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制度变迁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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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并行的局面，东亚各国必须全力推动本地区经济一体化。但是，东亚经济一体化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其中东亚各国制度变迁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脱节对其影响甚大。因此。分析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体制变迁的必要性，提出行之有效的体制变革方案刻不容缓。
关键词：东亚；制度变迁；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149-02
当前，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经济合作为主。尽管东亚经济一体化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许多障碍因素，制度变迁与经济一体化的脱节是其中之一。很多学者认为，在东亚，特别应该强调改革创造效应所带来整体上制度趋同的效果，因为正是制度的多样化和差异性使得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成本过高。正如青木昌彦指出，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的制度变迁与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有着互补性关系，制度转变将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互相促进。更进一步地，东亚经济一体化与东亚制度变迁之间存在一种良性循环关系，未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东亚国家的制度变迁互动发展。
一、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影响
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思想。要分析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影响，首先要了解何为制度和制度变迁。
在社会化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对未来建立长期预期，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经济行为主体合作，能够保证个人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行为规范，就被筛选并固定下来，成为了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经济发展史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交集的历史，从中可以概括，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实质，制度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大跨度地浓缩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所依赖的最根本的力量就是最具生命力的现代化体制，即是进行制度的变迁。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的过程，既不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也不是诱致型的制度变迁，对于一国来说就是政府与市场主导力量之间建立在收益互相递增和风险共担基础上的互惠性制度变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就是各国制度有一定的趋同性，这样才能使各国均得到实惠，从而减少合作的成本。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体制变迁的必要性
东亚经济合作意义重大，两位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黎华伦认为“东亚的经济活动将迫使世界各国进行内部大调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东亚一直缺少强大与持久的国际团结，各国之间寻求与接受某种共同性的步伐相对缓慢。
东亚在传统上一般指的是东北亚，东南亚各国则强调东盟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过，“当提到东亚时，我指的是韩国、朝鲜、日本、中国、越南，它们与东南亚不同，后者是一个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混合物”，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才改变这种看法。这场危机不仅使东盟各国损失惨重，而且韩国、日本、中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备受冲击，这显示了东亚经济互相依存度颇高。基于这种情况，东盟再强调“东盟意识”是不行的，因而东盟不再局限于原来的“东南亚整体”，而是主动把自身当做东亚的一部分，东亚经济一体化从此踏入新旅程。
目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已经遍布了各个领域。东亚13个国家迄今已在双边货币交换，资本流动监控，早期金融预警，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亚洲债券基金方面开展了有效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可以预期的是，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引领之下，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脚步会越来越快，但是依然需要深层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这是因为：
首先，从经济上看，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和各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导致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缓慢。
日本是发达的后工业国家，2005年人均GDP达到34510美元；新加坡和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2005年人均GDP分别为21230、12020美元；越南、缅甸、老挝都属于低收入国家，2005年人均GDP仍然低于1000美元。由上述数据可见，东亚大多数国家目前的任务是发展本国的经济，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的制度，使各国面临的问题不太一样，在国家合作时承担的经济责任和义务也有所不同，因此对相互合作达成共同目标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二战以来，东亚政府普遍比较重视国有企业和大私营企业。中小企业受到约束和限制，国营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其弊端。同时，由于政权力量的介入、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以及大量的寻租行为，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建以私有化为标志的经济自由化是不完全的，有的甚至仅仅是使公共垄断权力从国家转移到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的私人手中。
其次，从政治上看，东亚各国的政治制度呈现多种形态和政府主导型的创新压抑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日韩等国建立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一些新兴工业化、准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正在形成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自身传统相结合的管理制度，还有一些经济较落后的国家政治体制尚不成熟和稳定。政治制度的不同不仅各国的利益和要求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使各国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也大为削弱。而政府主导型创新在初期促进经济发展后，暴露了不少弊端。
最后，从文化教育上看。东亚地区文化呈现多样性，文化认同感的相对缺失增大了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的难度。在东亚地区，东方固有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兼有；佛教、儒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同在。在印支三国和泰国佛教文化是主流；缅甸和印尼是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存的国家；日本居民多信仰神道教和佛教等。
三、如何在体制变迁中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
东亚历史上的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方面与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别，因而在学习和吸收现代文明的要素方面，需要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因此，在东亚社会结构、制度以及文化信念朝向适合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的过程中，要经历更多的痛苦和磨难。因而总结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是东亚各国在体制变迁中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必修课。
第一，东亚各国在经济体制变迁中要注重金融和企业的变革。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所以进一步完善金融体制，推进金融交易自由化，金融监督法制化、规范化势在必行。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首先对原有的金融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革，如泰国的金融公司从1997年底的91家削减到1999年3月的24家。金融风暴并没有使东亚各国和地区在金融自由化的道路上退缩，相反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加快了金融自由化。韩国放宽了外资持股比例，提前开放债权市场，并且从1999年4月到2000年年底两个阶段开放外汇交易。
东亚地区大企业结构存在不少弊端，直接影响国家经济，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但其抗风险能力弱，两者都需要实行
制度变迁。各国十分重视大企业的结构重组。例如，韩国1997年开始着手进行企业结构调整，到1998年8月已经有11家大型公有企业被宣布出售。东亚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积极设法解决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问题，帮助它们进行债务重组和结构调整。中国中小企业改革通过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据世界银行及其下属民营经济发展机构国际金融公司发表的《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列举了前一年商业改革取得突出成绩的前十名国家和地区，中国名列第四，是东亚地区唯一进入前十名的国家。
第二，即使在全球化时代，也很难要求各国政治体制趋于同化，东亚各国应该尊重他国的选择，把政治体制改革重心放在国内，继续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致力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在政府主导型制度下的政府过度干预使东亚经济和制度的创新能力受到损害，市场机制发育迟缓。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对政府主导型体制进行更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在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上，建立和维护有效率的市场比产业政策更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日本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和干预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正是在政府对经济的判断错误及政策的失灵下才一步步走向长期萧条。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等于完全的权力下放。香港地区经济自由化程度很高，曾被认为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可是在周边疾风暴雨的危机中也未能独善其身。所以，完全超然的政府也是不适当的，在任何情况下，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环境，都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第三，文化和教育要双管齐下。
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是东亚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两者为东亚早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随着经济科技特别是现代高科技及其产业化的迅速发展，以市场选择为手段、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动力、以个体为主体的自主创新等西方文化传统显示了一定的优势。所以，东亚政府要引导本土文化与西方一定的制定因素相结合，这样在保持自身文化色彩的同时又能使各国文化有一定的趋同性。其次，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产权的改变、各利益集团中相对收入状况的变化都会引起意识形态的变迁，依此原理，政府应保证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公平，以此来维持社会的稳定，这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尤为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在保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促进各民族文化融合。
东亚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各国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创新能力以及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的不足，缺乏高新技术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使人们获得了知识。提高了技能，从而增加了人们对新的工作机会的适应性和在工作中发挥专门才能的可能性，这是教育的知识效应；另一方面，人们在接受高级教育之后，可以改变不正确的价值判断，提高纪律性，增强对社会和工作的责任感，促进受教育者在参与经济活动中提高工作效率，这是教育的非知识效应。这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是通过人员素质的提高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进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