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我们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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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针对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一向温和的国务院总理也忍不住“发飙”了，痛斥这些事件表明我们社会 “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食品安全事件为何屡禁不止？

安全事件

双汇瘦肉精：18道检验管不了一头猪

针对“瘦肉精”的监管链条看似完备，号称有“18道检验”关，包括养殖、屠宰、流通、药品销售等，但实际上隐患重重，将大部分检验环节下放到企业手中，并以“抽查”取代“普查”，才导致了有害猪畅通无阻。

济源市畜牧局局长陈晓棉承认，针对“瘦肉精”问题，畜牧部门一般实行产地检验，以济源市为例，主要依靠畜产品检验检疫中心每月一次的抽查，按照省里制定的2%抽查比例执行。至于外地流入本地的生猪，只要其提供合格的检验检疫证明且耳标齐全，一般不再检验。进入屠宰环节后，则主要依靠企业自检。

“企业自检是通过化验生猪尿样，进行定性分析。一直以来，公司执行的都是集团标准，即按照4.5‰的比例抽检。”济源双汇公司原总经理曹连友说，“由于实行以销定产，每天加工生猪在2000头至6000头，如果提高抽检比例势必耗时耗力，将难以保证生产进度。”

抽检肯定会有漏洞，“瘦肉精”事件的发生，正是暴露出了整个监管链条上存在的缺陷。

药水豆芽：4个大盖帽管不了一颗豆芽菜

沈阳市发现了“药水豆芽”，记者举报投诉，打了一圈电话，竟被4个部门推了回来：质监部门称自己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市场上的豆芽归工商部门管理；工商部门称豆芽是初级农产品，应该归农业部门管；农业部门称没有拘留资格，很多违法商贩在检验结果出来前就逃跑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则称，自己只负责检测饭店或食堂里做好的饭菜……4个“大盖帽”管不了一棵豆芽菜？

出了问题，到底谁管？“有些时候，是我批给谁，谁就来管。”荆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明说，“好管的时候大家都管，不好管的时候大家都不管。所以一旦出了问题，我就来批由谁牵头。”

分段监管、“多龙治水”，最怕推责任、踢皮球，最后往往是有利抢着管，无利都不管。

食品问题猖獗有助力

助力1：曝光疲劳――吐着吐着就习惯了

从生气到愤怒、再到无奈和漠然，人们在反复遭遇打击时，通常会有这样的心路历程。观察近期公众对几起食品安全事件的反应，可以发现大众心态正经历从愤怒到无奈的微妙过渡。

之所以会有这种反应，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已经肉身百毒不侵、心灵异常强大，而是因为已从以往经历中看到了太多的“类似”和“轮回”。

“类似”的不仅是主题，更在于问题出现的模式和应对方式：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迅速行动――有关责任人表态――偃旗息鼓、风波平息――迅速遗忘――下一事件曝光。每一起事件过去，似乎都“没带走一片云彩”。

一轮轮风波中，少不了的永远是媒体的口诛笔伐，相关部门的快速反应，相关责任人的道歉表态。但到底缺失了什么，才导致人们在同一块石头上一次又一次地跌倒？是时候痛定思痛了。

历次食品安全事件中，我们听到了道歉，但没看到有人受严惩；我们听到了表态，但没看到具体的解决措施；我们感受到了痛和反思，但没看到这些转化成更强大的改革推动力。

助力2：监管“马后炮”――曝出来就查，曝不出来就算

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从当年3月起三鹿集团、有关部门就陆续接到消费者反映，在前期长达四五个月时间内，各级检测机构先后多次对三鹿奶粉进行检验，“均未发现问题”。

2010年底的河北“昌黎葡萄酒造假事件”中，当地的假葡萄酒业存在多年，形成了“造假一条龙”，而当地的监管部门竟“浑然不觉”，直到被曝光，才开始“迅即”介入……

在“瘦肉精”事件中，有关部门排查后对外界称，确认的“瘦肉精”阳性生猪主要集中在河南济源周边四县市。“巧合”的是，媒体所曝光的，也是这四县市。“搞调查的媒体掌握得这么准？没被曝光的就全都让人放心吗？”百姓们不免心存疑虑。

