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衣工社”的挣扎式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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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亚洲（左）和王福菊在播放电影前测试投影机，投影机灯泡的再次故障让他们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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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熊亚洲（左）和王福菊在播放电影前测试投影机，投影机灯泡的再次故障让他们焦急。
傍晚6时，王福菊开始张罗着在社区广场放电影。幕布放下，线圈通电，雨棚支起，六七名工友手忙脚乱了一阵。华灯初上的时分，几十号男女老少拾阶而坐，翘首等待。今天的电影是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
夏季的南方，雨说来就来。音响试音刚刚开始，大滴的雨点瞬间落下，刚才还扎堆的人群，一眨眼功夫全都不见了。电影放映草草收场。
这里是“世界工厂”的中心之一—广东东莞桑园工业区圃梓新村。在这座被工业化重塑的新村里，本地人口仅仅3000余人，而外来务工人员的总数则超过10万。与流动中国的许多图景一样，这座珠三角富庶的村庄中，本地人住着漂亮的小洋楼，外地的工人们则穿行奔波于出租屋之间。
在这里，何忠洲、王福菊、熊亚洲正在进行他们的“合作社”实践—一个叫蓝衣工人合作社的民间NGO企图重建支离破碎的外来工人社区，推行他们心目中的“平民教育”。
但如同这场大雨，热情被点燃，又倏忽浇息。人间的喜剧和悲剧交替上演。 弥合阶层断裂
2013年6月23日，圃梓新村。这个原本盛产荔枝的村子如今的支柱产业已是电子、工艺、制衣、纸品工业。蓝衣工社区图书室就位于13巷1栋居民楼1楼。
虽然是周日，许多工友依然在加班。图书室里只有两个小姐妹在看书，大一些的孩子读小学4年级，坐在她边上的妹妹还未上学，只能翻着书上的图看。
她们的父母来自四川，和千千万万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样，在中国南方这个“世界工厂”里，日复一日工作在流水线上。
1980年代后，现代化的高速列车在中国大地疾驰，伴随着“民工潮”的，是传统乡土社会、基层社区的逐渐解构，离开土地和乡村的农民被迫成为原子化的个体，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虽然数量庞大，却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和资本机器抗衡。
分散的小农如果不能合作起来就不能参与市场博弈，在何忠洲看来，“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被原子化的劳工群体。将农村合作社的经验移植到工业区来，让劳工也能通过合作，参与市场博弈。两年前，从媒体辞职的何忠洲开始用个人积蓄，和社工师王福菊、熊亚洲创办了“蓝衣工人合作社”。
就业合作社是开始的第一步。他们设计了一条看似完美的合作社经营链条：以工人的劳动力作为筹码，换取招工介绍费和蓝衣工人合作社入厂管理的资格，开展企业社工服务，组织工人在工余时间学习。
2011年，在和一些劳务派遣公司合作、成功进入几个工厂之后，2012年初，蓝衣工人合作社曾经以独立的身份在深圳谈了20余家企业，向企业介绍他们“免费组织工人进厂，进厂后协助管理并在厂里组织工人学习”的思路后，许多企业开始觉得好奇，也欣赏他们的项目，但多半都处于观望状态，最后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合作。
