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女人:美丽以及美丽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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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最多美人的国家毫无疑问是瑞典。

走在斯德哥尔摩的街上,迎面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风景。女人们轮廓深邃、妆容精致。头发要么故意散乱着要么服帖地绑起束得高高,一看便知费了时间打理。身上颜色反而用得简单,是永不过时的黑白灰,间或耍些色彩,各有心思地搭配。服装潮流也是极简主义,款式经典,装饰不多,比如大风衣小马甲、高跟鞋窄裤脚。人们的脚程大都很快,带着长发披着大衣挂着围巾,美丽五官像风一样来去。

她们的时尚很风格很统一,在欧洲其他地方游走的时候,也容易认出她是来自北欧瑞典。在巴黎、米兰这样的世界时尚之都,自然也能碰到一些优雅美艳到极致的女子,但那都是偶尔。

这话听起来夸张,只是一个游客走马观花的断言,但其实“Swedish blond”(瑞典金发)早就成了西方男人心中的美女标准,曾有一本美国成人杂志,直接取名《瑞典女人》。近50年历史的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的历史上,自瑞典姑娘摘得首冠之后,瑞典人五夺桂冠,是全球拥有“世界小姐”最多的国家。而国际影坛的两位巨星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和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皆出自瑞典。

瑞典女人的社会地位

瑞典执政党一直提倡并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政策,这一政策缩小了贫富差距,使得所有瑞典公民真正接近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理想生活,也让人们有了底气去开启不同的人生可能性。瑞典女性的就业比例约为80%,同比超过欧洲其它地区的适龄男性。女议员的比例高达49%,女部长占了政府内阁的半壁江山,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女性比例也达到近20%,1994年政府还专门发起“2000年议事日程”用以鼓励女性进入高科技等收入较高的行业领域工作,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带着孩子上欧盟开会,更是一时的佳话。

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进一步鼓励这里的女性潇洒地我行我素,摆脱男权的束缚。选美被看作“性别歧视”,美女照片、性感广告也总会遭到女权组织抗议;法律规定,女人和男士一样享有“无上装游泳”的权利;法律还规定母亲对子女拥有绝对抚养权,这常常令父亲们为了自己的权利而走上街头抗议;先恋爱生子再结婚已是常事,瑞典人的结婚照常常都是一对新人加上孩子;“第三者”从来不是瑞典的社会问题,大家各自选择并承担后果,不管结婚、离婚还是再婚,没有谁伤害谁,不总是女人哭天抢地;超市里更是随处可见父亲背着孩子买菜的景象。

我曾参加过一个鸡尾酒派对,宾客们各自盛装,唯有一位男士推着婴儿车带着小女儿前来赴宴,聊至深夜,女儿睡去,他又轻轻推着车赶着末班地铁回去,我向其他瑞典朋友表达我的不解,但他们都不觉得奇怪,“这可不是什么稀奇事儿”。

不能不说的瑞典男人

行文至此,似乎一直在赞美瑞典的美女,但这里也不能不提一下瑞典的男人们。其实,他们也是有故事的人。

女性的崛起必然积压了男性的空间。于是男权组织开始在北欧兴起,尽管男人们还是碍于面子不敢凡事声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还出现了一种所谓“男性综合征”的心理疾病,临床表现即是因为离婚率、自杀率的上升而引起的焦虑,还有专门的男性避难所对这些患者提供心理和药物治疗。这是男性地位失落的危机。

不过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我所见的瑞典似乎又重新找到了性别的平衡。这里的男人也热爱购物,在商场里到处可见扫街的青年、工装白领以及退休老头。他们游走于大小品牌,大多独自出行,在男女装对半的商场里逍遥自在。他们也穿窄脚裤戴大围巾,也懂得黑白灰的奥妙与时尚的极简主义。

挣足够的钱,有足够的时间,自己逛街,自己打扮自己。这样的生活不分性别。

性别既是天生,亦是后天养成。当世界上许多其它地方的人们还在固守传统的偏见之时,瑞典的男女已经过几番力量的博弈,而又形成了新的默契,让不同的人相亲让相同的人相爱。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互相尊重、彼此交融,大家分工合作,各自享受工作的挑战与生活的悠闲。而在这一片灿若桃花的表象之下,真正起作用的是生物多样性的诉求,是富足无忧的生活保障,是个体选择的自由权利。

就我的观察与体验,瑞典人的确少有抱怨,他们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相信自己的政府,也更明白自己的生活自己说了算。平日里,他们顶多会抱怨的是冬天太长太冷,是国王表达障碍有点呆傻,是哥本哈根会议一无所成。从中央地铁站某个出口走上来,有一小片广场,上面整齐地摆着几排木椅,面朝大街。出太阳的日子,就会有人排排坐着,看上去像是在教室里上课的学生,其实每一张脸都气定神闲。

在美好的基准上升腾起美丽的愿望,不论是男是女,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如是这般满足、惬意、悠游自在,才是最好的对生活的滋养。

PS: 两个著名的瑞典女人

1938年,褒曼成功打入好莱坞的代价是与牙医丈夫的分离,两人的感情从此产生了裂隙,而后,褒曼与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一段情让她一度公开谈论要跟丈夫分手。直到1949年,她最终离开丈夫与女儿,只身奔去意大利与她仰慕的导演罗西里尼结婚。结果这个叛逆传统的决定引起了影迷的强烈反应,她本人的清丽形象在舆论中崩塌,而她与丈夫合作的新作品也纷纷遭到观众的攻击甚至抵制,从此她在好莱坞绝迹7年,直到以《真假公主》拿下奥斯卡影后,才重新赢回声誉。

另一位,嘉宝。她特立独行的不是爱情,而是事业。1941年,她在演艺生涯的巅峰选择退出,36岁时突然宣布息影,而后她返回瑞典,在乡间隐居,销声匿迹五十年,外人甚至不清楚她的真实地址,一直到她辞世也没有改变。1990年,嘉宝以85岁高龄辞世,她请求亲友帮助她安静地离开,即使八卦的新闻媒体将嘉宝逝世的消息公诸于众,即使无数影迷纷纷希望前往瑞典悼念,即使瑞典政府提出要派出皇室成员出席葬礼,但嘉宝的亲友一一回绝,甚至提前举行葬礼以避开多余的叨扰。这位瑞典美人不是听不到万千影迷的热爱与呼唤,她只是太清楚自己心神往之的梦想。

这般自由而独立的灵魂,既是个人修为,更有赖于社会制度与文化空气所共同烘焙出的丰裕土壤。良好的社会福利把女性从物质的奋斗中解脱出来,性别权利的解放又让她们登上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