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高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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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名词的学术二字，其本意各有所指。大抵学指学理，而术则重在应用。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更重视西方的技术应用，而对于技术背后的学理探究则较为忽略，形成了一种重“术”轻“学”、“术”高于“学”的情形。
关键词：学；术；学理；应用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03-02
学术二字在今人语汇中已为一个名词，而在古代二者却是各有所指。朱维铮先生指出早在汉代，人们已经看到儒术与经学的区别，儒家取代法家和黄老成为主导政治思想也主要是靠“术”，而不是“学”，二者的差别在于“术重实用，学贵探索”，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成分的经学向来就讲求“通经致用”和“学随术变”[1]10-11。朱先生对经学这一特质的考察是相当有见地的，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化整体的特质。不过，朱先生在经学史中所说的“术”，在相当程度上还带有君王“南面之术”的色彩，故而有了后来乾嘉学者区分“学”与“政”的努力，而其所说的“政”也与“术”有着重要的渊源，故而在晚清学者的话语中也一度继承了“术重实用”的特点[2]11-12。
这里所讨论的“学”与“术”，着眼于文化整体，既不是经学，也不是君王南面之术，而正如蔡元培所说：“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专用”[3]42，区别了二者的不同，而“学”与“术”又是难以割裂的，梁启超认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而“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4]271-273，严复将二者定义为“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5]885，立意大致一样，都是强调学理与致用的区别和联系。
如果以学、术之别来看待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那么梁启超所说的“器物―政制―文化”这一递进模式，其实就是学习的内容由“术”向“学”递进的模式，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期间，先进的中国人基本上都遵循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毋宁说是“中学为体，西术为用”。
罗志田先生已经指出，近代中国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目的和重心都在“西学为用“上，而“中学为体”的问题其实也是产生于“西学为用”的时代需要[6]19。而在实践上迈出中国学习西方第一步的洋务派官僚也正是固守“中体西用”的信条，其关注者主要在于“用”，而“‘用’的范围主要包括整个经济领域，其中的变化又主要体现在对科学和商品经济的认识上”[7]22。但是，洋务派官僚心中的“西用”其实主要就是“西术”，李鸿章深为西方科技成果所折服，说：“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8]825，故对于中国而言，“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8]321，认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8]2418，据此，李鸿章似乎有科学观念，但是若仔细考察，不难发现，李氏所言均为科学转化而成之技术成果，而非科学本身，其所重视者为“西术”，而非“西学”，重实用，而轻探索，着眼于技术，而非理论。再从当时的新式教育来看，其科目也是“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8]825，所培养的是西方技术的实用人才，而非科学理论的研究人才，其所要针对的仍然是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张之洞《劝学篇》有“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的论述，似有区分“学”、“术”之意，但细审其“西政”所指，则仍主要在于管理一类，并不同于今之所谓“政治学”[2]12，虽与“西艺”有别，但仍然属于“术”的范畴。
洋务派在学习西方技术成果的同时，并没有树立科学观念，进行科学理论的学习与探索，在“学”的层面上，仍然固守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冯桂芬在其《校■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9]57，大概为“中体西用”最早的表述，冯氏关注西方者即在于“富强之术”，在“术”而非“学”，其“学”在于恪守“中国之伦常名教”。郑观应从道器、本末之别出发，认为“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后可言西学”，而中西之别则在于“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10]112。张之洞《劝学篇》亦明确主张“以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11]40。
在洋务运动期间，先进知识群体除了认识到西方科技成果的威力之外，也隐约认识到西方政治体制的优越，而在西方政制之中，最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议院，故在这一阶段已有人提出开议院的主张。
王韬看到了中西差距不仅在于器物，亦在政制。他认为西方“能横行于天下者，在乎上下一心，君民共治”，而中国为其所败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12]289
同时他还比较了“君主”、“民主”和“军民共主”三种政体，认为在议院制度下，“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13]19
王氏虽看到了西方政制的优越，但其心中议院的功能仅仅通上下之情而已。
比之于王韬，郑观应看到了议院限制权力的功能和设计。他说：
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由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要皆由于上下相权，轻重得平，乃克臻此[10]26。
虽提出限制权力的问题，但其权力运行的过程仍然以君主为终端，最终的决策仍然操于君主之手。
但是，比起这些枝节性的问题而言，王、郑二氏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并未提出制定宪法的主张，对于西方政制而言，立宪恰为其本，而议院不过其末，只是施行的一个手段。如此看来，则王、郑二氏关于开议院的主张，所学习的仍是“西术”，而非“西学”。
由此诸方面可以看出，洋务时期的官僚、先进知识群体所学习、所模仿的都只是西学的表现形式而已，并未涉及西学的本质和根源。其向西方学习的动机是源于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这一屈辱的事实，对于中西强弱的根本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其所学内容也是相当功利、实用性的技术成果，以富国强兵为其目标，而并未看到这些先进技术后面还有更为根本的科学理论为其支撑。
总之，洋务运动期间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只知致用，而不知还有学理探索，因此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学”与“术”分离的一个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学”是特指西学，因为当时还有“中学为体”。
但是，随着向西方学习的逐渐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这种不足，认为“中学为体、西术为用”并不能致中国于富强，学习西方的根本在于“西学”，而非“西术”，同时也意识到中学与西学的分歧并不能以“中体西用”的方式加以解决。严复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5]558-559，梁启超也认为：“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4]272，都代表了世纪之交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进一步深入，也就是“学”与“术”要为一体而不能分割。这样，“中体西用”的模式自然就不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选择，而在西强中弱的时代背景下，要“学”、“术”一体，那么走向全盘西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深入，中国人就从“西学为用”（更确切地说，其实是“西术为用”）走上了一条“中学不能为体”的道路[7]7-29。之后便有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也就是梁启超“器物―政制―文化”模式的“文化”层面，这是一个文化之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以“学”、“术”之别视之，则之前的器物、政制之变都只是“术”之变，而文化之变就是“学”之变。
但是，新文化运动以暴风骤雨的气势骂倒了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学”，但却未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化体系，“中学”虽然已经不能为体，但也并没有实现西学为体，中国的核心文化层出现了真空，而这种核心文化层的真空现象至今没有改变。
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学习为例，梁启超已经看到理论与技术的区别：“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4]271梁氏已认识到学理与技术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但是，我们的理论科学教育并没有遵循这个认识和应用的循环模式，而是一味地传授理论，死记公式，直接套用，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实就反映了这种功利的学习方式，这样理论也就成了成果，学习作为理论科学的“学”其实就成了学习作为技术成果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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