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能拉平城乡课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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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位几乎沒有出过远门的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小学校长到北京参加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在人民大会堂里，一位老师紧张得手脚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另一位校长发言的声音都在发抖。参观完北京的小学后，他们羡慕北京的孩子又白又胖，也羡慕这里的学生不是留守儿童，能开家长会。他们感慨：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是现实，永远无法改变。

得知自己有机会到北京参加活动的时候，广西大化县江南乡尝梅小学的乡村教师卢有英激动得“话都讲不出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县城买了两套新衣服、一双凉鞋和一个斜挎包，换下身上“二三十块的破衣服”。

“村里人都说，穿我以前的衣服到北京肯定丢脸，北京人不像我们那样随便。”他腼腆地笑着说。

卢有英参加的是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在北京的一周时间里，他和54位来自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小学校长一起，接受了有关学校管理的培训，游玩了故宫，还参观了北大、清华。

甚至，他们还有机会坐进人民大会堂，在会议室的主席台上讲讲话。

“我们希望让这些来自基层的乡村老师到人民大会堂，做一次真正的主角，告诉社会各界，大家该做些什么，去缩短城乡教育的差距。”来自项目主办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官员李昊说，这是国内首次举办以乡村校长为主角的论坛。

不过，对于卢有英而言，一个更加直接的收获是：这一趟行程中，44岁的他第一次有机会坐上火车，也第一次有机会来到比省会南宁更加遥远的地方。

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50年

在到达北京的当天，卢有英就发现，这是个和自己家乡截然不同的地方。“北京太牛了，太美了！”在打给自己学生的电话中，他只能不断重复这个简短的句子。

过去的几十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山深处的那所学校里度过。校园里最高的建筑物是别人捐赠的两层小楼，楼上的学生一跺脚，楼板就嘎吱嘎吱地响。而现在，宽敞的街道、披着玻璃幕墙的现代化高楼，几乎每个场景都让他感到吃惊。

让他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活动主办方安排的一顿自助火锅午餐。整顿饭的过程中，环形运输带上不断回转的肉片、蔬菜让他目不暇接，他费了好大劲儿，也沒能记住各种复杂的、从沒吃过的菜品名称。

“好像我们怎么做，都赶不上外边这么好了。”吃过自助火锅后，他不断感慨。在他的学校里，几乎所有学生都吃不上早餐。事实上，孩子们的正餐也常常只有蒸玉米饭，只有家境好的学生，才舍得花5毛钱，给自己配上一包榨菜。

在偌大的北京城里，几乎每一位乡村校长都遭遇了相似的冲击。来自贵州赫章的校长郭昌举因此叹着气感慨：“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了50年。”

这些校长大多数都沒来过北京，很多人几乎从沒离开过自己居住的县域。即使是他们的学生，也很少有人有机会来到这里。过去几十年，这50多位乡村校长所带过的学生，只有一个人考进了清华大学，很多“最成器”的学生，通常也仅仅能够考上省会里的大学。

至于卢有英，他的学校用红漆在教学楼外墙上刷着“知识改变命运，文化改变人生”，可他最喜欢的一名学生，最后也只考上了桂林的一所大学。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参观北大、清华校园的时候，这些校长会显得那么兴致勃勃。一位校长在车上开玩笑说，自己“要帮学生们沾沾仙气”；而卢有英也赶紧掏出了自己的相机，因为大山里的好多孩子都让他“多拍些清华北大的相片带回去”。

城里的学生们“又白又胖”，农村的孩子却又黑又瘦

除了四处参观，他们最重要的行程，是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不过，8月24日这一天，当卢有英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的会场时，他紧张得头脑空白，几乎“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

和他坐在一起的包括北京高校的教育专家、媒体负责人，以及大型企业的高管。可在此之前，他从不知道什么叫“论坛”，也沒见过这么大的会场。他对于开会唯一的印象，就是“关掉手机，不要讲话”。

事实上，几乎每个参会的校长都露出了点紧张的神色。四川省普格县校长刘日沙站上讲台后，双手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插袋。

“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站到人民大会堂之中，确实……”这位老校长顿了一下，“该怎么说呢？我比较激动，还有些……有些害怕”。

另一位贵州赫章山区小学校长聂章林在台上一股脑背出了许多数据：孩子的每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孩子上学时到底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

“我仔细算过，小学三年级毕业时，孩子就走完25000里长征了，累都累得长不大！”聂章林加重了语气，声音却有些颤抖。

这位校长在北京之行里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学生们都“又白又胖”，而相比之下，自己那些山里的学生，都显得那么瘦、那么矮小。

作为活动中唯一一名女校长，来自贵州赫章的姚廷琴发言时有些腼腆。因为时间限制，她只说了两句话：“撤点并校之后，我们小学要搞‘寄宿制’，我不知道我们学前班的孩子怎么办？他们不能寄宿，他们寄宿的哥哥姐姐也管不了他们，怎么办？”

上台之前，姚廷琴憋了“一肚子的问题”。“我们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是来反映问题的。” 姚廷琴不止一次这样说。不到一个月前，她刚因意外怀孕而做了人流手术，但这次她依然不顾丈夫的反对，坚持赶来北京。

对绝大多数乡村校长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说出自己的经历和困难。

来自四川井溪乡的校长余兴友在开场白中说：“我在山区里做了36年校长。”台下，一片雷鸣般的掌声让他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停顿了几秒钟之后，他才开始介绍学校的情况，讲述他与其他老师怎么去寻找那些在上学路上失踪的孩子。

坐在台下的卢有英一直在点头，事实上，几乎每个乡村小学都面临相似的问题。在北京的几天里，他满脑子都在考虑，新学期即将开始，学校多了一个班级的新同学，却怎么也腾不出一间新教室。

连坐在人民大会堂宽敞的会场的时候，这个乡村教师依旧在默默盘算：“实在不行，只能让两个班级90多个孩子挤在一个教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