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鱼山梵呗》看佛教音乐与本土音乐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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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呗，是中国佛教僧徒咏唱汉语佛经的形式。《鱼山梵呗》创作最早，影响最大。佛教典籍说，它是三国时曹植（192―232）创作的，是汉语佛经梵呗的首篇，至今有1800年历史。
曹植字子植，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他和当上魏文帝的曹丕是同母兄弟，都是卞夫人生。父子三人被称为三曹，在东汉末文学界代表“建安七子”中占了三个。七子中曹植影响最大，也最被后人推崇。他曾被封为陈王，谥思，世人称陈思王。他诗歌写得好，梁代钟嵘《诗品》评为“骨气奇离，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他能歌善舞，曾舞胡服五椎，又跳丸击剑，还诵俳优小说。宋人曾造《类说》誉他“绣虎”，意为文采华美而风骨遒劲。曹植创作《鱼山梵呗》不见于本传，可能因佛教传入不久影响还不甚大。梁慧皎《高僧传・经师论》却说得很明白：“始有陈思王，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曹植为佛经《瑞应本起》创作的四十二支曲子，是一个存在的事实。鱼山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境。鱼山的曹植墓，今天仍是东阿的有名古迹。据《三国志》记述，曹植曾“徙封东阿”，“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3―483），懂得枯燥的说教不能吸引群众。他布道说法时，常将教理教义寓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寓言中。他生前没有留下文字的佛经，去世后由弟子们整理成文，写在贝叶上（当时还没有发明纸），口头传播。佛经和印度古代史诗一样，是说唱结合的诗歌体，易读，可咏诵、易记、好流传。《楞严经・六》说：“梵呗咏歌，自然敷奏”，比较原生态，中国僧人尊之为天音。梁《高僧传》将梵呗比作我国的乐，说：“东方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则歌、赞为弓朱，而并以协谐钟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赞法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
佛教是西汉末年经中亚传入我国的。西域僧人来华，带来佛经，也带来包括羌笛、胡琴、唢呐、琵琶、木鱼、铜馨等乐器在内的法器。随着西域僧人来华日多，中国僧人西去求经不断，译经事业发展，汉文佛经涌现。限于当时条件，咏唱佛经的音乐，却不能像佛经那样将乐谱搬运过来，全靠口传心授。路途遥远，几经转传，便有失散和变化。拼音字译成方块汉字后，音节减少，和原曲配合也有了困难。《经师论》说：“译文者众而传声益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以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促；若以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以金言有译，梵响无授。”“自然敷成”的梵呗，和我国古代音乐起源在理论上是相近的。《乐记・乐本篇》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梁《高僧传・经师论》开篇也这么说：“夫篇章之作，盖欲申畅怀抱，褒述情志；咏歌之作，欲言味流靡，辞咏相属。”吟诗咏文，抒发感情便产生音乐的规律，中外相同。
吟诗咏文是我国读书人的传统。诗三百篇，可歌、可咏、可弦。《史记》曾记述“屈原既出，披发行吟泽畔。”《礼记・文王世子》有“春诵夏弦”之说。我国古代把学校称弦歌地，是学校读诗文用琴瑟等合乐唱诵。直到今天，我们仍可见到一些老先生如文怀沙吟诗咏文。《瑞应本起》经，写净饭王的太子释迦牟尼，前世修行和今世诞生、学道、出家、悟道、创教、传教故事。有文学、佛学、音乐修养的曹植，在自己欣赏的鱼山自然环境中，吟咏这部美如神话的诗篇，感情油然而生，产生声腔是必然的。这种感情，是故事内容决定的；声腔，是汉字发声基础上产生的。它既有中国民族的感情基础，也符合佛教音乐的要求。它是中、印文学和音乐融合而产生的新篇章。在“金言有译，梵响无授”的时候，开创出一条中国式吟经咏呗的新路子。支谦、帛乔、之龠、康会、昙迁等僧人，也先后创作出汉字梵呗新篇章，不论以三国康僧会为代表的南派中国佛教音乐，或以西晋竺法兰为代表的北派中国佛教音乐，都被认为是“祖述陈思”、“肇自陈思”。曹植被佛教界尊为梵呗始祖。
梵呗是佛教用于课诵、典仪、法事等正规场面的音乐。在梵呗中国化的同时，宣扬佛教教义和说唱佛教寓言、故事的唱导，也被创造和流行开来。唱导是晋代僧人慧远（344―416）完成创造的。梁《高僧传》说，慧远是楼烦（今山西宁武境内）人，偕姓贾，“弱而好书，通六经，尤善老庄……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他晚年结莲社于庐山，于陶渊明、谢灵运、范宁等交往甚密。“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佛法初传，于时齐集，宣唱法名，依文致礼。致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传宿德升座说法，或序因缘，或傍引比喻。其后庐山慧远，道业真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光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授，遂成永则。”慧远形成的唱导，开辟了宣传教义和说唱佛经故事的新形式，唐代成了俗讲，宋明发展成宝卷。它对我国民间曲艺、戏剧很有影响。从梁《高僧传》为十多名唱导僧立的传中可以知道，他们多是精通六经和老庄的读书人出家；都具备声、辩、才、博四方面的条件：“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无言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佛教音乐深入民间，也从民间汲取文学、音乐素材来丰富自己。宋《高僧传》说，唐代僧人少康所著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梵呗和唱导两种形式的发展，使佛教仪典、法事和通俗宣传两个方面的音乐，进一步本土化、中国化。
借鉴和汲取，在文化交流中是双向的。在佛教音乐本土化中国化的同时，它也被本土音乐汲取、融入。笃信佛教、曾三次舍身当和尚的梁武帝萧衍，将自己创制的《善哉》、《大出》等十首佛曲，编入宫廷燕乐。隋《七部乐》中有《于阗佛曲》。唐《九部乐》中有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等部。唐明皇李隆基爱佛曲（也称法曲）。记有开元、天室选事的《羯鼓录》中，有诸佛曲辞十首。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原是西凉民歌，经唐玄宗改编润色也被列入法曲。北宋陈《乐书》记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等二十六首。明代小说《金瓶梅》第七十四回，记有比丘尼在市民家中宣讲宝卷的事。宋元南曲中的《一封书》、《楚江秋》、《山坡羊》等，也是从宝卷传入的。
佛教音乐和本土音乐终于水融，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佛教音乐已成为我国民族音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随着佛教音乐东来的乐器，也成为我国民族乐队不可缺少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