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初民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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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博物馆展区大厅，您能感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独具民族文化氛围的序言厅陈列形式。在合理布置的立体空间中，除了感受到人文气氛的典雅、庄重外，还可以通过灯箱图片领略高原浩瀚深邃的自然景观。在这些精心设计的陈列中，您也许会对一件苍古的“双体陶罐”有特殊的关注。这件陶器是带您走进高原洪荒时代的钥匙。只要您有更多的时间来驻足浏览，从这个起点开始，您将亲身感受与体验高原初民们的生产、生活、精神活动的最真实过程。
初民们的生产活动――形成了畜牧与农业文明两大系统
大约在几万年之前，高原上就有人类祖先活动的踪迹。考古学家们在高原的西部和北部，从地表采集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人工制品。这些人工制品主要是利用硬度较高的石质材料加工而成的。对于仅从地表采集而未从埋藏在地底下发掘获得的人类最初阶段的石质生产工具，往往使考古学家们惑疑不解：这给更进一步深入理解这些石质工具的内涵、性质、年代等问题，带来了较多的困难。但是，在对古环境、古地理、古生物等综合学科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们更加坚定了这些石制品属于人类祖先早期发展阶段所造物质的信心。
陈列在博物馆展柜中的众多打制石器，为我们提供了高原曾经历早期发展阶段的实物证据。从这些石制品中，我们渐渐认识了彼时高原初民进行生产活动的蛛丝马迹。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中，高原初民们利用这些考古学家们称之为“打制石器”的生产工具，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不屈的斗争。他们在生命与生产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掌握了更适宜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茫茫草原与绵绵群山之间，开始运用现代人看似极为简陋的工具，进行逐兽追猎、训养生畜、采集野果等生产活动，以此获得维护个体生命的延续与群体协作的进一步之能量。
经过千万年如此往复的生存实践与生存方式间出现的新矛盾，使高原初民们意识到自己与自然生存空间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这个变化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是祖先们在积累丰富的各种技能经验上所获得的崭新世界。
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里，初民们从原先的居无定所转为部分定居、部分游牧的活动方式；出现一批反映新技术的产品；地域之间由于自然环境的异同大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畜牧与农业文明两大系统，以及农畜兼有的文化类型。在这个崭新世界，我们更易于寻找后来成为藏族传统文化主要内容与形式的某些因素。考古学家们将这个崭新世界命名为“新石器时代”。
昌都卡若、拉萨曲贡、山南昌果沟等经过科学发掘，这些位于藏东、藏中的遗址，为我们展现了高原初民的生产活动画面。而位于北的阿里与那曲地区发现的众多遗址、遗迹与遗物，又让我们阅读了不同于上述生产活动的生动“史书”――畜牧业活动在这一带自古至今演绎着极具生命的“剧目”。除此以外，高原众多峡谷沿江的“平台”上，又进行着原始锄耕与渔猎等生产活动。
新技术的发现与利用，使生产工具与生活所需的物质发生了质与量的根本变化。陈列在博物馆展柜中造型各异、材质不同的磨制石器、骨器，罐罐盆盆等都是证明这一时期高原初民曾有过的最真实的历史变化事件的物证。同时，随着这种历史变化事件的不断生成，使得高原初民无论在活动空间上，物质资源获取方式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上，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的促进因素上，都出现了积极的局面。于是，初民们沿着一条通向更为广阔天地的道路行进着。在这条道路上，他们逐渐更新了原有生产工具的类型与种类，开始学会制造和使用使他们的群体获得更进一步发展潜能的新型工具――金属工具。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青铜箭头与带柄铜镜，至少为我们展现了距今四千年时初民们已经学会制造或已经接触到金属工具的历史事实。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会形态从原始状态逐步进入到文明社会的前夜。
