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中的艺术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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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乐记》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艺术学著作,它对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什么是艺术?为什么需要艺术?艺术和知觉者有怎样的互动关系?由于《乐记》对艺术的研究的系统性,所以它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乐记》;艺术学;艺术本质;艺术功能;艺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J120.9文献标识码:A
《乐记》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艺术学著作,因为这里的“乐”指的是以音乐为主的、包括诵诗、歌舞在内的艺术的综合体。在古代,“乐”和“音”不连接,音是有一定结构的旋律。乐包括乐曲、舞蹈、诗这三种。《乐记》对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什么是艺术?为什么需要艺术?艺术和知觉者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关于《乐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有多种说法。一些人如郭沫若根据《隋书•音乐志》和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观点,认为《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①。公孙尼子被说成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这样,《乐记》的成书就早于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另一些人认为《乐记》是荀子的门生所作,这样,《乐记》的成书就晚于荀子。还有一些人认为,《乐记》是汉武帝的异母兄河间献王、董仲舒同时代的刘德组织一批儒生根据先秦典籍编成,它的成书时间在汉代,体现了汉代的思想、比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思想。②我们采用的观点是:《乐记》成书于汉代,但它所体现的主要是战国末期的思想,虽然也反映了汉代的一些思想。③因此,我们把《乐记》放在先秦的、而不是两汉的艺术学中来阐述。
一、《非乐》、《乐论》和《乐记》
《乐记》的出现与荀子的《乐论》和墨子(约公元前480-前420)的《非乐》有密切的关系。墨子和儒家相对立,从强烈的功利主义立场“节用”出发,反对艺术和审美活动。他把非乐作为非儒的重要依据,在《非乐上》中列举了“为乐非也”的若干理由。第一,虽然艺术能够使人“目知其美、耳知其乐”,但是,为得到这些享受而夺取人民的衣食之财,向上考察,不符合圣王所做的事情,向下考察,又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第二,人民有三种忧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而通过撞钟、击鼓、弹琴、吹竽之类的艺术活动,“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第三,欣赏艺术会浪费时间和精力,耽误大人治理国家、小民从事劳动的正事。总之,艺术活动徒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却不能带来任何功利效用,所以应当禁绝。
墨子同情劳动人民,认为在劳动人民的温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统治者却追求和热衷艺术和审美的享受,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这种“非乐”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墨子对提倡礼乐的儒家的批判,是古代在生活和文化上都处于粗陋愚昧状态的小生产者对已经有了高度文化教养的奴隶主贵族的抗议和批判。” ④在这种意义上,“非乐”的思想又是落后的、消极的。
荀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乐论》是对《非乐》的批判。《乐论》开宗明义地写道:
夫乐(yuè)者,乐(lè)也,人之情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yuè),乐(yuè)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荀子指出,乐(乐舞)就是快乐,为人的感情所必需而不能自止。人不能没有乐,乐必定表现于声音,那是音乐;表现于动静,那是舞蹈。人之所以为人(人之道),他的思想感情的种种变化,都要通过音乐、舞蹈表现出来。荀子肯定了快乐的欲望是人的本性的需要,对于这种欲望,先王不是堵,而是“道”(引导)。因为“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于是,先王用音乐旋律的曲折或平直、结构的繁复或简单、音色的纤细或丰满、演奏的休止或进行感动人的善心,使邪恶的气氛无法接近人们(“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这就是先王制乐的原则,“而墨子非之,奈何!”
艺术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把人的情感引入理性的轨道。荀子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清晰地阐述了这一点,并以一个言简意赅的命题“乐(yuè)者道乐(lè)”来表述(“故乐者,所以道乐也”)。艺术是引导、规范人的情感的,“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和孔子一样,荀子看到艺术作用于人的情感,所以能够产生特别强烈的效果。“夫声乐之入人心也深,其化人也速”,“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正因为如此,荀子赞叹道:“故乐者,治人之盛者也!”
