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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下来,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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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中旬,笔者来到北京,两件事情在首都媒体格外热闹――

第一件事是,就在元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召开新闻会,宣布停建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项目。

这是200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后,环保总局首次大规模对外公布违法开工项目,处罚力度之大为建国来仅见。

相隔仅3天,中国各省市的56个民间环保组织共同声援书,支持环保局这一决定。这也是一份罕见的文件,在笔者看来,它似乎预演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即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合作推进中国社会变革。

至于第二件事,它在媒体的震动似乎没前一件大:既不涉及大山大川的改造,也不涉及千亿巨资流向。但笔者相信其重要性并不下于前一件。因为它牵动着人心的改造和民智的提升。这便是“人类该不该敬畏大自然”的争议。

最初掀起争论的,是有“科学卫土:”之誉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在东南亚大海啸后对媒体的访谈中,他对环保志愿人士汪永晨女士早先“敬畏大自然”的主张发难,认为这是“面对大自然灾害无所作为”的观点。何认为:“对于灾害,该防御要防御,该制止就制止。我们要尽可能减少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损失,但并不意味着要敬,要畏。那个观点实际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化了。”

另一位以“学术打假”出名的学者方舟子,也尖锐讽刺“敬畏大自然”的观点:“有人愿意崇拜大自然,那当然是其信仰自由,虽然我本人想象不出对蚊子、臭虫、病毒、病菌、地震、海啸这些大自然的产物有什么好崇拜的。”

理所当然,环保人士做了大量辩解――这一争论伴随环保局叫停30个电力工程项目的过程,不断见诸媒体与网络,给寒风中的京城平添了几分热度。

笔者同情汪女士的立场――然而,笔者认为,在这场从起点就充满曲解和误读的争议里,重要的并不是为谁辩护,对谁反驳,因为很大程度上,双方是在各说各话。而其中最值得注目和反思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相当长时间以来,对“敬畏”这种情感,从政府官员,到科学工作者,到普通公众,都非常陌生与缺乏――甚至对此鄙夷。

笔者认为,敬畏是非常重要的感情,它非但不是科学的敌人,而天然是科学的基础:科学在其无止境的发展中,不断揭示出人类当前可证实的那一部分;而敬畏感存在的理由,正在于人类意识到,自身所证实与通晓的部分,远远要小于未证实、未通晓的。

是的,我们敬畏,不在于外在的大自然是多么强大,而在于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即使日进千里,亦无法达致全知全能,而大自然――我们其实是内在于她的,她是我们的源头,亦是我们的归宿,更收藏着人类所有情感、知识、力量的秘密。真正的科学精神,不会排斥敬畏感;而一颗恳切的敬畏之心,更不会妨碍科学的探究。

固然,我们同意一些科学工作者对那些阻挠建坝的环保人土的批评:你们科学知识是不足的,你们不可以听任感情用事;而某些科学:工作者也应自省:对更辽阔的未知领域,每个人都应保持谦卑,你们也应听听原住民、艺术家、社会学者的发言――而且,无论从情感还是理性,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嘲笑或摧毁某个民族关于诸如神山神湖的信仰。科学家应做的,是从其实证的领域,去严格推论何者存在,而不是由此引申,判断何者不存在――当他这样做时,他便逾越了科学家的本分,同样犯下了任性的过失。

“科学”――与其说这是真理的体系,不如说是不断纠谬的体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不幸地,所谓科学,却不时成为盲从与偏见的辩护士。体现在大型工程立项上,中国不乏“可行性研究”,而“不可行性研究”却没有或很少开始过――我们从肯定始,到肯定终,中间却少了那个大胆、真诚的怀疑与否定。有许多“科学工作者”嘲笑质疑者的问题太粗糙、不专业,却从不愿或不能给那些粗糙的质疑以专业的解答,也许这就是许多科学工作者难以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的原因。

好了,该对2005年春天的这两件事做个小结了:我们看到,民意在涌动,在要求倾听、交流和尊重。而我们的政府,正循着民意与法治的轨道,力图更严格的自律。但这场关于“敬畏”的争论也让我们发现,更深刻的同情与思考,还没有展开――虽然,全社会在努力践行应有的程序正义,却不清楚这种正义更深邃的理由:生而为人的我们,时常处于无知状态,时常会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草率犯下严重错误,为此,我们不得不以更大的谨慎和谦卑,准备着,领受一些从不曾想象过的事态,回答一些从未曾考虑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