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乡间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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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从文艺术创作的全部归宿，就是不倦地表现各种生命形式，他的信仰使之从湘西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体验和感悟生命，形成独特的生命价值观。其湘西小说呈现着鲜明的特异性与复杂性。他以诗化散文化的叙事笔法，将悲悯与希望的内在情感相交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探寻生命，实现湘西理想生命形式的审美观照，从而寄寓其张扬理想人格，重造民族经典的伟大梦想。
[关键词]湘西小说，生命叙事；自然人性；诗化
沈从文是中国20世纪文坛上的特异现象。他艺术创作的全部归宿，就是不倦地表现各种生命形式，探讨着生命的简单与复杂、偶然与必然、生命的庄严与价值等重要命题，寄托着他“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实现民族品德重造的美好理想，在叙事形态上呈现出独特的个性。
一
沈从文自称是一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乡下人”的人生哲学和真挚情感，使他总是从湘西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体验和感悟生命，形成独特的生命价值观。他认为，生命具有一种超越性的内在本质，引导着生命向上发展，具有永生的意义和永存的价值。因此，他以独特的生命意识烛照边城，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小说叙事的出发点和终结点，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相契合”的理想生命形式，赋予其艺术世界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
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沈从文刻画了城里人和乡下人二类人物系列，形成彼此参照的异质世界。在他看来，那些生活在大都市的所谓“城里人”虽饱读诗书，但在市侩观念支配下，生命和情感失去了自然本性，剩下来的只是对金钱和物欲的膜拜。他们胆小怕事，虚伪做作，对人对国家毫无感情，对事业对民族毫无信心，表现出生命的萎缩与腐烂。在《有学问的人》、《八骏图》、《绅士的太太》中，作者以讥讽揶揄的笔调，描写了一幅都市群丑图，对他们聪明与虚伪共存，大度中含有自私，文明中见出肮脏，自大中透着怯懦的“阉寺性”的人生表现出深深的鄙夷和厌弃。而边城的“乡下人”则超越现代文明的道德拘囿，有着与自然相契合的人性和生命之美。在他的笔下，“自然”不是指作为山水景物的自然，而是指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然――人性。他将自然人性作为信奉的自我宗教，倡导一种自由、率真、富有活力的生命品格。因而，边城虽然偏远，却独具一种未被浸染的自然状态的古朴美。小溪、渡船、满山的绿竹、溪边的磨盘，还有空中缭绕不断的动人情歌，古朴纯美的自然与神秘幻美的湘西人生水融般地糅合在一起。柏子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感觉世界中，他的生命来自自然，因而在自然中获得了自身的满足。《边城》中祖孙二人更是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古朴民风相契合，养成了自然化的人格。在这里，无论是船夫、农人、军人还是娼妓、土匪，大多与自然相交融。他们重义轻利，守信自约，勤勉慷慨，乐天知命，“从容地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
这种自然生命形态还表现为两性关系的描写。借助于湘西地方巫卜文化的流风余韵，沈从文创造了一个富于浪漫情调的人性与世界。勇猛、潇洒、高贵的美男子龙朱因没有爱而感到生命的黯淡和生活的空虚，并用真实热情的歌声赢得了爱情，重又享受生命的快乐。《神巫之爱》中的神巫，为了心爱的姑娘，毅然抛弃神巫的至尊地位，甚至“即刻下地狱也死而无怨”。《雨后》则描写青年男女四狗和阿姐雨后在草棚里相悦的情景。粗俗的语言，大胆的亲昵，确有几分放纵，却更多的是天真与生命的自然之趣。显然，“乡下人”生活在真实的情感世界里，保持着未经污染的裸的、自然的灵魂，粗野愚昧但素朴傈悍，显示出一种“生活的真与的美”。
沈从文还极力张扬一种雄强勇敢，充溢着强悍热情的生命活力。在湘西，无处不流溢着生命的元气，无处不夹带着野性的狂风。一伙穿着满是油污邋遢的汉子，合着歌声的节拍，挥舞着强健有力的手在空中不停地上下翻飞。(《阿黑小史》)河里桅上一群毛手毛脚的船工，唱着粗俗的情歌，在险滩激流中飞驰而过(《柏子》)。还有那个冒着生命危险与狱中女匪苟合，私情败露后凛然从刺刀下走出牢门的军人以及敢恨敢爱，敢打敢拼的虎雏，他们身上都充满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昂扬向上的野性生命活力。正是从这些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中，沈从文发现了实现民族道德重造和振兴的基因，希冀“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二
沈从文的创作，鲜明地表现出深邃的历史视景。他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从表层上表现为文明与自然，乡村与都市，现代与传统的激烈冲突和对立，但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取向，即对传统儒家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批判。
