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阿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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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笔，我的心情很沉重，真不知道该从哪里写起。
去年初，笔者在第一期《大众电影》上看到一篇刊有署名晓鹿的上海观众以《阿黑哥，您在哪里？》为题寻找电影《阿诗玛》中的“阿黑哥”（包斯尔饰）的文章。文中所表达的感情纯朴、真挚，发自肺腑，读之感人。
巧的是，我这个特殊影迷却与“阿黑哥”有七年的交往历史。我觉得有责任把“阿黑哥”的情况介绍出来，以飨包括晓鹿在内的观众朋友们。
为此，去年春节期间，我专程赴长春看望并再一次采访了包斯尔老师――这位当年的“阿黑哥”。 然而，我万万也不会想到，就在这次采访半年以后的8月10日，包老师竟撒手西去，留下了他对亲人的牵挂、对朋友的惦念、对人生的眷恋和对热爱他的观众的遗憾……
8月11日晚当我得知包老师去世的噩耗时还在北京出差，待我13日匆忙赶到长春，包老师的追悼会已经结束了。看到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包老师的家人、看到坐飞机从上海赶来的晓鹿姐妹、看到那么多包老师的生前好友和喜欢他的观众到家中慰问，又想到在内蒙古草原上还有包老师年迈的父母，我禁不住泪如雨下……
包老师走的太早了，他只有64岁，退休后的丰富生活刚刚开始，小孙子巴特刚刚会喊爷爷、与影迷晓鹿的友谊之花刚刚绽放……
这次到长春结识了晓鹿和她妹妹，更多地了解了晓鹿找到“阿黑哥”后她和包老师的这段情份和友谊的脉络。晓鹿说我很幸运，能和包老师有七年的交往，而她只最后见到了包老师的遗容，没能在他活着时见到他，这不能不说是晓鹿的遗憾。
包斯尔是蒙古族，1938年7月18日他出生在鄂尔多斯草原。1956年高中毕业后就考入了内蒙古歌舞团，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剽悍豪放、能骑善射的蒙古、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青年形象。
1962年，包斯尔随内蒙古歌舞团到北京演出。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到包斯尔身上。他在演出舞剧《乌兰保》时（乌兰，蒙语红色。“乌兰保”意为红色的护身佛），正逢著名电影艺术家刘琼在北京物色《阿诗玛》中的“阿黑哥”。
包斯尔庆幸自己能在中国电影史上的这部经典之作中饰演“阿黑哥”这个角色，同时也为自己的青春时光留下了一段永远珍贵美好的纪念和回忆。在两年的拍摄期内包斯尔与阿诗玛扮演者杨丽坤结下了纯真而深厚的友谊，那年他26岁。
然而，影片《阿诗玛》却命运多舛，还没有上映就被打成“爱情至上的大毒草”，包斯尔也成了文艺队伍中的“黑尖子”，被下放劳动改造。而杨丽坤更不幸，她在精神上受尽了摧残，因此落下病根，为她往后的生活带来了痛苦。得知杨丽坤那天，包斯尔高兴的睡不着觉。“”结束后，《阿诗玛》才在全国公映，并且好评如潮，在国际上获得了1987年“西班牙最佳歌舞片奖”。
“”那些年，包斯尔未演过一部戏，一个演员的黄金岁月就这样消磨殆尽了，直到1975年，长影拍摄反映蒙古族牧民生活的影片《沙漠的春天》，包斯尔被导演朱文顺邀请饰演公社书记布日干，从此，包斯尔开始了水银灯下的生活，以后他拍摄了二十多部影片，三十多部电视剧。
1999年他在陈家林导演的《太平天国》剧组拍戏时感觉胃部不适，年末做了胃局部切除手术，一直在家休养，直到他去世，家人也没有告诉他得的是胃癌。
去年7月下旬，包老师在一次无意中给老朋友、著名电影演员斯琴高娃打电话时，惊闻了杨丽坤老师病逝的消息，一瞬间，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手握着听筒，泣不成声……
包斯尔决定去上海见杨丽坤最后一面，但因身体欠佳，最终未能成行。包老师向杨丽坤的家人发了唁电，表达了他对杨丽坤的追思和怀念。他还在《长春晚报》等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回忆文章，以此来纪念杨丽坤。可以说是电影《阿诗玛》改变了他的艺术走向，是“阿黑哥”这个角色让他步入了电影表演艺术的殿堂。