除了艺术对个人发挥功能外,荀子还谈到了艺术对社会的功能。《乐论》写道:“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乐记》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这种观点,我们在下面会论及。
对于墨子的艺术活动劳民伤财的说法,荀子在《富国》里作了批驳。《富国》写道:“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人类要生存,必须组成群体。但是,如果群体中没有等级差异,就会引起纷争和混乱,这才是贫穷的根源。先王通过礼乐做到群而有分,“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结果是“财货浑浑如泉源”,“暴暴如丘山”,“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荀子总结说:“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是天下贫。”虽然艺术活动未必能够带来滚滚财源,但是,墨子企图通过禁止艺术活动以解决温饱问题,显然是一种幻想。
荀子的《乐论》针对墨子的《非乐》而作,《乐记》则是《乐论》的继续和发展。今存《乐记》见诸《礼记•乐记》和《史记》,共11篇,5200余字,其中700余字抄录自《荀子•乐论》。与《乐论》相比,《乐记》更系统、更成熟。它的系统性从篇名上也可以看出。《乐本篇》论述乐的本质;《乐象篇》论述乐的特征,因为“声者,乐之象也”(声是乐的表现手段),故名“乐象”;《乐言篇》论述作乐之事;《乐化篇》、《乐施篇》、《乐论篇》、《乐情篇》论述乐的功能;《乐礼篇》论述乐和礼的关系。其他几篇则记载孔子、子夏等人的言论。《乐记》的影响比《乐论》要大得多,但是在文学风格上它没有《乐论》凝练。从哲学思想和基本观点看,《乐记》是荀子学派的著作。
二、“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是《乐记》对“什么是艺术”的问题的回答,是对艺术本质的认识。《乐记•乐本篇》写道: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乐记》认为,乐是由音构成的,它的本源在于人心对外物的感受。音都是从人心产生的。感情在心中激荡起来,就外现于声。“故形于声”中的“形”,郑玄注:“犹见也。”“见”即“现”,显现、表现的意思。“声成文谓之音”,这里把“声”和“音”相对比。声指没有经过艺术加工的、人的自然的声音,这样的声不能构成乐。“声成文”指“声既变转,和合次序”,成为有规律、有组织的艺术之声和审美之声,这就是音。
虽然在《乐记》之前,孔子、孟子、荀子等人已经看到艺术和情感的联系,并有相应的论述,但是,《乐记》在我国艺术学史上第一次以明确的语言对艺术作了本质性的规定:艺术是情感的表现。这种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完全不同于西方同时代对艺术本质的认识。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看作模仿。柏拉图把酒神颂以外的诗(悲剧、喜剧和史诗)以及舞蹈、绘画等都称为模仿艺术,他把音乐也称为模仿艺术。按照他的理解,音乐有三个要素:歌词,乐调和节奏。他认为有的乐调“能很妥帖地模仿一个勇敢人的声调” ,有的则“模仿一个人处在和平时期,做和平时期的自由事业”。⑤亚里士多德则更进一步,把酒神颂和音乐都看作是模仿。他的《诗学》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的艺术学著作,《诗学》一开头就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 ⑥而《乐记》作为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艺术学著作,一开头则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中西方古代艺术学对艺术本质作出的规定形成强烈的对照。模仿论在西方艺术学中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直到18世纪末期浪漫主义运动兴起时,西方艺术学才明确提出艺术是强烈的感情的流露的观点,从而与模仿论相抗衡。中西方古代艺术学对艺术本质的不同理解对各自艺术的发展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艺术虽然是情感的表现,但《乐记》强调,艺术并不是任意的主观情感的表现。为了说明艺术所表现的情感,《乐记》不仅区分了声和音,而且进一步区分了音和乐。音构成了乐,但音还不是乐。《乐记•乐本篇》写道: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古代注家方指出,“凡耳有闻者皆能知声”,春秋时期著名乐师瓠巴鼓瑟,沉鱼出听,伯牙弹琴,马不吃饲料,抬起头来听。但是,禽兽仅仅知声,而不知音。“心有所识者则能知音”,魏文侯好郑卫之音,齐宣王好世俗之乐,这是众庶的知音。“众庶”原意指普通人,这里的“众庶”说的不是社会地位普通的大众,而是有一定的艺术修养的欣赏者。他们比知声者前进了一步,已经“心有所识”,能够欣赏经过艺术加工的音调,以满足“耳目之欲”,但是他们还不知乐。“道有所通者乃能知乐”,通晓伦理道德的君子才能知乐,孔子在齐国闻《韶》乐,季札在鲁国观乐,就是君子知乐。
