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选秀高烧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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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巅峰之夜谢幕，2013年这个选秀泛滥于电视荧幕的年度也步入沉寂。11月8日，由文艺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和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加强推广公益娱乐节目研讨会上，专家、业界和创作团队，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由洋河股份冠名的中国梦·梦之蓝《梦想星搭档》为例，就“如何制作优秀的电视公益娱乐节目”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共同探索公益娱乐节目的趋势和发展方向。研讨会并对梦之蓝·《梦想星搭档》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梦想星搭档》在探索过程中总结出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但是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的成功具有指导意义。以这些经验做法为例，更好地推广开来，让电视荧屏上能够出现更多的，类似这样的好的有影响力的娱乐节目。”
自2004年湖南卫视首届《超级女声》（脱胎于《美国偶像》）开始，中国的音乐选秀类节目已走过整整十年。而每年一度曾独霸荧幕的“快男快女”已被各种蜂拥而上的类似节目压得喘不过气来—《激情唱响》（脱胎于《X Factor》，辽宁卫视播出）、《声动亚洲》（东方卫视播出）、《中国好声音》（引进自《The Voice》，浙江卫视播出）、《中国最强音》（《X Factor》的另一版本，湖南卫视播出）、《中国梦之声》（《美国偶像》的另一版本，东方卫视播出）、《中国星力量》（源于《K-pop Star》，山东卫视播出）。
2013年7月12日，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回归，由于有第一季的成功，第二季《中国好声音》首次播出就达到了3.516的收视率，位居本年音乐选秀节目榜首。这是一个标志，选秀节目延续了十年之久的“快男快女”神话破灭，《中国好声音》步入黄金时代。
音乐选秀节目的热播，其根本动因已非观众的需求与喜好，而是其制造的经营神话。最经典的案例当是“短信投票”时期的《超级女声》，而之后，由于节目冠名费及广告费，高收视的选秀节目依然是各电视台盈利最好的项目。
有不确切的消息称，卡夫旗下的炫迈口香糖为2013年《快乐男声》投入的冠名费和广告费高达数亿人民币，而加多宝则先后以6000万及2亿人民币连续两年独家冠名《中国好声音》，洋河股份也接连赞助了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和央视的《梦想星搭档》—这两个都是公益娱乐类节目。这样的营销神话是每个电视台都想创造的，尤其是在传统媒体日渐式微的今天。
然而，成功的毕竟是少数。十年来，模仿以上几档知名节目的不计其数，而大多都转瞬即逝。辽宁卫视的《激情唱响》和东方卫视的《声动亚洲》都只举办了一届，而《中国星力量》这样的弱势节目，恐怕也不会再有第二届。
即便没有广电总局时不时的“限娱令”，选秀经济的高烧也已在市场的检验中逐渐减退。
对赌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由灿星制作公司（以下简称灿星）与浙江卫视合作完成，双方采取收视对赌、利益分成的全新制播分离模式。根据协议，如果当期节目的收视率达到2，灿星就可以和浙江卫视进行分成；而收视率如果达到4，灿星制作公司就可以得到70%的分成。
“‘好声音’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制播分离。”《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制作方，灿星总裁田明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表示。
根据央视索福瑞46城收视率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第二季《中国好声音》最低一期收视率也达3.447，而2013年8月23日第七期“好声音”的收视率则冲到5.257的最高峰。其中80%的节目收视率都超过了4，全部十五期的收视率同时段全国排名稳居第一。
高收视率带来了高额广告收入。浙江卫视副总监王俊向《博客天下》透露，在第二季《中国好声音》招标会上，每15秒广告由36万上涨至102万，最高价格达到了115万。
据现任酷6网CEO、曾任浙江卫视副总监的杜昉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决赛每15 秒广告费更是被拍出了380万的天价。