晓鹿的文章发表后，经过《大众电影》和长春《新文化报》的努力，很快便让晓鹿与包斯尔取得了联系，并且在他们通话前先收到了包老师的签名剧照和信，满足了晓鹿真诚的愿望。晓鹿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感觉就像梦中一样。晓鹿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兼主持人，她是个感情丰富又极重情谊的人。她对我说：“当时我真的没想到会收到包斯尔老师的照片、签名和信。得知包老师健康、幸福地生活着，我就放心了，真的放心了，我想我们会在一个适当的机会见面……”笔者在去年春节采访包老师提到他与晓鹿的通话时，包老师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说：太好了，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啊！那一天晓鹿给我打电话，第一句就是：可找到您了，“阿黑哥”！！！……我感觉自己的心，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年轻的时代。还有什么会比这种感情更令人欣喜的呢？！
随着晓鹿和“阿黑哥”通话次数的增多和彼此的了解，她感觉“阿黑哥”不仅仅是自己少女时代的偶像，更是一位睿智的长者、一个亲切的朋友、一个可以无话不说的知己。她们已不满足于仅用电话交流，彼此以书信往来作为电话的补充。电话中晓鹿时常还要和王利娅老师唠上一阵。
去年3月包老师的病情开始恶化，身体状态每况愈下，虽然各种治疗办法都用了，还是无济于事，消瘦得体重由生病前的90多公斤下降到60来公斤。后来再与晓鹿通话时显得很无力，晓鹿鼓励他坚强起来与疾病抗争，并多次给他汇钱、寄补品。“阿黑哥”的病情时时牵挂着晓鹿，几次她提出想去看望，包老师都说别耽误了她的工作，以后他病好了去上海看她，而且可以到上影故地重游。后来也许包老师感觉到他去上海已力不从心了，也就答应晓鹿10月1日放假时来长春看自己。这以前，包老师一直对晓鹿说他是一点小病。
包老师在病重的后期，有一天他望着墙上挂着的《阿诗玛》剧照，呆呆地看了好久，然后对王老师说：“阿诗玛走了，我又病成这样子，还是拿下别挂了……”他在给晓鹿打电话时一边哭一边说：“晓鹿啊，我向你汇报病情……我永远会感谢你写了那篇文章……”晓鹿清楚的记得8月8日是她与包老师最后一次通话，包老师说话特别吃力，话语中流露出一种无奈和消极，于是决定尽早去看望他。她向单位领导请假，领导听后也很感动，准了她的假，她预定了11日（周六）的机票。
8月10日早晨4点钟，还在睡梦中的晓鹿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电话里传来了王利娅老师悲伤的声音，说包老师在凌晨去世了……闻听此言，晓鹿的心都要碎了，她哭着向王老师提出一个请求，第二天她坐飞机去长春，一定要在家中见到包老师的遗容，王老师答应了她的请求。放下电话，她马上找出《阿诗玛》的影碟看，一边看一边流泪，眼前的“阿诗玛”和“阿黑哥”都已成故人了，她的心在哭泣……
8月10日上午晓鹿还有播音主持工作，同事们知道情况看她眼睛都哭肿了，想替她主持，她还是坚持自己主持，她压抑着内心的悲痛，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去播音，因为她记住了包老师常对她说的话，“你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她觉得做好工作也是对包老师的一种怀念。
8月11日下午晓鹿同她妹妹终于到了长春包老师的家中――半年多来晓鹿为之牵肠挂肚的地方，多少甘苦的回忆一起涌上心头，无数次憧憬着能与“阿黑哥”见面的那一天，这一天终于实现了，但眼前安睡的“阿黑哥”再也听不到晓鹿的呼唤，晓鹿失声痛哭起来……
晓鹿对我说，包老师今后还会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只是她感到没能早点来看他是她一生的遗憾。因此在长春那几天，她把包老师的亲属、朋友对包老师的回忆都做了录音。晓鹿还尽量拍摄一些包老师居住的环境、用过的东西、甚至包老师家楼下那条包老师常走的狭长小路，从而捕捉和感受“阿黑哥”的气息……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着无数种情感、无数种缘分。晓鹿和“阿黑哥”的这段缘分就是一段特殊的缘分，既说得清也说不清。晓鹿的心愿代表了一代人的情感状态与向往，是美好的，是非常珍贵的。
8月14日下午，我和晓鹿姐妹都要离开长春，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王利娅老师让我们都拿几件包老师的遗物留个念想。我留下了包老师写过字的两本书。看到书就会想到包老师――阿黑哥。他的生命将在我们对他的怀念中延续……
坐在回延吉的火车上，看着窗外向后飞逝的树木，我的耳畔仿佛又回响起那熟悉而优美的旋律――
马铃响来玉鸟唱，
我和阿诗玛回家乡，
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
从此不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