音和乐的区别在于,音仅仅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声,只有当音表现了与伦理道德相通的情感、即与礼相通的情感时,它才成为乐。《乐记》比荀子前进了一大步,把声、音、乐区分开来,并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转化,而荀子只是笼统地说“乐则必发于声音”。从声到音、从音到乐是渐次递进的过程,也是不断发生质变的过程。“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乐的盛大,不是崇重于钟鼓之音,不是极尽声音之美,不是满足耳目之欲。先王制乐,“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先王制乐是用来教导人们节制好恶,使他们恢复人的正道。《乐记•乐情篇》写道:“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子舞之。”乐不只是黄钟、大吕、弹琴唱歌、拿着干、戚舞蹈,这些都是乐的末节,让儿童们来表演就可以了。真正重要的是乐的德、乐的内容。“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在精神上取得成功,这是高的;在技巧上取得成功,这是低的。
这样,《乐记》所主张的艺术是情感的表现,要有一个限定词,即艺术是与伦理道德相通的社会情感的表现。表现这种情感的艺术就与礼很接近了,“知乐则几于礼矣”。《乐记》对艺术本质的这种规定明显不同于欧洲浪漫主义流派关于艺术是情感的表现的命题,后者要表现的是强烈的个人的情感,而前者要表现的是中和的社会情感。值得注意的是,《乐记》虽然指出乐是社会情感的表现,但是它仍然强调了乐的审美形式的必要性。乐必须以音为基础,声即使与伦理道德相联系,仍然不能成为乐。声是音乐艺术的物质层,音是音乐艺术的形式层,乐是音乐艺术的涵义层。
三、“乐者为同,礼者为异”
《乐记》的大部分篇幅用于论述艺术的功能,回答“为什么需要艺术”的问题。在论述艺术的功能时,《乐记》继承了前人、特别是荀子的思想,不过,《乐记》的论述更细致、更详尽、更系统。
《乐记•乐论篇》写道:“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这是《乐记》所认为的艺术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乐趋同,把不同等级的人们维系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中;礼辨异,把人们的等级差异区分开来。维系一种和谐关系,能够使人们相互亲近;区分等级差异,能够使人们相互敬重。《乐记》认为,礼的制度确立了,贵贱的等级就分明了。但是,这对于社会和谐来说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有礼,会使人们相互疏远。礼必须由乐来调剂、来补充,乐虽然也体现了等级制度的礼,但是它与礼的作用毕竟不同,乐能够和合人们的感情(“合情”)。《乐记》所说的乐的这种功能,正是现代艺术功能论所指出的艺术的社会组织功能。
艺术的社会组织功能指艺术实现社会整体的统一的功能。“艺术创作的作品能够以它们所唤起的观念和体验的共同性把人们联合起来,这些作品本身作为交际的动因,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们的某种共同体的统一――这一切使艺术能够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政治范围,作用于阶级、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领域。” ⑦而艺术之所以有这种功能,是因为“艺术具有巨大的暗示力量,它不仅证实由它加以表现的某些阶级的理想,而且在精神上影响按照出身和教育属于其他阶级的人们”。⑧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说的是艺术对社会的功能,正是因为这种功能,《乐记》把艺术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多次把乐与礼、政、刑相提并论,作为实现王道的一个环节。“礼节民心,乐和民性,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记•乐本篇》)。礼节制人民的意志,乐调和人民的性情,政端正人民的行为,刑防止人民的奸邪,这四者充分发挥作用而没有错乱,王道就完备了。
在艺术功能的研究中,社会组织功能是很晚才被涉及到、并加以论述的。而《乐记》在两千多年前就注意到艺术的这种功能,它认识到,每个社会都会体验到巩固自己的完整性的需要,这种完整性通过各个等级的社会成员的牢固联系而加以保障,而艺术能够成为巩固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的有力手段。⑨《乐记》能够有这种认识是深刻的。
《乐记•乐化篇》写道:“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者也。”,研究乐用来提高内心修养,研究礼用来端正仪表行为。“治心”是《乐记》所论述的艺术的第二种功能。不过,这里的“治心”并不是审美的怡情养性,而是通过乐对情感的陶冶达到提高道德修养的目的,即“乐得其道”。如果“乐统同,礼辨异”说的是艺术对社会的作用,那么,“治心”说的是艺术对个人和社会成员的作用。
