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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中产
2009年12月初的一天,34岁的林浩杰终于绷不住,在刚拿到钥匙的新房中放声大哭。
林浩杰并不是个脆弱的男人。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学专业毕业之后,林浩杰已经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资企业打拼十年。林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中关村一家科技软件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月收入在1.2万元左右。在买房之前,林浩杰几乎是北京这个国际化大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典型白领,或曰标准“中产”,他的人生,也可以用“小资”一词来概括和代表。
但是,一套房子改变了林浩杰的人生。
2007年,林浩杰开始与女友谈婚论嫁,此时买房已经成为必须。林浩杰对房子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面积不要太小,以供将来老人和孩子共居一室。连看数月的结果,林浩杰发现,在飙升的房价面前,除了郊区的房子,30万元的存款根本交不起100平米左右房子的首付。
林浩杰很泄气。此时,朋友同学聚餐和同事聊天,话题已经大部分都在讨论房子。当房奴的诉说房奴之苦,没有买房的则更加焦虑,言语中充满了害怕被这个城市边缘化的恐惧。痛定思痛,2008年底,林浩杰咬牙贷款买房。在横扫了地铁5号线周边的楼盘后,他最后在北辰绿色家园选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1.8万/平方米,总价值近220万。当时房价正处于2008年的低点,林浩杰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
为了交首付和装修,他不得不向远在沈阳的父亲求助。退休前承包了当地村医院的父亲,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20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一向独立自主的林浩杰,一不小心成了“啃老族”。据2009年新浪网一次大型的网络调查显示,北京超过50%的购买者用了父母的钱买房,或者支付首付。
随愧疚一起席卷而来的,是巨大的还款压力。
175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25年,每月还贷9392.45元,相当于林浩杰每月收入的80%。这也意味着,如果林浩杰工作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面临“断供”的危险。林浩杰也终于理解了单位里那些早自己一步成为“房奴”的同事,平时工作中为何谨小慎微。因为买了房子惧怕失业,林浩杰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我行我素的做派。
像林浩杰这样承受巨大压力的买房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数量巨大。2009年12月,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进行了《中产阶层生活状况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贷款买房的人群中,有61.6%的人,每月房贷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合理值30%。其中,房贷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在五成及以上的人占了20.5%。其中43.8%的人表示,“压力较大,有时担心会‘断供’”。
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但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倍,北京为23倍。
2009年11月底,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根据研究得出结论说,未来5~8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将翻一番。不难判断,届时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其房价收入比将被更加放大。而中产阶级,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被消失”的中产
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曾领导他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过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五年后的今天,他说:“房子对于中产的重要性比五年前高了很多,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自己想成为中产越来越难。”
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在中国,这是“中产阶层”第一次得到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那很多人就又‘被中产’了,就是说去路边的小饭馆吃饭都变成了吃宫廷宴。”林浩杰质疑记者。“按这个标准,难道开着新型汽车招摇过市的房奴,对‘丈母娘拉动房价’有切身感受,害怕生病,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产?”在他看来,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的话,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大城市的中产们有了深重的危机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被”分化中走向消失。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阐述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80%的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在中国似乎有克隆的危险。
从物质上,“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在2009年高涨的房价中可能成了现实。在北京,有机构统计表明,仅11月份的拟开盘项目均价,环比涨幅就达到了16.7%。高额的房贷不仅影响了中产们的幸福指数,还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物质上的紧缚,原本属于中产阶层的理性、稳定、闲适和精神上的富足,也变成了紧张、惶恐、惴惴不安。社会的稳压器,瞬间变成了加压阀。
如果中国中产阶层消亡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中产阶层有三个方面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收入也就是财产的多少,至少应该有车有房,包括贷款买的房,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第二个标准是职业声望,也就是原来社会分层视野中干部、工人、农民之后的多样化的职业人群。第三个是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上面三个标准中有两个客观要求,一个主观要求。他们大概分布在中国这个金字塔的55%到80%之间,但可能不完全符合所有的条件。所以,大多数人是准中产。从政治学角度讲,只有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是主要人群,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社会才可能稳定,但我们现在肯定达不到这个标准,而且有可能越来越远。
中产的压力主要是购房的压力。现在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政府对于房子的政策本来应该有两个:房地产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后者按照我们社会学概念叫住房社会政策,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是向政府购买房子,目标是居者有其屋,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似乎只有房地产政策。
而且,中国中产阶层的忧虑还远不只是房子,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疾病也是最大的担忧。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最惨的事情莫过于贫病交加。再者就是养老的问题,许多城市的白领是外来人口,没有户口可能让他们打工几十年,却很难拿到养老金。另外,他们未来子女的上学也是很大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社会保障能够完善,给中产阶层稳定感的话,也可能会降低他们对房子的焦虑感。
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社会结构上来说,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恰恰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执政,但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层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产阶层的庞大也表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
中产阶层的恒产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不了解实际上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恰好是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中产阶层的崩溃。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产的这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是可以扩散的。政治后卫,经济前卫的中产阶层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而在当前危机过后、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这种功能尤为珍贵。凡是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
而且中产阶层意识是最讲究“理性”的,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要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不成熟、非理性可以说暴露无遗,这会使我们正在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缺乏牢固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合格的中产阶层恐怕是当今中国社会必须要给予关注的重要问题。
(材料据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03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