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间银钱票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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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钱票帖是指产生于18世纪初期，由民间金融机构、商业店铺发行的兑票（兑换货币的票据）、凭帖（凭此条为据）、执照（执此为凭证）、兑换券等多种名目的，可以在市面流通的金融、商业票据，这些票据我们简称为票帖，它们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发挥着货币的职能。在以往的货币史研究中，因其是没有取得发行权的货币而被忽略。近年来，随着这类票帖实物不断出现，并被钱币收藏者关注，同时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这种没有政府背景，仅靠企业和个人信用支撑的货币，能生存发展二百余年，值得我们去探讨。而山西省是中国发行和使用银钱票帖较早，使用甚为普遍的地区，山西地区的民间票帖更具有代表性。
银钱票帖产生和演进过程
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银钱票贴，最早的为乾隆年号（1736―1795年）的实物三件，一件是未签发的空白帖，发行店铺为山西五台县日新钱铺。两件为木质印版，都是在山西民间收集。嘉庆年号（1796―1820年）共计七件，其中已签发的钱票两件，未签发的白帖两件，木质印版三件，其中六件为山西地名或在山西收集。所见道光至宣统（1821―1911年）达一千五百件以上，民国初年的银钱票帖因专著较少无法统计，但是我所见各地藏友手中所存，应在五六千种之多。
这些银钱票帖，大部分为钱帖，票面名称有兑票、兑条（兑换金属货币的便条）、执照、信票（信用票据）等。晚期的银钱票多称兑换券、银元券、铜元券等，实际上已经自封为可兑换的货币了。早期的银钱票帖，在票帖的左下角（即中国旧式文书的落款处），见有“具”（出具）、“据”（字据）、“票”（凭证）、“帖”（条据）等，我们将这类可兑换和流通的票据定名为票帖也是由此而来。
根据早期的票帖实物观察，我们所研究的银钱票帖，实际是金融和商业票据演变而来的，其本质就是在本铺或指定的店铺去支取现金的“支票”。关于银钱票帖的名目，道光十八年（1838）山西巡抚申启贤在奏折《胪陈钱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钱票流通情况》中写道：“现查晋省钱票有凭帖、兑帖、上帖名目……”其凭帖即本铺出票，在本铺随时兑现的票据；兑帖是本铺出票，到指定的店铺兑现的票据；上帖是当铺上给钱铺或钱铺上给钱铺兑现的票据。下边举几例说明：
上边三件钱票（版）帖初步能看出票帖的早期演变过程，乾隆年（1736―1795年）的那件上帖，是需要填写付款的钱铺的名称和取钱人姓名的，这是一件具名的取款凭证，或许可以转让，但还不便于广泛流通。而第二件嘉庆年（1796―1820年）的兑帖，第三栏大段预白文字，告许我们以下几点，一是称此票为“钱帖”，二是此帖是往来流通的，三是此时发行钱帖的主要是各钱铺，并且因行使日久，已经出现了假票，并在印刷图记、暗记等多方面采取了防伪措施，同时申明“认帖不认人”具备了广泛流通的条件。而第三件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的凭帖，周边的图案，人物装饰更像一张货币，而两侧的“国宝通流”四字更是凸显了此帖的流通性能。至此，由票据到货币的转变已基本完成。
银钱票帖产生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假冒的现象，前面举例的嘉庆年“复盛兴”钱帖的预白中，提到用暗记和图书（图章）防止假冒，在众多银钱票帖上，有的便用了大段的文字做为具有防伪功能的装饰，有的专门刻制了图案细微复杂的防伪章，有些配备了留底券，分割前加盖骑缝章和书写文字以便核查等等。我们还发现一张同治年（1862―1874年）柳林镇（今离石市柳林县）“万盛长”空白钱帖一张，该帖用麻纸印制，纸张有“永都”“柳林”“万盛长记”和中部方胜图（两个菱形压角组成的吉祥图案）水印，这是目前我见到银钱票帖中最早使用的水印纸。
银钱票帖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是清代货币流通的状况对银钱票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清代的货币制度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当时的白银作为货币，形制没有法令上的规定，完全随各地的习惯而定，当时的秤砝不统一，同是所谓两，各地亦是轻重不一。银两的成色，自古即不如一，各地通行的宝银（指元宝），成色不尽相同；而铜钱的使用，虽然是国家统一规范铸造，但由于银钱比价的波动，清政府几次增减制钱的重量，试图以此来维持千文折银一两的比价。结果是事与愿违，反而形成了大小不同的钱币混杂流通，再加上无法禁绝民间私铸的劣钱，钱币混乱的局面在清代早期就形成了。这种货币的混乱局面，必然要有一种新的币种来改变，这也就是中国东南沿海各国银元从清初大量流入后，经过短期的实验便大受欢迎，而且价格高于它的实价了。产生一种优越的银钱替代货币成了商民共同的需求。
