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是无法被永远欺瞒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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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在我的感觉里，你是一个“大块头”杂家，但凡你有精力，几乎看不出你没涉及的，就门类来说，诗歌写作、理论研究、各式翻译，一样都不落下。怎样做到杂而不乱？我们知道翻译和写作，或许谈不上有大的冲突，不过理论研究是怎么兼顾的呢，这三者之间怎样相互影响和碰撞，也就是说“炼金术士”必须也玩得平衡木，你是怎么协调的？

马永波：我从80年代末开始比较有规模地翻译东西，起先的出发点仅仅是出于好奇，为了给自己的写作开阔视野，打好基础，也有对已有译本不那么信任（不是说全部都不信任，那样就抹杀了其他翻译者的贡献）的缘故，说句不好听的话，看不好的译本就像喝别人喝进肚子又吐出来的酒。翻译与写作是互相生发的关系，翻译让人深入，让人安静，有助于培养自己的定力，也有助于磨练语言，保持语言的敏感。我的翻译工作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学、文化上面，比如英美的后现代主义诗歌、生态文学、经典著作，其他有一些传记、社科方面的翻译。至于研究，我尝试结合自己的写作，其实翻译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写作的，应该说我的诗学理论是从我的创作中生长出来的。阶段性的成果积累为三部专著，涉及领域为中西比较诗学、美国后现代诗学和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翻译消耗精力比较大，今后会缩减一些，把力气合理分配。最终目标是将三者打通，建立自己的本体论诗学体系。

傅小平：同样，你在翻译上也是散打家。诗歌、小说、散文、理论都有涉及，而且翻译的作者对象也不同。我们知道一些老翻译家，多半找跟自己气味相投的某一个作家来着重进行翻译，翻译的同时，自己也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你的翻译惯性，会不会将自己陷入泥沙俱下的险地？

马永波：小说翻译得少，偶尔译一些新鲜的，主要还是诗歌和有关诗歌的文论。诗歌翻译方面，大型的选集做了四个项目，也就是《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1970年后的美国诗歌》、《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和《英国当代诗选》，这几本书呈现了英美后现代诗歌比较完整的面貌，我更重视其资料价值，注重国内首译。翻译也是个神秘的差事，我想做的事情，只要我心里念叨着要做，过几年总就有机会了，很是奇怪。后现代诗歌这块，还要继续做些工作，也许有机会会集中在少数两三位诗人身上，或一个流派上面，比如纽约派，是我最喜欢的。

你说的翻译惯性我不大明白究竟指什么，如果你指的是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这是我不能苟同的，这两者没有必然联系。要知道我在接近20年的时间里都远离文坛，不与任何人功利性的交往，处于一个封闭而安宁的环境中，除了散步也没有什么其他嗜好和娱乐，大量的时间用于读书思考和写作，在别人忙碌闪亮功名的时候，我在潜心于写作与翻译，自然积累了一些成果。而且，文字工作有其特殊性，一旦你真的进入了，语言感觉有如神助。比如阿什贝利最著名的诗集《凸面镜中的自画像》，我用了一周多时间就翻译完初稿，但是你不会知道，我接着付出的是连续失眠五天的代价，他的高智力的压迫，虽然没有压垮我，我战胜了这个亲爱的敌人。那些每天自称只翻译几百字，然后东张西望，东敲敲西摸摸的工作方式，我认为纯粹有懒惰成分在作怪，那样搞法文气能顺才叫怪呢。我写诗歌也很快，《再卑微的存在也妄图建立自己的秩序》近四百行，就是中午吃饭前直接博客上写了一半，吃口饭，完成下一半。不是非写不可时我一个字不动，所以到现在我积累了三万行诗歌。翻译也是如此。我未出版的翻译著作还有十几本呢。

傅小平：你自己感觉最满意、最看重的是哪方面的翻译？翻译哪一位，国内或国外诗人、作家的作品，给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此对你个人的诗歌创作有影响吗？（在诗歌界，你是第一个把语言大师阿什贝利的诗歌介绍给国内读者的翻译家，并被大家认可，是阿什贝利的第二副嗓子。同时我也发现，你的诗歌气场跟阿什贝利极其相似，请展开谈谈）翻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马永波：我主要还是一位诗歌翻译家，自己也最为看重这个方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是阿什贝利，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的翻译并没有在表面上对我的写作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那应该是在思维方式或诗学理念上面，比如这个阿什贝利。中国现代诗歌从诞生起就和外来影响难脱干系，现代那一块自不待说，就说当代，朦胧诗和王家新和黑大春与白银时代，臧棣与奥登，欧阳江河与布罗茨基，女性诗歌与自白派，莽汉与垮掉派，口语诗与布考茨基……基本上汉语里重要的诗人都能找到他们隐秘（对不熟悉外国诗歌的人而言）的西方诗学资源。我自己和阿什贝利、毕肖普、希尼，甚或整个的美国当代诗歌，也有某种关联。有时我自己也在思考，到底从中吸收了什么，我想还是其开放性和活力本身，而不是风格与语言技巧。大师的精神可去领受，大师的语言风格最好不要去学，人的生命质地不同，文化语境不同。如何在文化旅行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突出中国经验，是不容忽视的方面。简单地说，阿什贝利的解构性写作所带来的万物平等观，与我的客观化诗学的因缘之诗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我的思想根源在于过程哲学，与其自是不同。我们风格上的差异就更风马牛也。

