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江林:深化金融改革的逻辑与做法当今中国的改革必须注重逻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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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过程。那么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应该关注改革的逻辑顺序。初期改革思路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可以的。一方面因为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实践，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体制积弊太多，因此几乎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改革都是边际收益明显大于边际成本。但是从根本上说，改革一定有其客观内在的逻辑，故一定要有顶层设计。而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难度越来越大，那么一项改革举措如果不符合客观内在逻辑，就必然导致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因此，我国今后的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要讲究改革的逻辑顺序，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每一步都要踏实地做好，这一步做好了再做下一步，如果一步没做好就做下一步就会出现问题。比如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在中国没有完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就忙着实施国际化会是弊大于利。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中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机制体制条件，人民币汇率要先能够自由浮动，要市场化，如果在固定汇率情况下实现人民币市场化，就可能弊大于利；但是汇率的市场化又要求首先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当前我国金融界和学术界都认为应该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这是对的，可是，以我国现在的条件，能立即实现利率市场化吗？

2000年，我国证监会曾大力推动超常规发展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国际经验表明，机构投资者由于是理性投资，会对熨平股市波动、稳定股市发挥较大作用。中国的股市散户太多，散户又大都是在投机而非理性投资，这样股市波动性太大，风险太大，而中国机构投资者又的确发展不足。由此看来，似乎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顺理成章。可结果，中国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是超常规发展了，股市波动性却更大了，股市风险更大了。为什么？原因在于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大量问世的前提尚不具备。中国的上市公司大都缺乏核心竞争力，行为又不够规范，加之政府监管又不到位，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在股市进行长期的价值投资是前景不确定的，是不明智的。因此，机构投资者问世后，其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基民”的利益，极少进行长期的价值投资，而大量进行短期的投机性的投资；而且为了确保自己“贱买贵卖”，确保自己赚取风险收益，还必须经常联手其他机构投资者甚至上市公司大股东，做一些“黑幕”交易，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样的结果是，机构投资者超常规发展后，股市波动性更大了，股市风险更大了，广大股民处境更“悲惨”了。显然这个改革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弊大于利。所以，这里，改革内在的逻辑顺序是：先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并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而后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这个改革的顺序不能乱。

同样道理，在我国的实体经济活力不够，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缺乏活力，而且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房地产，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的条件下，如果立即实现利率市场化，也一定会弊大于利。可以设想，这种条件下，一旦利率市场化以后，一方面民营资本开始进入银行业，竞争加剧，另一方面现阶段的金融监管也不会一步到位，那么必然会导致银行存贷款市场中的恶性竞争。存款利率提高，贷款利率降低，银行大打利率战，这就降低了银行业的利润，增加了银行业的经营风险；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广大中小企业缺乏活力，绝大多数行业产能过剩，金融监管又很难到位，则银行吸收存款后，如果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则由于广大中小企业整体信用不足，会加大信用风险；而如果银行为了求稳，被迫将信贷资金贷向房地产和地方政府项目等领域，则又会导致房地产市场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大大加剧，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所以，当前我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一定要符合客观内在的逻辑顺序。我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公报中并没有急切地提出实现利率市场化问题，是有道理的。

宏观金融管理要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

一般意义上，管理者在处理对象的时候是抓“一”还是抓“多”，是个重要的问题。随着事物的发展，有时候事物内部存在着一个主要矛盾或主要因素起支配作用，这时候管理者抓“一”最便捷、高效，这个“一”就是所说的抓主要矛盾，把“一”抓住了，其他矛盾就会迎刃而解。但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却并没有一个主要矛盾或主要因素起支配作用，而是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诸多因素几乎“齐头并进”地在发挥作用。这时候，“一”并不确定，管理者就要实事求是地去抓“多”。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期（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中国人民银行就把金融调控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信贷规模控制上。控制好了这个指标，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央行控制信贷规模已经无法达到金融调控的目标，于是便“与时俱进”，转而调控货币供应量即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个“一”也抓对了。然而，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迟迟不能转变和经济结构的失调，现阶段，我国经济出现了大量的“二元化”问题，适应这种“二元化”形式，我国的“影子银行”愈益发展了起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任何层次的传统的信贷、货币指标都已无法准确地表征全社会的流动性的大小，现在表征全社会融资规模的指标已不仅是银行贷款，还有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净融资等许多涉及“影子银行”范畴的指标。那么，现在“多”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当“与时俱进”，来抓“多”，来把握“多”。因此，我认为，这种情况下，央行近几年推出一个“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是非常正确的。

抓“多”没有抓“一”那么便捷、高效，抓“多”比较枯燥、辛苦，但是必须这么做；抓“多”还不容易把“多”都抓到，也不易处理多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难免就会在抓的过程中表现出缺陷。“社会融资规模”这个指标目前就有一些缺陷，在统计上和处理上就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无论其缺陷多大，都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央行必须坚持不懈地把这个统计工作做下去并做好。一直坚持到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使得央行监控和调控的新的、有资格作为“一”的指标出现，那时，我们又可以便捷、高效地抓“一”。当然，目前我们可以预见到的这个“一”，是利率市场化以后的利率。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