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与无:学校发展两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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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于家底太薄，这三十年来的学校发展多着眼于一个“有”字：从“一无两有”到“一无多有”。这里的“无”，是指“无危房”，是底线要求。人命关天，谁也不敢马虎。从“无”出发，“有”便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奋斗目标。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校终于有了教室、课桌凳，有了一幢幢高楼，有了自动开关的校门，有了塑胶跑道、风雨操场，有了各种实验室和专用教室，有了满架的图书、仪器，校长也有了自己应有的体面与尊严。此后，许多学校与时俱进，向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有”开拓进取。不但有了以校训为核心的学校文化形象，还有了许多口号、概念之类的东西：这种学说与那种学说，这种主义与那种主义。这无疑为学校的教育改革带来了有益的思想资源，尽管这些“有”暂时还是一种有名无实的“乌有”。一些学校还没来得及将这些口号、概念转化为教育改革的实践及成果，但毕竟有了一个新的追求。然后，加法思维的惯性激励着我们继续创新：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当一切应有尽有之后，我们似乎再没有多少奋斗目标了。然而，倘若蓦然回首，以减法思维思考一下“学校应该没有什么”，则会发现另一片发展的天空。

“无”，常常是一种净化，一种绝尘脱俗的澄明。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鲁迅先生毫无奴颜媚骨，都曾赢得世人的敬重。今天，无污染的环境，无添加剂的食品，无绯闻的名人，无广告的影视节目，都因物稀为贵而令人心驰神往。

那么，今天的学校应该没有什么呢？

我以为，在物质层面，学校至少应当没有各种无益于或无助于教育的设施，没有闲置的图书、仪器以及各种教学设备设施。当初置备他们时，学校难免会有应付检查验收的动因。而在验收之后则应考虑物尽其用，让这些以纳税人的血汗钱购置的图书、仪器、设备和设施充分地向学生开放，并且要考虑适当地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教育效益。

在制度层面，学校至少应该没有加班加点等违规现象，没有鼓励无效或低效劳动的“土政策”，没有“只见分数不见人”的评价标准，没有各种违背人性的陈规陋习，没有专门应付政策的各种“对策”。

在精神层面，学校至少应当没有恐惧：学生没有对暴力、体罚和精神惩罚的恐惧，没有对分数、名次的恐惧，没有对沉重课业负担的恐惧；学校应该没有孤独，因为儿童的孤独是学校生活中最可怕的不幸之一；学校应该没有弄虚作假，而应“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学校应该没有形式主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学校应当没有不合格的学生。换言之，从学校出去的应该都是合格的毕业生。“合格”或曰“及格”，是办学质量的一道底线，它重在“保底”而绝不“封顶”，绝不限制学生超出底线之上的优异发展。这也许就是一些学校提出“从最后一名学生抓起”的高明之处。“合格”或“及格”的要求看似平常了些，没有“亮点”，难以吸引媒体的眼球，甚至有“取法乎下”之嫌，但实际上却丝毫鄙薄不得，它需要学校和教师埋下头来做大量的扎扎实实的工作。假如我们培养的都是合格的学生，那么几乎用不着其他指标，就可以确证我们的学校和教师不仅是合格的，而且是优质的。假如暂不考虑若干个体结合成社会后产生的或正或负的社会影响力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推论：合格学生走入社会之后多会成为合格的公民，成为各行各业的合格劳动者，生产合格的产品或提供合格的服务。部分学生还会成为各种社会组织的合格成员，成为政府部门的合格公仆，成为服务于全社会的合格公民。这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和谐而幸福的社会吗？

“没有”是一种存在状态，更是一个发展过程。与当年“从无到有”需要经过“从少到多”的积累一样，“从有到无”也会经历一个“从多到少”的逐步净化的过程。同时，“少一点”与“多一点”常常联系在一起，减法思维并不排斥加法思维，而是与之相辅相成的。夸美纽斯当年曾极力“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并使基督教的社会因此可以减少黑暗、烦恼、倾轧，增加光明、整饬、和平与宁静”。这段话中倘能删去“基督教的”四个字，那无疑就是我们走向理想学校的道路。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