由于上述种种银钱货币的混乱状况，使这些货币在流通中产生了许多困难。就商业企业而言，他们在大宗交易中，多数用银，但由于各地秤砝和银色的不同，有时在一个城市中，除称砝大多统一外，一些大的商号、有组织的商帮，都有自己的银两成色标准。有时同一地竟达十余种之多。商号的小额交易仍然要使用铜钱，交易中剔除小钱就成为商铺员工的一项费时工作，也常常因此和顾客产生争执。对客户而言，除去银钱不便携带之外，银两成色上往往吃亏，流通中大量劣质钱的存在，也担心受损失。因此，银钱票帖一经出现，很快就普遍流通起来。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理念，为银钱票帖的行用提供了社会基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信义”，以“信义”为核心的儒家哲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追求的信条。对人讲诚信，对朋友讲忠义已经印刻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一个人如果不讲究诚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不仅影响到就业和谋生，就连朋友的交往、子女的婚嫁都会大有不利。就山西商人而言，能在全国众多的商帮中出类拔萃，就是在讲究诚信上得到了一致公认。在山西商人共同执行的一年四次结帐制度下，一家商号如果不能履行清偿到期的欠账，其结果就是本地商户再无与其往来者，形同自行宣布倒闭。同样，发出银钱票帖的单位，如果不能对持票人随时兑现，那将是极严重的信用危机，不能及时补救，其结果也是倒闭。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百姓对银钱票帖的信任是不容置疑的，在山西，这种信任甚至超过对国家信用的认可。以至于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国家银行在山西设立的网点，货币发行情况极差。人们宁可相信商号的票帖也不去拥有国家银行的纸币。这就形成了这些银行在山西发出的纸币极少，在今天的收藏界，这些银行加盖山西地名的纸币，件件都是极其稀缺的珍品。
三是银钱票帖的发行，弥补了当时中国金融业融资渠道不广的缺陷。中国的金融业，在清代之前仅有典当和钱店两种，在清代中叶先后增加了账庄、印局和票号。这些金融机构基本没有有效的融资功能。虽然商号利用良好的信用，一般可以随时融来所需的资金，但对社会闲散资金，仍缺乏像储蓄一类的融资工具。银钱票帖的发行，正好是面对社会闲散、待用资金为主要对象，票帖广泛的流通，不论是客户买进银钱票帖，还是商铺以票帖代替银钱支付给客户，都相应地增加商铺的资金，只要备足一定的兑付准备金，再加上所有商铺负有无限责任的中国特色，只要没有政策的干预和大规模动乱的影响，这种融资的工具可以长久地使用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早期只是金融行业发行票帖，而到道光以后就延伸到各行各业，就连一些米店、木厂、水果店也发行起票帖来了。可以认为，后者绝不是为了解决货币流通中的困难去发行票帖，而主要推动力还是银钱票帖的融资功能。
四是清政府认为银钱票帖发行补充了银钱的不足，从未加以限制，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历史上，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商人摆在末位。金融业在中国19世纪之前，统称为商业。和其他商业店铺一样对待，除典当业需要注册登记外，其他钱庄、印局、账庄和票号都可以随意设立，无需注册或批准。除关市征收一定的税收之外，官府不仅没有管理商业的机构，也没有相关商业管理的法规。就连中国浩瀚的史籍方志中，也找不到商业的条目和位置。这也是今天研究中国商业史、金融史，史料缺乏的根源。直到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才批准颁布了“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这已是上世纪初的事了。在这之前，官方对银钱票帖的发行，基本不加拘束。道光十六年（1836年）因盛京五家钱铺“广出虚票”造成“不付现钱”，道光皇帝上谕，着步军统领衙门等议禁止钱票章程，在部议中：山东巡抚经额布以为：“应顺俗所尚，仍听其便。”两江总督陶澍说：“江省现行钱票，并无弊窦。”贵州巡抚贺长龄则“力陈钱票有利无弊”。山西巡抚申启贤更是详细说明晋省钱票流通情况，直陈“钱票不能禁止”。他在奏折中陈述理由有：
“查民间置房买地，粜籴米粟，贸易货物，用银之处少，用钱之处多。其价在千文者，尚系现钱交易，若至数十千数百千以上，不特转运维艰，且盘查短数，收剔小钱，尤非片时所能完峻。是以江、浙、闽、广等省行用洋钱，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则用钱票。夫洋钱系外洋而来，每个市平七钱三分，银色甚低，而作钱价则等于足色纹银，且有较纹银昂贵之时，暗中每被折耗，因其便民，尚不能禁。今以内地铺户之钱票，行之内地，转行禁止，是舍其重而图其轻，此不可行者一也。又洋钱之不行于江北等省，未始非钱票便民为之抵制，若一旦禁绝钱票，民间向来用钱票交易者，恐难改用银两，若俱用现钱，则搬运查数既费周折，更恐藏钱无多，一时转动不及，势必江北各省亦效江南等省行用洋钱。是从前被外洋暗中折耗者公止大江以南，而今则益以江北等到省。且因银出外洋而银少，因银少而价昂，今欲平银价，趋之使受外洋之折耗，是漏卮更甚矣。此不可行者二也。又各省藩库皆系征贮银两，虽有鼓铸，为数不及百分之一。近因铸钱成本过重，每多奏请停止，库存制钱无多，恐民间藏钱亦未能充足。今禁止钱票，则向之收藏钱票者，皆易为现钱，即中等之家，存钱数十串不为富厚，积而至数千数万家，既存钱即在数万串数十万串之数。向用钱票不觉其多，今见现钱必见其少。夫银钱有互为盈虚之道，银少尚赖钱文流通为之接济，若致钱文亦形短绌，商民必受其困。此不可行者三也。”
从上面大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银钱票帖的发行，不仅解决了银钱流通的不便，还抵制了洋钱的蔓延，解决了库存银钱不足的矛盾。民间银钱票帖尽管不是官方批准发行，但官方是默许和支持的。道光皇帝最后采纳了“任听其便”的意见，听任民间银钱票帖继续自由流通。
19世纪末，除一些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纸币外，中国的国家银行、商业银行、各省的官钱局也在发行纸币，进入20世纪，各地有官方背景的银行设立更多，纸币发行更广。这些都对民间银钱票帖形成冲击，起初，凭借商号良好的信誉尚可支撑，但后来经过多次的取缔，到20世纪40年代，银钱票帖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但这些存在了两百多年的特殊纸币，给我们留下了不少追寻，思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