虽然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让浙江卫视赚得盆盈钵满，但事实上，绝大部分收入都被灿星分走了。
“灿星的实践至少证明了制播分离是有一条成功的途径存在的。他闯出了一条路。”东方卫视副总监、《中国梦之声》联合总导演戴钟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但杜昉却并不认为浙江卫视和灿星的合作属于制播分离。在他看来，“制播分离最典型的应该是电视剧，而中国好声音则是一种项目合资型的全新模式。”
“当初我们就认定‘好声音’这个项目一定会成功，而且能够创造很高的盈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们达成了一种用制度让双方信任的方式。”杜昉告诉本刊记者。
杜昉认为，《中国好声音》的成功并不具有可复制性。“这样的模式少之又少，十年就出了一个。它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随便套在所有节目里，那是行不通的。”
据公开资料显示，田明除担任灿星总裁以外，还在星空华文公司任CEO。
2010年，原SMG总裁黎瑞刚牵头组建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这个基金成立之后运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收购了星空传媒53%的股份，并与新闻集团合资成立了星空华文传媒公司。
灿星与星空华文公司同属SMG，因而两者关系密切。而星空华文公司旗下拥有星空卫视等多个电视频道，主要在境外播出。2012年9月30日开始，第一季《中国好声音》正式在星空卫视播出。独特的模式加上这样的传播渠道，令国内其他省级卫视难以望其项背。
鼎盛的泡沫
2012年“好声音”等选秀节目的成功，带来了更多卫视的跟风模仿，希望能在选秀市场中分一杯羹。于是，便出现了2013年选秀节目的井喷态势，选秀市场泡沫达到鼎盛。
在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加多宝对其的独家冠名费由第一季的6000万元飙升到2亿元。加多宝集团在给本刊的回复中认为：加多宝通过冠名《中国好声音》实现了品牌最大化曝光和品牌成功转换。
然而，收获了巨额广告费用的也只有《中国好声音》一家。多数二三线卫视选秀节目的广告收入都只有“好声音”的九牛一毛。
“对于二三线卫视来说，他们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去模仿一线卫视在做什么。他们的心理是：一方面，虽然不会像一线卫视那样那么成功，但是至少还有一定保障；另一方面，同质化竞争，也会削弱一线卫视的市场份额，去分一杯羹。” 乐正传媒研发咨询总监彭侃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根据青海卫视公布的2013年广告刊例，原定播出的选秀节目《花儿朵朵》每15秒为7.67万元。除去刊例价在实际成交过程中还可能出现折扣的因素外，已经和《中国好声音》每15秒380万元形成了天壤之别。其大手笔的投入能否收回成了疑问。最终，受调控等各方面因素影响，青海卫视暂停了2013年的《花儿朵朵》。
与此同时，其他二三线卫视的收视率相比“好声音”、“快男”等优势节目，也相差甚远。广西卫视制作的《一声所爱·大地飞歌》，其第七场全国总决赛收视率也仅有0.193 。
另外，山东卫视《中国星力量》第四期的46城收视率为0.781、2013年10月11日首期江苏卫视《全能星战》收视率为0.983、贵州卫视《中国红歌会》首场收视率为0.558 。
在选秀节目收入仍旧过分倚重各类广告收入的中国电视中，收视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所获收益的多少。
而广告商或许是选秀市场的最大输家。一旦选秀节目没有达到预期的关注度，为其埋单的广告商的钱也便打了水漂。
目前，最热衷于在选秀节目投广告的莫过于快速消费食品生产商，不论是《中国好声音》的赞助商加多宝、《快乐男声》的赞助商炫迈口香糖、《中国星力量》的赞助商娃哈哈格瓦斯，抑或是《一声所爱·大地飞歌》的赞助商南方黑芝麻糊。这类产品的特点是可替代性强。生产商希望持续扩大关注度使得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时第一反应是自己的品牌。而这样的关注度一旦无法实现，广告商也就不会买选秀节目的账了，选秀市场的庞大泡沫可能会瞬间破灭。
进入洗牌期
近几年，在观众逐渐陷入审美疲劳后，对“我们需要那么多选秀节目”的质疑声越来越大。
观众和市场给出答案之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2013年7月2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一则通知中表示：歌唱选拔类节目存在总量偏多、形态雷同、铺张奢华、夸张作秀等问题。歌唱选拔类节目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不能一哄而上，跟风模仿。2013年各台一律不再投入制作新的歌唱选拔类节目。已制作、准备开播的将推迟至第四季度播出。
