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鸣恩 我没有一座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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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鸣恩长得离谱的爵位名就像他充实的不可思议的阅历一样丰满。而其实，他仅至而立之年。

他叫韦鸣恩，或者Nat Wei。但自从2010年6月起，他正式的名字变成了“伦敦哈克尼自治镇肖尔迪奇的韦鸣恩男爵”（Nathanael Ming-Yan Wei, Baron Wei of Shoreditch in the London Borough of Hackney）。是的，这个长得离谱的名字宣示着他显赫的身份：终身贵族。同时，贵族的身份也意味着他自动进入被称作“贵族院”的英国上议院—上议院也有一个冗长的正式名称，“与会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会之受尊崇的灵职与俗职们”，它由600多名贵族和26名大主教、主教构成，议员全部为非选举产生。

几经改革过后，如今的上议院权力已经大大不如经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但韦鸣恩跻身其中同样是个奇迹。韦鸣恩祖籍广东珠海，父母在1970年代由香港移民英国。作为二代移民，韦鸣恩在极其普通的家庭、极其普通的学校里成长，然后通过傲人的成绩进入牛津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全球顶级咨询公司麦肯锡。

如果他的故事到此为止，似乎就是一个典型的华人移民二代成功模版—通过高智商和坚持不懈的奋斗，成功进入欧美主流社会，变身中产阶级，直至百万富翁。但韦铭恩偏偏没有继续这条路。他选择了辞职，开始社会公益活动生涯，直至被首相卡梅伦任命为政府顾问，被册封为终身贵族，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完成这一系列过程，他用了不到十年，在他仅仅33岁的时候，韦鸣恩变成了“韦勋爵”。

2012年春夏之交的北京，韦鸣恩在北京接受了本刊专访，谈论他的个人历史、贵族感受、华裔身份和他的人生梦。

勋爵不是我的选择

记者：我昨晚跟朋友吃晚饭的时候，告诉他们我要去采访一位英国的勋爵，大家的眼睛都开始闪烁。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有自己的城堡吗？

韦鸣恩：我没有一座城堡。在很久远的历史中，英国贵族是一群有自己封地的富人，他们给国王提供咨询意见。英国成功地将这种体制保有了上千年，也成功地将这种制度进行演化和改革，让那些没有城堡的人，比如我，能够成为勋爵。但我们保有这样一种名号，而且也能在上议院提出自己对社会和国家的意见—给政府，也给王室，这是很好的一种与历史的连结。

记者：也就是说，尽管你在很多地方留下的名字是“肖尔迪奇的韦勋爵”(Lord Wei of Shoreditch)，但你并不拥有肖尔迪奇的土地？

韦鸣恩：我不拥有肖尔迪奇，我只是住在那里。被册封为勋爵后，会有机会来选择一个地方作为封邑，多数勋爵会选择自认为有联系的地方。我觉得肖尔迪奇是伦敦甚至英国的创意之都和科技枢纽，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地方，让我思考如何将社会公益工作做得更好。我的名字还是韦鸣恩，但从法律意义上，我的名字叫做“肖尔迪奇的韦勋爵”。我甚至不得不改我护照上的名字，就像婚姻一样，很多人结婚就要改名字。成为勋爵后要改名字，这是协议的一部分，这不是我的选择。

记者：在上议院，你是第三位当选议员的华裔。得知自己被选作贵族和议员时，感觉如何？

韦鸣恩：我不是“当选”为议员，我是在卡梅伦首相的邀请下，被指定和任命，进入上议院。当时我感到非常惊异，因为在我的生命中我并没有预想会得到这样的荣誉。我很荣幸。那是一个重大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在我的办公室里，电话响了，我接起来，是戴维·卡梅伦。是卡梅伦在电话里对问我说，请问你是否愿意加入上议院？我有一会儿没发出任何声响，我只是想喘口气！我跟他说，“Wow，这可太棒了，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我对你的想法也非常感兴趣，不过，我可以先跟我的太太聊聊再回复你吗？”

记者：你是英国现在最年轻的贵族之一？

韦鸣恩：是的。当然，世袭勋爵可以在21岁的时候就得到这个身份—如果他的父亲去世。唯一一个更年轻的勋爵是通过世袭在21岁得到勋爵。在上议院改革以后，他离开了议院，然后在32岁的时候被重新任命为勋爵。但作为第一代的终身贵族来说，我是历史上最年轻的。

记者：很多人在讨论你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韦鸣恩：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荣誉不是一种你能追寻的东西，但你在默默服务的时候，它也许会到来。我离开麦肯锡的生意，用了10年时间从事慈善工作和社会公益活动，很多人认为我简直疯了。人们说，你完全可以做到合伙人，成为百万富翁，等等。但我只能说，我自己的经历也是非常宝贵的，我必须负责任，而且持之以恒。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为其他人服务，就像耶稣讲的，要爱世人，孔子也讲过类似的话。

