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期待什么样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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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持续高产，成为文学理论评论界一个长期的热门话题。去年以来，一批知名作家相继推出长篇新作，其中有的作品众议纷纭，褒贬不一，在文学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中都引发了迥异的评价。在读者的鉴赏标准和审美趣味日益趋向多元的今天，我们对长篇小说还有没有要求，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期待什么样的长篇小说？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亚洲论坛”上，一些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就这些问题举行讲座并展开了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说，长篇小说应该提供意义结构，也就是说，长篇小说不是一种简单的字数的堆积，而是要体现一种时代的精神结构。上世纪我国进入新时期，引进了现代主义，但作家们在没有完全理解人的整体性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接受了现代主义之后，接着又进入了商业化的写作。长篇小说的写作速度也在飞快增长。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是一个未完成的文体，至今无法下定义。我们研究长篇小说当然要研究它的语言，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它所体现的时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时代的精神现象、精神问题。张柠进而指出，对于长篇小说的评价，学者与批评家之间可能经常发生冲突。因为批评家关注的是作品提供了哪些新鲜经验，而学者更关注的是它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结构。长篇小说的结构不是一个狭义的形式问题，而是涉及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大众的形式，须取得大众的接受；但从长篇小说的内在特性来看，它与感官以及图片化的观看方式是有矛盾的。我们谈的长篇小说，不光是指几十万字的东西，那样的东西谁都能写；我们谈的是一种非常难写的东西，既要调动所有的感官，又要提供把这些东西统一起来的意义结构。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是向西方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学习的。欧洲的现实主义小说是跟理性主义的信念密切相关的，中国学习的正是这一思路。问题是，当这样的理性主义解体之后，我们所要寻求的那种长篇小说是否还存在？我们到底向作家要求什么？面对不同的作家，我们发现自己的需求实际上是多样的。当我们要用“标准”一词来要求长篇小说的时候，就可能会掉进非艺术的陷阱。昆德拉说，小说是“智慧的呈现”。这对我们思考长篇小说问题很有启发。在今天，尤其要求作家的思想创生和吸纳能力。中国当下长篇小说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作家没能将思想创生和吸纳能力与当下经验进行有效的勾连，从而产生出新的艺术形式。原因是在全球化、商业化带来的压力下，作家失去了耐心。当下长篇小说要有所成就，作家只有把自己的智慧呈现出来，让读者感到有所启发。

有的学者则从另外的角度来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长篇小说这一问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说，现在看１００部长篇，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连１０部都没有。对于所谓的“好看”，有的作家理解就是低俗描写，而没有想到读者的水平已经提高了。精神的稀薄或价值观的偏失，确实是当前长篇小说存在的明显问题。但以长河性的、史诗性的概念去找长篇小说，这样的小说现在几乎已经找不着了。白烨进而指出，写作不等于创作，获奖不等于成功；长篇小说增量了，也不等于繁荣了。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影响很大，市场化运作程度最高，这也就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如“８０后”就是依靠市场化运作起来的，但“８０后”的小说与我们所说的长篇小说却是两回事。

除了进行学理的分析，学者们还着重具体讨论了铁凝的《笨花》、余华的《兄弟》和莫言的《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新作的艺术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