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姐》我们生命中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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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拍摄电影，许鞍华考察了香港二三十家养老院，将自己对衰老的恐惧与老龄化社会的担忧，放入《桃姐》。在养老院中，她看到了老人的真实处境，“没有人家说的那种惨，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受屈辱。”对于衰老，不妨顺其自然。
《桃姐》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嘉禾电影公司制片人、《桃姐》编剧兼制片人李恩霖是电影中少爷Roger的原型。桃姐自13岁起就进入李家，服侍李家几代人，对李恩霖尤为照顾。1980年，李恩霖父母和妹妹移民美国，留下他和桃姐在香港美孚居住。2003年，桃姐突然中风，无法继续操持家务。从医院回来，她便提出搬到老人院居住。常常往返各地的“空中飞人”李恩霖无法照顾桃姐，也只好答应。每次回香港，李恩霖便去老人院看望桃姐，久而久之，老人院里的人们都称其为桃姐的干儿子。
在老人院待了3年之后，桃姐去世。
李恩霖找来了许鞍华，为桃姐拍摄了一部电影。作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女导演，许鞍华的人和电影一样，都和生活贴得很近。2008年的《天水围的日与夜》，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呈现了香港天水围社区一个单亲妈妈的日常生活，平凡而似乎刻板的日子里，有着生命的温情。电影获得了第二十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等多项大奖。
《桃姐》和《天水围的日与夜》很相似，而这一次，它获得更热烈的反响。2011年9月在威尼斯电影节拿下最佳女主角，接着在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包揽三项大奖，许鞍华也因《桃姐》荣膺“亚洲电影终身成就奖”，成为亚洲电影大奖首位获此殊荣的女性，目前票房收入已超过了5000万。因为，这不只是桃姐和香港的故事――这是我们和身边老人的故事。
桃姐和我们
每天早晨，她准点出去买菜，你也许在睡觉，或在电脑前工作。
每天中午，她给你做好一荤一素一汤，饭菜可口，连酱油都是精心挑选的上等作料。看着你把食物悉数扫净，她又收拾好碗筷，自个儿端着碗在厨房里吃饭。
每次你出远门回来，看见自家的屋子灯火明亮，推开门打开冰箱，有你最想吃的食物。日子似乎像流水一样，平静，深远，绵绵不绝。
桃姐被香港人称为“妈姐”。1940年代至1950年代，大批广东女性进入香港谋生，成为香港中产阶级家庭的佣人。她们为了照顾别人的孩子，多半跟自己的家庭疏远，反而跟照顾的孩子特别亲近。
然而，电影《桃姐》不仅反映了“妈姐”的历史故事，更多呈现着我们与“她”的内在情感，看到桃姐，我们会想起那些与我们生命相联系的人，我们的父母、爷爷或奶奶，他们终有一天会老去。
有一天，她突然病倒，而且病得不轻。你才发现，原来她早已双鬓染霜，动作迟缓，皱纹和老年斑爬满了原本美丽的脸庞。“行将就木”这个词不经意间就蹦了出来，砸得心口生疼。
你还发现自己的生活一团乱麻。开始认真研读洗衣机的使用说明，读了许久仍不明白要不要放水、放多少水；你不得不把养了几年的宠物猫送到靠谱的朋友那里寄养，漂泊的工作注定了漂泊的生活，你第一次发现，自己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更别谈照顾一只与人亲近的动物。
更揪心的是，你意识到她有多重要，你发现自己的过往烙满了她的印记，深深浅浅，一时竟没办法消除。就连你小时候的朋友也在你面前提到她，用一种快乐而怀念的语调，勾起你深藏于心的遗憾。
你想起一句很俗套的话：失去后，才知道珍惜。她如空气一般，抽离出你的生活后，留下了窒息感。
我们和身边的老人
古语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电影《桃姐》恰巧相反，变成“老人老以及吾之老”。戏外的李恩霖说，照顾桃姐，是一次实习。
戏中桃姐决计搬往老人院，在家里收拾东西。这是Roger第一次走进桃姐的房间，狭小的空间里放着一张单人床，靠墙上方是一排大木柜，下面一台旧式洗衣机。Roger帮她打开柜子，里面有年代久远的缝纫机、保温饭盒。Roger问是否扔掉，桃姐笑着摇摇头说，不扔了，留下吧。
她打开一个大箱子，细数一件一件“珍藏品”。有Roger外祖母年轻时的一家合照，还有桃姐和Roger童年时的合照，照片上的桃姐梳着长辫子，穿着白衣黑裤，还是一名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子。桃姐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她拿起背过Roger的背带，他和妹妹的红色棉袄，还有薄薄的信封里装着的第一份工资……
Roger受桃姐照顾几十年，却从未真正走进桃姐的世界，去了解其经历和内心的丰富。他认为，以前桃姐照顾自己，现在自己照顾桃姐，正是一种生命的循环。上下有别的主仆之情，慢慢变成了相濡以沫的亲情。
远在美国的母亲与桃姐感情甚好，专门飞回国看望桃姐。戏中的Roger听到母亲咳嗽默默给母亲端了一杯茶。李恩霖说，照顾桃姐让他更关注母亲的健康。
明星刘德华是这部戏的男主角，扮演Roger。演完这出戏，刘德华出了一本桃姐拍摄日记《我的30个工作天》。书的封面上写着“送给相信世间有爱的人”。对刘德华来说，这也是一次特别的拍摄经历。戏就是在养老院拍的，里面很多场景都有养老院里的老人家，而演员的演出，也和自己在生活中一样。“30个工作天，犹如一个人两种生活过了一个月。”
拍完这出戏，刘德华很感慨，“一旦我们渐渐忘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许鞍华和母亲
看到《桃姐》剧本，导演许鞍华又找到了拍摄的感觉――她觉得自己既是受老人照顾的李恩霖，又是踏入老年期的桃姐。
自认“我只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人”的许鞍华的确过着非常“香港”的生活。65岁的她一直单身，与80多岁的母亲住在香港租来的房子里。由于经常外出拍摄，许鞍华只能把母亲留在家里，雇女佣照顾老人。
在与母亲一起变老的日子里，她渐渐理解母亲，也理解了自己。
许鞍华的母亲是一个日本人，小时候的许鞍华一直以为母亲是东北人，不会讲粤语，又没读过书，不太认字，因为这些差异，两人的关系非常疏离。1990年，许鞍华以母亲为电影原型拍摄电影《客途秋恨》，讲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女子葵子感激中国军官的救命之恩而以身相许。军官退伍后在香港工作，将妻女留在澳门老家。
因为语言不通、风俗相异，葵子和公婆、女儿在感情上疏远，十分孤独。女儿眼中的母亲，是个自私自利、只会打牌的女人。25年后，女儿从海外留学回到家中，父亲早已过世，留下妻女二人相依为命。
母亲在许鞍华的电影中，始终以各种形式出现，《女人四十》中的焦虑与琐碎，《天水围的日与夜》中的单亲妈妈和儿子的生活。甚至2009年，许鞍华去东北拍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她也在这块土地找到了童年对母亲的印象。
而拍完《桃姐》，许鞍华对80多岁的母亲与自己的生活都释然了。为了拍摄电影，她考察了香港二三十家养老院，将自己对衰老的恐惧与老龄化社会的担忧，放入《桃姐》。在养老院中，她看到了老人的真实处境，“没有人家说的那种惨，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受屈辱。”对于衰老，我们不妨顺其自然。“因为我想明白了，比如金钱、儿女这一类所谓的安全措施其实都是于事无补的……叶枯叶落，是自然规律，现在可以和母亲相依为命，已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