《乐记•乐象篇》写道,通过乐,“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君子喜欢乐所表现的善德,小人则能够发现自己的过失,所以,“生民之道,乐为大焉”,教化人民,乐是最重要的。先王作乐,“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于乐。”“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礼乐并举,则“内和而外顺”。乐是“中和之纪”,是使人的性情中和的重要手段。
乐的“治心”是通过情感进行的。《乐记•乐象篇》具体描绘了《武》以舞蹈形象表现武王伐纣的情节。舞者在表演之前,先举足三顿为步,表示将要起舞的气势。这种舞蹈形象象征武王伐纣未战之前,兵士奋发,出军阵前三步,显示参战的勇气。这样的乐舞“情见而义立”,既表现了情感,又确立了德性。“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乐是圣人所喜欢的,它可以使民心向善。
“治心”实际上涉及到现代艺术功能理论中的个体的艺术社会化的功能。“个体的那些保障他加入某种社会整体的性质的形成过程,被称作为社会化。”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掌握某种社会共同体所接受的知识、规范、价值。“社会化同时就是内化(来源于拉丁语――interior),也就是个体外部的社会关系向他的内部精神世界的转变。”⑩人的社会化有多种形式,例如,法律规定个体必须遵守的法规,道德调节个体的行为。而个体的艺术社会化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化不一样,它是自由的、非强制性的。审美体验的无私性包含着艺术社会化的特殊性:它作用于人的行为的最私秘的方面,以最隐秘的线索把个体和社会联系起来。所以,艺术是个体的社会化不可替代的手段。《乐记》涉及到艺术的这种功能。
四、“倡和有应”,“以类相动”
在论述艺术和知觉者的互动关系时,《乐记•乐象篇》写道: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
凡是奸声感染人,人内心的逆气就应和它,逆气表现出来,就产生了淫乐。正声感染人,人内心的顺气就应和它,顺气表现出来,就产生了和乐。邪正各归其类,这就是“倡和有应”,“以类相动”。这段话的重要意义在于,《乐记》说明了对艺术的审美知觉的原因。艺术之所以能对知觉者发生作用,关键在于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知觉者内心的“气”的“倡和”。至于什么是“气”,《乐记》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在上述引文的下文中,《乐记》又有“血气”的说法。“气”指人的内心之气,即包括兴趣、、修养、情感等的精神状态。古代注家指出,如果一个人的气顺,那么,“人耳之所接者皆正声,而奸声无自以壅其聪;目之所交者皆正色,而乱色无自以蔽其明”。
《乐记》的“以类相动”的审美知觉理论和古希腊“同类相知”的审美知觉理论非常相似。古希腊美学家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5-前435)通过感官结构和客观物体结构的“同类相知”来解释审美知觉。如果眼睛的结构和外界物体的结构相合适,那么,眼睛中的孔道畅通无阻,在这种情况下,视知觉就会产生。反之,眼睛中的孔道就阻塞僵滞,视知觉则会产生痛感。恩培多克勒与《乐记》不同的是,前者从生理学来解释审美知觉的成因,而后者则从心理学来解释这种原因。
“倡和有应”表明,不仅奸声有逆气呼应,正声有顺气呼应,而且声音也能够能动地产生相应的情绪。同样,艺术家的风格与他的素养相匹配。《乐记》已经隐含“风格即人”的思想。《乐记•乐言篇》写道,细微、急促的音调使人悲愁;宽和、平缓的音调使人康乐;激烈、勇猛的音调使人刚毅;正直、庄重的音调使人肃敬;浑厚、和顺的音调使人慈爱;邪恶、轻佻的音调使人。这是说音调产生相应的情绪。《乐记•师乙篇》则谈到唱歌“各有宜也”,就是艺术风格要适合各人的个性和气质:
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这表明,“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所唱的歌要适合自己的个性,就能表现出德性。
《乐记》运用春秋时代形成的“比德”的自然审美观来欣赏艺术作品。所谓比德,就是以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来比附、象征人的道德情操。自然景物的某些特点和人的道德品质的相似性,使欣赏者把它们两者联系起来。比德是儒家学说的表现,是将儒家思想核心中的“仁政”、“礼教”的部分渗透到山水审美中来。《乐记》把这种理论运用到艺术欣赏中来。
《乐记•魏文侯篇》写道,钟声铿锵,“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磬声坚定,“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死守疆土的忠臣)”;丝弦之声悲哀,“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管之声宽广,“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节用爱人、容民畜众之臣)”;鼓鼙之声欢腾,“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结论是:“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而已矣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君子听乐,并不是听它悦耳的声调,而是从乐声中听到与自己志向相合的东西。这里说的是比德的艺术美欣赏过程。这种欣赏态度的缺点是不能引导人们专注于艺术作品本身的欣赏,而是用艺术作品来比附人的德行,在艺术作品中过多地寻找象征意义。比德观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