作为一个由乡村步入都市的“乡下人”，沈从文到处发现城里人不愿、不敢、也不能发现的导因于“礼教”、“知识”、“理性”的各种病态和变态。认为：一方面以孔子及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绵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早早的就变成爬虫类中负甲极重的恐龙，僵死在自己完备的组织上。”。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在带来都市畸形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蝗虫”。这些蝗虫的“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不表示对自然之违反”，让人从中“见出社会的拙相与人的愚心”，人与人之间虚伪、矫情、自私、势利，生命的活力与率真被消解，对生命个体和民族国家造成极大危害。目睹一个古老民族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双重重压下，“民族品德的消失”，“人性”的堕落，沈从文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认为如果不能在全民族中重建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这国家还想现代化，能现代化?”因此，从拯救国家和民族出发，沈从文迫切希求“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以实现“民族精神的重造”。
基于此，沈从文坚持不懈地抨击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束缚和破坏，并将目光投向湘西。在这里，他不仅看到“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而且发现了尚存留的那些“极端土地性的人物”。他将梦与实相融合，努力从湘西的荆楚文化遗迹里发掘和表现一种自然、活泼，充满强力的生命形式，从而建构起以南方的荆楚文化为参照系统的理想社会，并与畸形、充满狡诈虚伪的都市人生相比照，试图通过历史发展中人性变异的共时性比较，讴歌完美的人性；从乡土中寻找个人和民族生命的“根”，以救治封建礼教和现代文明所造成的国民的内抑制和各种病态，为那个时代提供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独具特色的重造民族品格的现实途径，寄寓其富有前瞻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特想象，表现出一种“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为古老的中华民族输入“健康雄强的人生观”的强烈愿望。
三
基调是作品自始至终的主旋律，是作品的精神内核。沈从文清醒地看到在偏远的纯朴乡土世界里，一切都面临着挑战和破坏，“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 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农村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也“几乎快要消失无余”，对此他感到一种痛楚的悲凉。但他从不大喊大叫，或者把自己的愤怒化成血泪点缀在作品之中。相反，他只是平静地叙述，不分析，只画“画”，甚至在表现一个痛苦灵魂的时候，有时还“有意作成乡村幽默”。他说，“应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表现”，然而在那朴实的文字中却隐伏着作者强烈的痛苦之情，形成一种浅笑下深远的悲哀的内在旋律。《柏子》主要描述水手柏子花净冒性命风险挣来的血汗钱，与其相好的相会场面。作者以赞赏的笔调描写了这种粗俗情爱中那充溢的生命的美和热情，歌颂他们直率而赤诚的美的人性。但是，作者也看到这种情爱在穷困和愚昧的挤压下，变得扭曲而畸形。在《柏子》结尾，作者写道：“柏子从跳板上摇摇荡荡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没有任何感叹，平白质朴地叙来，但是却令人感到那赞赏笔调的背后，流动着深沉的悲哀和怜悯之音。
另一方面，沈从文坚持从理想的高度以罕见的热情和特有的创作方法，在人事关系中寻求着梦的现实，表现一种素朴、自由、勇敢、雄强的理想人生形式，以此作为对现代文明的反拨与补偿。他的“乡下人”自然中透着豪放，野性里饱含人情，不虚伪不怯弱，使湘西世界勃兴着生命的强力，闪烁着自由人格的光辉。这给他的作品带来一种似喜似怨，微笑中蕴含着悲凉，平淡中奔涌着热力，悲悯与希望相混合的独特审美意蕴。
四
沈从文打破传统的陈法旧章，无意于精心构筑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而是有意识地导入诗和散文的因素，以清新古讷、自然隽永的笔触，将浓郁的边地风情和秀丽的山川景物融合为一体，在柔缓、纡徐的抒情中，实现意象的流动，流溢出清越和谐的田园牧歌情调。
沈从文小说具有强烈的主彩。他高度重视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强调通过片断和场景的描绘、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调和等多种形式表现作者对人生的诗化感觉，使小说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边城》、《长河》等小说，淡化小说情节，削弱叙事因素，着意描绘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历史沿革，造成一种浑然一体的湘西地域文化景观，烘托故事氛围，抒发作者对湘西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的赞颂之情。其中，很多章节甚至可以当作散文来读，章与章之间的联系也很松散，将它们连缀在一起的是一种前后呼应的湘西特有的精神氛围，小说独异的整体氛围与生命探索主题达到了和谐的统一。但是，作者极少采取郁达夫式的主观情感的强烈宣泄，而是将情感隐藏于人物命运的演变和特定环境和场面描写之中，情感表达含蓄蕴藉，委婉凝重，表现出一种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倾向。
其次，松散灵活的结构形式。沈从文不注重将人物及命运纳入完整统一、紧张生动的情节发展中，而以人物内在心理和感情的起伏脉络贯穿事件的片断或生活场景，着意突出创作主体的情绪体验和人物丰富的心理内涵，形式灵活自由，自然舒散。《黔小景》全篇只散散地描绘了贵州山路的春雨泥泞、旅客投宿的情景，没有什么情节描写，笔锋从容、飘逸，表达作者对蝼蚁般生活着的社会底层命运的悲悯和温爱，形散而神不散。
最后，注重意境创造。沈从文擅长用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通过描摹、象征、比喻、暗示等方法创造了一个个风格各异的意境。《菜园》、《夫妇》、《边城》通过、青年夫妇头上的野花以及白塔、碾坊等富有诗意的象征性意象，或延伸了小说的视景，或暗示了人事的内在蕴含，寄寓着人物现实的人生情绪。在《边城》、《长河》、《山道中》等作品中，他努力把自然景物、人事与人物故事联系起来，不仅为人物提供活动背景，而且为作者内心情绪表达提供媒介。在意境营造中刻画人物，达到物人两忘，境我浑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