初民们的生活活动――清晰再现了以半地穴建筑为主的建造方式
人类最初的生活活动是简单有限的，主要反映在衣、食起居上。尽管我们对高原初民最初阶段――“旧石器时代”的这种活动认识是模糊的、不能准确解释的，但我们可以从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骨针中发现，大约距今四五千年左右，初民们已经有缝制衣服的技术能力。在这之后的昌都小恩达遗址中发掘的石质纺轮，又暗示着纺线编织物存在的可能性。
众多形制不同、种类丰富的陶器的制造与使用，是作为人类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些陶器的出现，主要用途是煮食、盛物等。人们在大量采集植物果子的同时，也进行捕猎、原始锄耕、饲养家畜等方式来改变和丰富食物结构。陈列在博物馆展柜中的石质箭头、青铜箭头是用于捕猎的；粟（小米）的炭化与未炭化的种子壳、青稞炭化粒说明初民们进行的原始农作物栽培的活动；大量精制的石斧、石刀用于农作物及瓜果类活动；穿孔石球的出现，证明与作物的点播耕种有关；形制不同的众多石磨盘与磨石，说明当时对谷物等食品加工很普遍；大量的细石器又说明了畜牧业地区或农畜兼并地区的生活等。除此之外，我们从卡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鉴定中发现，卡若初民已经能饲养家猪；而曲贡遗址中也出土了绵羊和牦牛等动物的骨头。
新石器时代是原始采集、畜牧等经济过渡到农耕定居的阶段。卡若遗址的红色烧土块与许多发掘出土的房屋建筑遗迹，为我们更清晰地了解高原初民的居址，提供了诸多珍贵的实物资料。这种以半地穴建筑为主的建造方式，从距今四五千年始，迄至现代藏族农牧区仍流行的“次萨”建筑居址，具有极强的地域、民族特征。
初民们的精神活动――最典型的实例莫过于对尸骸的处理或丧葬
反映高原初民精神活动的载体是多种多样的，表达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就一件遥远年代遗留下的作品而言，它都倾注彼时人们一定的思想活动。在对大量发现于地区的遗迹、遗物的考察中，考古学家们越来越相信：彼时人们所进行的精神活动，并没有像原先我们认为是一种很简单、很幼稚的做法那么肤浅。实际上，他们在研究过程中看到，许多现象，尤其是属于高原初民精神活动范围的问题，其内容与形式所赋予的涵义是深刻而复杂的。
作为博物馆陈列开门见山的“瑰宝”，摆在序言厅的双体陶罐，它的造型与制作技术很特殊，其审美意趣很富蕴味。考古学家们并不相信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器皿，它所标志的高原初民精神活动的真正涵义，已经超过了陶器所具备的一般功能。那么，这件双体陶罐对于当时的人们又具有怎样的意义？根据对遗址的各方面遗迹、遗物的综合研究，人们认为可能与初民们进行的意识活动与某种典礼有关。
从发现的众多考古实物资料显示，约从四五千年之际开始，各地区文化中反映类似精神活动的实例并不少见。陈列在博物馆展柜中的涂红砾石器，主要见于的拉萨、山南等中部地区。在这些砾石器上涂红的现象，也同样赋予了某种宗教的、认识的表征意义。表现这种意义的最典型实例，也许可说是对人体尸骸的处理方法或丧葬制度。
尽管我们在博物馆里没有参观到与丧葬制度有关的更多、更具体的资料，但出土于墓葬中的许多陶罐是了解这一信息的重要窗口。此时高原初民主要的葬法是“入土为棺”，细分为石棺墓、石室墓、坚穴土坑、石丘墓等。处理方式上有二次葬、一次葬等。尸骸的葬式上有曲肢葬、仰身直肢葬、侧身葬等。
在制造各种生产工具与上述种种尚不完善制度的刺激下，初民们开始了生产工具以外的众多艺术品的创造。这就使人们享用“奢侈品”――装饰物。昌都卡若、拉萨曲贡等遗址中出土的石质、骨质等制造的发簪、项饰、耳坠、手饰等装饰，充分显示了他们在精神享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除此而外，大量岩画作品的创作等遗留，也是初民们进入文明社会前在精神活动领域取得长足发展的见证。（本组图片均选用于《博物馆》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