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池 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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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在明代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那时被朱元璋赶到上都的元顺帝残余势力，对刚刚建立不久的明王朝仍存在着军事上的威胁，为防止蒙古势力的侵扰，护佑京师，这一年，留镇燕蓟的大将军徐达主动请旨：“发燕山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见此地“枕山襟海，实辽蓟咽喉”，乃在此建关设卫，定名“山海关”。山海关遂成为明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

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的山海关，北依燕山，雄关锁隘，易守难攻，南临渤海，四海咸通，“风帆易达”。同时它还处在辽西走廊最为狭窄的地段，山海之间最窄处仅有8公里，是联通东北、华北的咽喉之地，历来为兵家必争。所以把山海关比作燕京(北京)、盛京(沈阳)之间的“锁”真是恰如其分。

明朝统治者对山海关非常重视，明朝的十几代皇帝，都在不断地修筑蓟镇长城，“竭尽四海之物力以奉榆关”，前后总共用了260多年的时间，最终建成了“七城连环、互为犄角”的军事防御体系，使山海关逐步成为入侵之敌望而却步的军事重镇。

而这个军事防御体系之坚固缜密，只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

山海关的关城只是山海关整个军事防御体系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座不甚规则的梯形城堡由土筑砖包而成，与万里长城连接。据《卢龙塞略》记载，山海关城“高四丈一尺，周千五百二十八丈，凡八里百三十七步。月城二，水关三，居东、西、南三隅。四门楼，东曰镇东，西曰迎恩，南曰望洋，北曰威远，楼各重键，竖橹，铺舍二十有六，池千六百八十余丈，广二丈，深二丈三尺，外夹池，深广半之，地势下泄城中积水，而引以灌池。”榆林县志称“自京师东，城号高坚者此为最大”。

围绕着关城，山海之间修筑了7座卫城、由海边至北山依次为入海石城、宁海城、南翼城、北翼城、东罗城、西罗城，以及关城正东两公里欢喜岭上的威远城。关城东城墙与长城连接成一体，城墙上筑11座城楼，由南向北依次有海边的澄海楼、南水关城楼、靖边楼、新楼、牧营楼、镇东门的箭楼、临闾楼、威远堂、北水关城楼，以及关城的望洋楼、迎恩楼。七城奇正连锁，长城一线中穿，以前拱后卫、左辅右弼的格局，构成了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即使不算深入辽东的其他卫星城堡，山海关本身已经是非常庞大的军事建筑群了。

这个建筑群，集大纵深防御和犄角之势于一关，恰似太极八卦之阵的布局，使整个防御系统相互连接，彼此呼应。来犯之敌，不论攻击任何地方，都会遭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打击，堪称古代军事建筑的绝唱。

600多年以来，山海关雄踞辽西走廊最狭窄的地方，常有朝廷大员坐镇于此，总督关内外数十万兵马。致使关外之敌不敢轻易叩关。蒙古部族和后金的铁骑，每次入侵中原，都是绕开山海关，寻找防守薄弱的长城关口。清兵曾10次绕道突破长城防线，深入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但他们却从没有也从不敢跨越山海关，所以在冷兵器时代，正是山海关的存在，在后金日益强大的明朝末年，延缓了明朝的灭亡。而山海关也因此有了“山海之城，甚得地理，永不被兵”的美誉。

600年峥嵘岁月，山海关成为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施展宏图大志的疆场，成为他们叱咤风云改写历史的舞台：徐达、戚继光、洪承畴、孙承宗、袁崇焕、努尔哈赤、李自成、吴三桂……他们那些围绕着这个关隘的争斗，无论是豪气冲天还是悲凄惨淡，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并使这座关隘具有了更为厚重的人文内涵。

历史的脚步以战争的形式在这里来来往往，山海关在战争中不断遭受着重创：甲申之战、庚子之役、直奉大战、榆关抗战、解放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惨烈的厮杀和腥风血雨都成了隐退在时光里的遥远的片段，古城却在战争的炮火中变得千疮百孔，迅速衰败下去。

而历史却从容地跨过了这道沉重的关隘，以它特有的步伐向前迈进。

山海关，仿佛一座地标，伫立在历史的拐角处，怀揣着它曾经的气度与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