所有关心宁波市民精神健康的人至少可以暂时松口气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记者了解，“需要获得帮助的人”可能因为该条例的实施而受益；但是“提供帮助的人”至少在好几个方面都表示心中“没有底”。
去年8月，宁波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广邀相关领域的专家征求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记者有幸全程参与了这次座谈会。
康宁医院胡院长向记者透露，1995年，医院的一位医生在工作时，被病人刺杀身亡，至今仍给其他医务人员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据2004年的统计，康宁医院的工作人员受到病人攻击和伤害达到87人次。而医院的业务收入却大大低于综合性医院，造成职工福利待遇相对低下。因此，医务人员完全是凭着对病人的同情、理解和敬业爱岗的精神，忍受委曲，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这从康宁医院2003年至2004年的收支情况中可以看出，2003年和2004年，康宁医院的业务收入是2456万元和3147万元，但是，业务支出却是2704万元和3875万元，亏损达到300多万元和700多万元。而按照财政拨给康宁医院的人员经费和实际支出的人员经费来看，之间的差额令人吃惊。2002、2003、2004年，财政拨款分别是191、218、251万元，而实际支出的人员经费为1138、1366和2047万元，之间的差距根本不成比例。
按照宁波市精神病院院长张月丽的说法，这完全是因为一些“三无”病人和流浪精神病人的压力造成的，而这种压力，目前看来还无法完全缓解。
张月丽讲了个事实，她认为目前的精神病院已经成了“盲流”收容中心。
她说，对于流浪的精神病患者，市民发现后肯定报110，而110则肯定会将病人送到精神病院，但是，收容和治疗这些病人的钱谁来支付？病情稳定后的遣返工作怎么做？谁来做？如果接受的流浪病人患了其他疾病、或者发生意外怎么办？谁承担得了这个责任？
看来，精神卫生领域的工作确实任重而道远。不过，前景应该还是光明的。
宁波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谢承福认为，这部条例实施后尽管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毕竟对加强和促进宁波市的精神卫生工作、保护精神障碍者和心理障碍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市民的精神健康水平，提供了法律保障。
谢承福同时对记者说，这部条例的实施，并非如一些人说的那样――“充其量从‘精神层面’对精神障碍者进行关注，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说，条例对精神障碍者病愈后，入学、应试、就业等方面的权利，以及精神障碍者的医疗费用由谁承担等以前很难解决的问题，都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具有很强操作性的规定。
他说，条例明确规定，精神障碍者病愈后，依法享有入学、应试、就业等方面权利，有关单位不得以其曾患精神障碍为由，取消其入学、应试、就业等方面资格；精神障碍者病愈后，有权参加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精神障碍者病愈后，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或者聘用合同期内，其所在单位应当为其安排适当的工种和岗位，在待遇和福利等方面不得歧视。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精神障碍者的医疗费用，按国家、省和宁波市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执行；农村精神障碍者的医疗费用，则列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范围。
对于无生活来源、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的精神障碍者，条例规定由民政部门指定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收治，医疗费用按照国家、省和宁波市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于医疗费用按规定减免后支出仍有困难的精神障碍者，则可以按照国家、省和宁波市的有关规定申请医疗救助。
看来，宁波市关注精神障碍者是否快乐，并非是一句空话。
相关链接
精神卫生和心理卫生源自英文Mental Health。作为科学术语，心理与精神是同一个概念。心理卫生与精神卫生是一个意思。
心理卫生，是临床精神病学的扩展，既包括防止各类精神病，也包括减少和预防各类不良心理及行为问题的发生，提高普通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很多人选择“心理”代替“精神”一词，是为了适应大众不愿意联想的“精神病”的心态。
不过，精神障碍和心理障碍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类严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疾病，而后者是指不良刺激引起的心理异常现象，是心理活动中的轻度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