傅小平：感觉你从形象上看温文尔雅，不过言语之间有股霸气：玩笑中说，希望自己能引领一个流派，或是几个流派。包括你在叙述诗学、元诗歌、生态整体主义等等一些概念、流派上，你都在里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是最重要的开创者。不过从我个人角度看，现在很多所谓的主义、流派其实都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更谈不上有什么生命力。多数创立的流派，都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定位，博得大家的眼球。把诗歌这把宝剑磨砺到直击读者灵魂的有几个呢，你怎么看？

马永波：我内敛的卡夫卡式的个性不可能引领任何什么流派和潮头，但凡在地层深处掘进的人，在地面上是看不见他的身影的，我自己也甘于如此。90年代盛极一时的叙事诗学中，首创者少不了我，文本实践上成就最大者，也少不了我，但很少有研究者客观予以评价，这也没有什么，学术话语权的争夺是社会政治学，我不会这些。但明眼人依然有，每个时代都有，文学史是遮蔽，读者是无法被永远欺瞒的。靠文本。

我上次说到诗学时说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就是在汉语诗学链条上我自己的位置。从90年代前期，我就开始思考并已基本完成文本实践的客观化诗学，我还在进行系统化的建设，总体框架已成，三分之一的内容已经写出，争取在十年内拿出个小册子，其中部分章节已经公开，比如关于伪叙述、元诗歌、自我的终极消除和主体间性、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等等。我的目的不是创什么流派，而是踏实的进行本体论的汉语诗学建设，最终在这个诗学体系里面，我的写作、翻译、研究是融为一体的。

现在可以披露的只能是一个清理的思路（呵呵，学术上也需要保密的）。我们知道，汉诗走向成熟的路线是：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启蒙解构去执后的建构。何谓去执？就是诗人消解自己的主体中心主义立场，不再固执于固定的动作意向，以面向事物自身的谦逊态度对待世界整体，在作者和事物的自由相遇中让诗歌诞生。在去执的解放力量中，诗人的自由和事物的自由相互成全，万物共生而平等这一世界真理开始涌现为诗，我在90年代前期即已明确提出：“呈本真状态的事物就是诗”。这是以所有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是在诗歌中实现的宇宙民主体系，这个层面的诗歌所呈现的必然是事物存在的本源状态。在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基础主义的欠缺已经暴露无遗的今天，所谓本源就是万物共生而相互成全的因缘，是显现为超越性的此在性和显现为此在性的超越性，是相互勾连和创生着的因缘整体，因此，面对本源就是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在彻底的去执后，诗人并不排斥意识形态、主体、权力、宏大理想等等以往诗人刻意解构的东西，但只是把它们作为众多呈现对象中的普通个体，将之放在既不优越也不卑微的位置。甚至诗人也不过是在诗中出现的诸在者之一。每个事物都是重要的，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重要，因为它们都是因缘整体中的发动者和承接者。

简单地说，在经过解构性的后现作（我是其中积极的倡导者）之后，从我和其他少数有觉悟的诗人开始，汉语诗歌将开始真正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书写。

傅小平：作为一个成果卓著的诗歌翻译家，你一定了解当前诗歌翻译的现状，都说翻译本身也是一次临摹和再创作艺术，请你谈谈它能给你带来翻译过程的快乐吗？或谈谈得失？

马永波：翻译本身的快乐是一种很大的回报，有时发现一个好的思想或句子，会高兴上好半天，好像生存的滞重一下子解除了。如果没有这种快乐，翻译可能是种苦工了。任何翻译对我都是得，而不是失，得到的好处太多了！前面也说过，镇定心神、磨练语言、开阔视野、掌握新知，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说点务实的话，如果没有这么多年翻译实践对我的语言能力的锻炼，我不可能在四十岁上通过博士的英语考试，从而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呵呵。所谓无心插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