30多年来，在“世界工厂”中，资本与劳工的关系被洗蜕得只剩下“工作”与“工钱”二处，家庭、社交、教育等几乎从工厂生活中被抽离，缺乏了“社区”做剂和缓冲带，劳资关系便极易紧张，工人频繁出现。
一些工业城市开始以政府购买企业社工服务的形式要求企业设立社工岗位，然而，在经济结构的压迫下，企业社工普遍成为企业应付政府和危机公关的挡箭牌，对于蓝衣工人合作社这样的不可控第三方，他们普遍缺乏信任。
蓝衣工人合作社经营就业合作社大半年，一直没有收入，何忠洲个人的积蓄很快所剩无几。原本打算依靠自身经济链条撑起来的合作社，不得不退回到纯公益的思路。
这时，正赶上广东开放社会组织，蓝衣工人合作社团队成功地在民政局注册，这就是东莞市蓝衣公益服务中心。
有了合法身份，虽然经济困难，但对于蓝衣工人合作社而言，无疑颇感振奋。在工业区里，他们可以继续自己根植于社区的“平民教育”探索。
建立工人自己的图书室和活动空间，蓝衣工人合作社希望通过平民教育营造外来工的社区建设，以弥补那个被现代化和工业化冲击得七零八落的传统乡土社会秩序，工人生活于斯，而不仅是生产流水线般的人来人往。
强调生活、工作、教育的共融的平民教育，可以弥合社会阶层之间的断裂，工人们可以半工半读，并以合作社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艰难的生存
在一个非熟人社会重建一个融合的社区并不简单。而对这种意图在工作和生活上将工人连接起来的组织，当地一些政府部门也保持了一定的警惕。
一次，蓝衣工人合作社全免费的冬令营活动，因为一个不知来由的“非法招工”举报，有关部门差点要求蓝衣工人合作社吊销执照。
入驻东莞以来，蓝衣工人合作社每周末都会在社区广场放电影，并组织外来的工人们上台表演，然而有一段时间，社区忽然不予供电了。不久，王福菊在给居委会打电话谈一个项目的时候，却得到反问，你们机构不是被取缔了吗？
这样的“碰撞”持续了很长一阵。直到现在，蓝衣工人合作社才终于和社区建立了比较顺畅的关系。见到工友分享人生经历的沙龙办得不错，居委会干脆将社区“道德讲坛”的任务给了蓝衣工人合作社。
以悲悯之心俯视众人的时候，众人似乎都值得同情。然而，进入现实，痛苦与纠葛便纷沓而至。
对于那些漂泊的工人而言，至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以生存主义为要义的。在深圳开展服务的时候，蓝衣工人合作社曾给工人免费提供吃住，有工人来了一住就是几个月不走，还有人在临走时偷了电脑。“底层社会什么人都有，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朴实，一个受到伤害的地方，底线也很低，什么烂事都有。”何忠洲回忆道。
不过，还是有更多的工友们给予了他们希望。
市场资本和精英教育的主流价值观，让工人们看重市场利益和竞争结果。在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中，平民教育的理念和合作社试图推动的劳工合作理想距离现实仍然遥远。
为了将社区的工友们组织起来，蓝衣工人合作社也开始进行示范性的豆浆生产合作社、女工手工生产合作社、打工妈妈合作社的尝试，希望工业区内分散的工人们在共同的兴趣和需求基础上，通过合作，在兼业化的生产过程中有更多的收入与集体生活，但计划并不顺利。
豆浆生产合作社是第一个试点。几个工人合作来做，集中生产，每天早上6～8时分别去卖，既不耽误工人正常上班，又能多点收入，而合作的好处，就在于统购统销可以节省成本，而且有团队与集体生活，相对于独家独户的去生产豆浆卖，在市场上会更有优势。按照何忠洲的盘算，一元钱一杯的豆浆，每天早上卖出100杯，收支大体就能持平。
然而，试点两三个月之后，他们却一直在亏损，眼看时间、人力都搭进去了却没赚到钱，做豆浆的人最后不干了。何忠洲感慨，劣币驱逐良币，打着健康豆浆品牌的合作社豆浆难以在市面上普遍用糖精代替白糖的豆浆市场里争取到利润空间。
但王福菊则是另外一番反思。她觉得，别人都是又卖豆浆又卖油条和烧饼，他们没有技术，纯卖豆浆就很难找到市场。
何忠洲将合作社视为目的，而熊亚洲则认为合作社仅仅是一种手段，二人为此争论不休。 电影放映中途结束后，工友们回到图书室总结经验。其间熊亚洲抱起吉他，即兴地唱上一曲自己原创的《工友之歌》。 责任和困境