不跟这种“欺侮”文化合作

记者：你是基督徒，你的父亲是“基督教华侨布道会”在英国的牧师，宗教对你的生活方式，对你从事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韦鸣恩：我想，人们有一种价值观是很重要的。人生的意义不能只是赚钱，扩大影响力，或者养家糊口。一定要有一种原则或指导，告诉你在生命中如何行动，我的信仰就是这样一种原则。历史上的很多人是通过内心的这种原则和指导，去获得更宏大的人生图景，所以我认为这很重要。

记者：你的中国背景在你生活或工作中给你带来过麻烦吗？比如有媒体报道你小时候上学被白人学生欺负。

韦鸣恩：你知道，青春期的时候总有些坏家伙，他们想要“试探性”地欺负你一下，看你怎样反应，然后他们再打回来，对吧？我的政策就是，我不跟这种“欺侮”文化合作。我学习很努力，我也会用他们的语言讲话。如果有这种欺侮的事情发生，我并不是特定的目标。我英文讲得很好，我会各种体育项目，参加各种社区活动。种族是这种欺侮事件的重要因素，这个事情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英文讲得不好，如果看起来不是很“英国”，如果没法跟大家很好地交流，可能你就是容易被欺侮的对象。但如果很主流，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记者：你还提出过“中国梦”的概念，能讲讲这个概念吗？

韦鸣恩：在过去的两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变得强大，通常它会有自己的梦想，因为它的文化也会开始变得让人着迷。比如在19世纪，人们会有一个“英国梦”。英国梦包括跟一切英国文化相关的东西，比如女王、城堡，还有英国绅士，要有礼貌、高贵和得体。进入20世纪，很多人都有一个美国梦，包括自由、民主、选择和机遇、可口可乐、牛仔裤和西部牛仔、追求成功等等。现在21世纪，中国崛起的时候，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梦？什么是中国现代的价值观，它又能怎样使世界受益？如果我在西方，中国梦的价值对我是正向的？还是危险的？还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我想在接下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中，中国和中国人将有机会来定义一个中国梦，定义中国梦传达的信息和形象，告诉世界它代表什么。但梦想的背后往往有一种理念支撑，比如美国梦的背后是“自由”，英国梦的背后是“绅士”，中国梦的背后也许是注重家庭、和谐、尊重多种文化和差异。

记者：跟“中国梦”相比，世界上谈论更多的却是“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威权政治加自由市场，似乎正在取得巨大的成功，也引发了很多争议。

韦鸣恩：“模式”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里面包含了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特有的历史和文化元素，对其他地方未必合适，中国的“模式”也很难出口到其他地方。我愿意谈论的是“原则”。说说英国，迄今为止英国的系统运转良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宪法。宪法让很多人能够在重大关头参与重大决策，其方法包括民主，但不止是民主。比如上议院的贵族参与，还有互联网的民众反馈，等等。当然还有强大的政府也很关键，相比欧洲很多国家的弱势政府而言，英国的政府相当强势。在重要的时刻，比如应对战争或经济危机时，人民需要强势的领导。如何保障政府的强势，以及人们感觉到自己的影响和选择权，中国和英国都有值得人们学习的经验。

2.5代移民

记者：我们都知道去年你辞去了“大社会”计划顾问的职务。为什么你要辞职，在政府工作让你不愉快么？

韦鸣恩：我觉得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都很相对独立地进行社会工作，我们不需要待在政府里面才能做这些事，因为我已经有10年的相关经历了。我想要做的是推动社会变革，有时候在政府内做这些事并不容易，尤其在英国，时时要面对巨大的媒体关注，跟政府各部门协调等等。我认为，有时“大社会”计划不一定要完全由政府完成，它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工作，我现在的很多工作也是跟大社会计划相关的，不过更多的是从地方做起，从草根阶层做起。

记者：所以不像很多媒体说的，你辞职是因为你要换个薪水更高的工作来付你的账单？

韦鸣恩：实际上我现在在做更多的“免费”工作。在政府时，我每周被要求做2天的无薪工作，现在我每周差不多要做4天。但在此之外我其他的工作做得也不错，所以我还能持续下去。很有趣的是，作为勋爵，我一方面是要在政治上非常主动，另一面还要做一个公民，独立地参与社会事务。在英国，我可能把自己的角色看做是一个社会改革者。

记者：在英国，华裔英国人通常都做什么样的工作？你这么活跃地参与政治，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例子吧?

韦鸣恩：我想我们得理解移民的生活状态。在美国，现在可能已经有第四甚至第五代华裔在生活，现在他们有人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比如骆家辉。但在英国，华裔移民基本还只是第二代。第一代移民通常两手空空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他们开始在当地建立一点自己的小生意，他们的任务通常是生存。第二代移民开始注重教育，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校。教育可以引导这一代移民从事更多专业性的工作。第三代除了重复父辈们的工作之外，有人可能想做些跟前两代移民都不一样的事情，比如去媒体工作，或者参与政治。我是2.5代移民。我认为想要参与政治的人不应该首先就追求政治本身，而是应该先做其他的事情获取经验。

记者：那么你对伦敦奥运有哪些期待？

韦鸣恩：创造性的一部分是艺术、美感、智慧和灵感。我想英国奥运给后代的遗产也包括怎样做得更简洁，当你没有那么多钱可用的时候，你也可以做得更有灵感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