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在世界的旮旯扯个淡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刘震云:在世界的旮旯扯个淡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无处吃饭可以乞讨，无处说话就把人憋死了。话，一旦成了人与人沟通唯一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
如果刘震云不去写《温故1942》，延津人乃至中国人也不大说那一年饿死人的事。他跑回家问：“姥娘，五十年前，大早，饿死许多人！”姥娘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温故1942》拍成了电影，刘震云回头又去写鸡毛蒜皮的事。鸡毛蒜皮的琐事养活人也要人命。《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不是饿死的，她打离婚官司，把芝麻大的事打成了西瓜。她去自杀，果农说别在我的果园里上吊，你去边上的果园吧。李雪莲就笑了。
死没死呢？不知道。
刘震云的家乡在河南延津，是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后来在东八里庄，那是北京的犄角旮旯，再后来住到亚运村，依然是犄角旮旯。他的故乡长辈把他的写作看成“编瞎话”，于是他就自顾自地继续扯淡，像个钉鞋的人干着他的手艺活儿。
书名太不严肃了
据出版方说，《我不是潘金莲》本应该在两年前出版，之所以推迟到现在，是因为“感觉这个书写得太好了，太有冲击力了，我们要把它放出来的话，那刘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能否评上茅盾文学奖很难说”。
这种聪明的奉承让人很受用。无论如何，刘震云在2012年是一个文学界的热点人物。《我不是潘金莲》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第一部新作，他做编剧的《温故1942》也即将上映。
刘震云说，自己写小说是“编瞎话”，编瞎话特别灵，但是起书名的时候，脑子就转得慢。脑子一慢，人就难免严肃起来。于是刘震云给他的新书取名叫《严肃》，或者《很严肃》。考虑到这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他又想叫它《一万句顶一句》、《一句不顶一万句》。编辑急了''说刘老师您这些名字太不严肃了。
于是又纠结了好多天，新书起名叫《我不是潘金莲》。潘金莲和刘震云两个名字搁一块儿，好卖。
这年头的出版市场，印10万就是畅销书。但《我不是潘金莲》起印就是50万册。
刘震云给新书做宣传，他不喜欢这件事，但是他又觉得，这件事就跟种了瓜，要挑出来卖一样，得吆喝，不然再好的瓜都烂地里了。农民对得起地，作家也得对得起职业。
其实吆喝这种事儿他干过，原来在《农民日报》的时候，被同事拉着一起去找人订报。那时候他住在北京的东八里庄，特别乱的地方，有修鞋的，修自行车的，有一家卤煮店，有好几个菜市场。他跟片儿警混得特别好，认识他的人都说，这是个好人。
鸡毛蒜皮馊豆腐
刘震云写的小说，多半是要命的琐碎事。《一地鸡毛》开头是“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一句顶一万句》，说的是剃头的老裴。打铁的老李、卖豆腐的老杨。老杨卖豆腐也卖凉粉。
摩罗评价刘震云的豆腐说：“这个豆腐代表最日常最生活化的东西，他选择一个如此渺小的东西切入生活，展开他的小说。我们的生活不但像一地鸡毛这样卑微，也像豆腐这样琐碎，而且不是一块可以吃的小葱拌豆腐，而是馊豆腐，这意象给我们强烈的冲击。生活、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馊豆腐。”
《一地鸡毛》里，小林跟老婆先是因为一块馊豆腐吵架，然后为暖水瓶吵，然后扯到娘家、婆家，扯到孩子生病和入托，把那块豆腐就忘了。到了《我不是潘金莲》里，还是一样满地的鸡毛蒜皮馊豆腐。李雪莲扛着半口袋芝麻跟一只鸡，去找刚结婚的法官王公道打官司，她为生二胎跟丈夫假离婚，结果男人真跑了，李雪莲去打官司，莫名背上了潘金莲的恶名。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她去告状、上访，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最后误打误撞到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但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但这不是正文，这是小说的序言，有十几万字。正文只有三千字，是个短篇，讲的是因为李雪莲告状而被撤掉的县长史为民。他的朋友重病，请他回去打麻将，老史在北京火车站买不到火车票，于是举起一块上访的牌子，马上被塞进车里，两个协警一路护送回了老家。
如果说李雪莲是在用严肃对抗荒诞，那么深知现实逻辑的老史则用荒诞的办法利用了荒诞。他看透了。
没有人倾听你说话
好些人觉得刘震云老是在写底层。刘震云烦这个，一说起底层来，就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跟去灾区慰问演出似的。他愿意说贩夫走卒的精神痛苦。这些苦他们说不出来，知识分子能说，大家都以为只有知识分子才配有高贵的精神痛苦。
“他们不说，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就像我家要垒鸡窝，在建筑工地当大工的表哥，有责任替我砌起来一样。”刘震云说。
他有一个表弟，跟刘震云说：“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为他老婆得了抑郁症，“按说抑郁症应该是知识分子得，应该有钱的人得，应该是有权有势的人得，他们思考的问题多。我老婆是一个农民，她怎么得了忧郁症。我每天从地里干活回来还要给她做饭。”这个表弟有个儿子，会电焊，到县城里打工，最发愁的是夏天特别的热，电焊的时候钢筋和铁皮太烫了，他的手拿不住钢筋和铁条。刘震云说：“当我听到他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好像用舌头舔到了铁的生活的质感，这种质感，我听了感触是非常不一样的。”
刘震云搬新房的时候，天天请搞装修的民工吃饭。有个小伙子就跟他说知心话，说怎么从老家出来，怎么打工，一侄子怎么被电死了，后来又说，“人生一辈子，要老想这些难受的事儿吧，你也早上吊了。想难受的事儿的时候吧，想想还有高兴的事儿，也就活下去了。”
刘震云觉得，“这比那些知识分子和书本上的话好得多。”
所以他写《一句顶一万句》，前半部写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后半部写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他写磨豆腐的、贩驴的、剃头的、杀猪的、染布的，他们找不到人可以说话，找遍村庄和城市就是为了找个人，说一句知心话，就能“一句顶一万句”。
所以刘震云说：“痛哭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不是人少的孤单，是人多的孤单：孤单种在心里，就长成了孤独：孤独一直生长在他们心里，但他们就是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