如何重拾食品安全信心：立法、重建信用

有毒有害食品已成“过街老鼠”，为何不但屡禁难绝，反而花样翻新？

违法成本低，是一些食品企业以身试法的重要原因。食品安全法规定，罚款上限是“货值金额十倍以下罚款”或“十万元以下罚款”。近期，北京市进行食品安全整顿，共查办食品安全违法案件15114件，罚没款4057万元。据此计算，每起案件的罚款平均仅2684元，对大多违法企业而言，恐怕顶多算是隔靴搔痒。

监管不到位也使食品安全法的震慑力大打折扣。目前，我国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约46.2万个，而全国质监系统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监管的行政人员6210人，人均监管74个生产单位。绝大多数监管人员不是专业人员，缺少专业知识，无法监管到位；甚至有无编人员从事执法工作，也影响行政执法的合法性。

此外，行政执法部门和刑事执法部门缺乏有效衔接，导致违法成本过低，有毒有害食品药品“阴魂不散”。

我们可以放心地吃东西，基于我们相信，虽然没亲眼看到东西制造的过程，但它是清洁的。我们相信有食品监管制度、基本卫生意识、制造者的道德意识、竞争形成的质量要求，对食品制造会起到作用。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一些生产食品的工人如此评价他们的产品：“打死我都不会吃，饿死我都不会吃！”

固然，监管的加强极为必要，然而，监管又是有限的。你不能向每个食品生产点、加工点派出一个监管员。每个人相互投毒式的食品生产加工仍在进行，商业只需要利润的“现代圣经”已经使人们从道德责任中“解放”出来，或者说解脱出来。不怕违背伦理，只怕被人抓住，正在成为新的行为模式。

因此，要做好食品安全，不仅要立法，更要考虑如何重建基本信用。

他山之石：外国如何处理过期食品

美国：食物银行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薪水微薄，妻子要照顾刚出生的女儿，无法出去工作，生活非常拮据。社区为我家申请了食品券，每月可以免费获得400多美元的食品，可到了月底还是捉襟见肘。房东杰克先生告诉我社区附近有一家食物银行，可以到那里领一些生活必需品。

在食物银行，我填了张“家庭状况表”，上面列有姓名、家庭地址、家庭人数、工作状态、月收入等项目，不需要出具任何证明，就可以当场得到领取食品的红色卡片。食物有面包、西红柿酱、薯片、饼干、水果、蔬菜等，甚至连婴儿奶粉都有，基本可满足日常生活。

食物银行里的食物虽然是免费供应的，但绝非伪劣产品，甚至不少食品还很有档次。比如说顶级巧克力法芙娜，我在沃尔玛曾看到过，价格昂贵。这些食品都在有效期内，只是离过期的日子较近罢了。工作人员说，即将过期的食品在超市不好卖，老板就会捐献出来。当然这里也有生产厂家和个人捐献的食品。

就这样，食物银行解决了我家的温饱问题。过了两年，我的事业有了起色，经济状况改善后，我就把那张领取食品的卡片退给了食物银行。

以后的日子我经常给食物银行捐献食物，后来我得知，其实很多食物银行的捐献者都曾是食物银行的受益者。

小编插话：这是一位海外华人的亲身经历。不仅是美国，比利时等国家也相继开设了“食物银行”。这种人性的处理方式令人深思。

日本：变废为宝

以往处理过期食品多采取填埋方式，不仅浪费粮食，还会生成温室气体，损害环境。近年来，日本政府立法激励循环工业发展，过期食品有了新去处：或被制成饲料、肥料，或发酵产生甲烷，用作工业能源。

每天，数以吨计的饭团、三明治从1200家“7―11便利店”运往位于东京郊区的工厂，变身为动物饲料。与常规饲料相比，过期食品制成的饲料价格低50%。“过期食品饲料”日渐受到农民青睐。

目前，日本过期食品的70%得以回收利用，其中50%制成饲料，45%制成肥料，其余用于生产甲烷。

出于对食物质量的考虑，过期食品饲料生产商只接受来自商店或餐厅的过期食品，而不是居民家中的残羹冷炙。为防止感染疯牛病，过期食品生产的饲料不用于喂养牛羊。

小编插话：过期食品频繁地被循环利用，客观来说，与饲料价格、人工费用的上涨不无关系。那么，面对强劲的市场需求，我们何不学学日本这种科学处理的方式，让过期食品再利用成为我们的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