“我们存在的价值比我们干多少事情都还更重要，只要蓝衣工人合作社还在，撑开劳工合作空间是早晚的事。”何忠洲说。
除了窘迫，一切并不是没有意义。
6月23日晚，从社区广场回去的路上，王福菊才想起还没吃晚饭，问工友借了钱，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4块烧饼。
图书室里，10余个工友已经围着桌子坐下，王福菊这才发现烧饼不够分。她让大家开始做自我介绍，一个20岁出头的女工低着头不说话，旁边另一个工人说，“我在厂里见过你好几回，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介绍完，坐在一起的两人才发现原来彼此是老乡，在同一家工厂打工多年却互不相识。宿舍制度、三班倒制度、户籍制度等等，早已摧毁了熟人社会之间的秩序，工人们就像是卓别林时代的螺丝钉，冰冷而又渺小。
“这里可以交到朋友。”一个腼腆的工友说。流水线的生活极其枯燥，每天除了工作、吃饭、睡觉，就是上网、玩手机。他们是生活在这个社区的隐形人，或者说这个社区本身也是个虚拟空间。他们每天擦肩而过，却素不相识，在这里结婚生子，也从未有过归属感。
对于这些新生代工人而言，他们尚不能完全明白蓝衣工人合作社想要推动的劳工合作制度，但却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和关怀。
工人小王的工厂离得挺远，一次路过图书室时，看见“公益项目免费借阅”的招牌还以为是骗人的，进去之后才发现真的是可以免费读书。之后，只要有时间便蹬着一辆单车来图书室。“看，这都是我们过去活动的照片。”他颇为自豪地指着图书室的照片墙给记者看，因为风吹日晒，许多照片已经泛黄。
王福菊在工友的身上看到了信心。“他们的生活充实了，朋友多了，会聊很多话题，让我很有成就感，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今年8月，千禾基金会的项目即将结束，如果没有新的筹款到位，蓝衣工人合作社将再度陷入困境。
基金会的项目原本可以支持到一个全职人员一个月3000元的工资，现在，王福菊作为唯一一名全职人员，只领了1500元，将剩下1500元分给两名同事作为补贴。
在中国，虽然社会组织开放的政策给草根NGO带来了合法身份，但初创期的NGO依然面临着人才缺乏、筹款渠道单一、专业性不足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缺乏的困境。何忠洲们意图弥合中国转型期的社会撕裂，但显然对于单薄的草根NGO来说，这一为了公共利益而肩负的责任，负担太大，需要以他们付出个人生存困境为代价。这是一种残酷。
王福菊眼里，何忠洲这个曾经“谈理念能说上三四个小时没有逗号的不靠谱青年”如今已经判若两人。
“我们现在是靠自我剥削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现在只有吃饭、租房和交通需要开销，1万元钱我们就可以支撑一两个月。”何忠洲掐着指头算。
5年前，经济条件尚好的何忠洲就在房价飙升的北京买了房；但5年后，他变得一贫如洗，年逾60岁的老父亲为了每月多赚1000元跑去谋一个看门人的工作，50多岁的母亲则去给别人兼做保洁，快5岁的女儿上幼儿园的钱还是管别人借的。
10多年前做“三农”研究时，何忠洲从来都不觉得自己跟底层划上了等号，如今，他觉得自己甚至还不如他所服务的这个群体。有了女儿之后，他曾想过自己的人生不能按部就班，要成为女儿的骄傲，而现在他无法确信这个连女儿的基本生活保障都不能给予的父亲是否仍然称职。
因为南下，他与妻女阔别整整两年，谈起家人，他的眼眶开始湿润，反反复复折叠着手里的纸巾，一张原本光滑而柔韧的纸变得褶皱和苍白，宛若他内心的挣扎。
或许正如鲁迅的《呐喊》所言，“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他说自己无从描述复杂境遇下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