《乐记》还指出了艺术欣赏中的通感现象。《乐记•师乙篇》写道,歌声“上如抗,下如队(读“坠”),曲如折,止如槁木”,“累累乎端如贯珠”。歌声上扬时如同高举,下降时如同坠落,转折时如同折断,休止时如同枯树;歌声绵绵不断则如同一串明珠。歌声本来作用于我们的听觉,然而我们在听觉里获得了视觉的感受。我们在歌声中仿佛看到“高举”、“坠落”、“折断”、“枯树”、“一串明珠”等视觉形象。在这里,听觉和视觉相通,视觉和听觉一起,共同参与对歌声的审美知觉,克服了歌声因为物质构成所造成的知觉感官的局限,从而使美感更加丰富和强烈。
有的研究者批评了《乐记》的缺点,《乐记》的某些论述“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混为一谈,把作为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物的‘礼’‘乐’和自然规律混为一谈,把‘乐’在作用夸大到可以支配整个自然万物的变化,这就把‘礼’‘乐’永恒化、绝对化和神秘化了”
B11。确实,《乐记》多次提到“乐者天地之和也”,“大乐与天地同和”,把乐的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认为,对《乐记》的这种批评是中肯的。
《乐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和荀子的艺术学思想,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它通过分析声、音、乐的关系说明艺术是社会情感的表现。在艺术的功能问题上,它一方面通过分析乐和礼的关系,以“乐统同,礼辨异”说明艺术的社会组织功能;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指出礼动于外、乐动于内的特点,通过“乐以治心”说明个体的艺术社会化功能。在艺术创作和艺术知觉的问题上,《乐记》以“倡和有应”、“以类相动”说明审美知觉形成的原因,以及艺术风格对艺术家个性的依赖。(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郭沫若《青铜时代•公孙尼子及其音乐理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325页。
③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④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⑤ 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
⑥ 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⑦ 斯托洛维奇(著),凌继尧(译)《艺术活动的功能》,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⑧ 同上书,第197页。
⑨ 卡冈(著),凌继尧(译)《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73页。
⑩ 卡斯托洛维奇(著),凌继尧(译)《艺术活动的功能》,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B11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The Artistic Thought in Yue Ji
LING Ji-yao
(School of Art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6,China)
Abstract:Yue Ji is the first more systematic book on arts in China. Its art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issues.Firstly,what is the Arts? Secondly,why do we need Arts?And thirdly, wha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ts and those who have perception ? As Yue Ji on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Arts, so it had a major impact on the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Yue Ji;the essence of art; Artistic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