这也导致了江苏卫视原打算于8月推出的《全能星战》直到10月才得以与观众见面。此令一出，《快乐男声》的配套节目《男生学院》即被叫停。此外，贵州卫视《唱出爱火花》、江西卫视的《中国红歌会》等二三线卫视的节目都受到影响。
紧接着，是2013年10月12日“加强版限娱令”正式出台。根据这个被命名为《关于做好2014年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编排和备案工作的通知》的文件，每季度总局通过评议会择优选择一档歌唱选拔类节目安排在黄金时段播出，其余不得安排在19：30至22：30之间播出，原则上重要节假日期间电视晚会每日不超过3台。另外，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年播出的新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过1个。
不管市场竞争的结果如何，2014年都不再会有这么多的选秀节目出现。优胜劣汰以文件的形式被确定了下来。
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杜昉对“限娱令”表达了赞同的态度。杜昉对记者说：“我们现在没有太多的机会成本用来消耗。这么多的歌唱节目一哄而上，理论上可以单靠市场来大浪淘沙，但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在这个领域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其实是资源浪费。”
杜昉认为，减少歌唱选秀节目的数量，可以减弱观众对此类节目的审美疲劳，从某种程度上会促进选秀节目的可持续发展。
“限娱令能够在短时间内使得节目类型更加多元化，但是这始终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举措。选秀节目要想持续健康发展，还需要每档节目在自身内容上下功夫，避免简单模仿和同质化竞争。”乐正传媒研发咨询总监彭侃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网络争夺战
“音乐选秀从刚问世的时候那个引起强烈讨论的社会话题，到现在引起追捧的网络热点，我们能看到的是媒体渠道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未来的节目必须更互联网化，更社交媒体化。”天娱传媒总裁龙丹妮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在2013年选秀节目进行过程中，各方力量对互联网阵地的争夺更趋激烈。
“现在的电视开机率已经越来越低，更多的年轻观众偏向于在互联网上观看电视节目。因此，现在电视节目的评估标准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收视率标准了。收视率的标准，反映着传统观众的关注度，而网络上话题量、热度等等这些标准，则代表着年轻观众的喜好程度。”天娱传媒品牌中心总经理赵晖认为。
《中国好声音》将独家视频播出权以1亿人民币的天价卖给了搜狐，而《快乐男声》的网络阵地则放在爱奇艺。
“互联网可以说是电视媒体前后端的一种补充。一般人们的利用方式就是，前端利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视频网站、门户网站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力。播出后，把一些有效的，可以重复观看的资源放到互联网上继续发酵。”酷6网CEO杜昉对本刊记者说。
然而，互联网在盈利模式方面还有一定的困难。
目前，互联网的广告价值还有一些被低估，大量的广告主以及广告商的模式还大量存在、聚焦在传统媒体上。互联网广告的模式仍处于推广之中。
所以，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如何直接转变为经济价值，还要有一段时间探索。
杜昉预测说：“当互联网的播放平台可以和电视渠道分庭抗礼的时候，也许没有人会说我是做电视的，而是说，我是做节目的。这个节目也许会放在电视里面播出，也许会放在互联网上去播出。其实也不排除未来浙江卫视这样的频道呼号会存在于互联网上，而它的内容也许会和其他很多视频网站趋同。可能是未来的趋势。”
附加值再造
除广告收入以外，一个健康、成熟的选秀节目产业链还应该存在着其他多元的商业模式甚至由此延伸到联合企业做社会公益。浙江卫视2011年推出的一档帮平民圆梦的大型真人秀节目《中国梦想秀》，洋河股份以此为平台，开展了一系列彰显社会责任形象的公益活动。与此同时，这家名酒企业还联手央视关注儿童公益事业，打造了大型公益娱乐节目《梦想星搭档〉》，赢得非常高的收视率。这些节目帮助洋河实现了将公益事业做深做透、继而为“新国酒”梦之蓝注入强大的公益影响力的目标，而节目自身也因此获益匪浅。通过后期等等的打造获得一定的附加值。而在国内，这一商业模式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并未成熟。
当年，《超级女声》的短信吸金模式成为了选秀节目的典范。然而，这种“创新模式”很快被叫停。
而当前，《中国好声音》的彩铃分成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灿星与中国移动进行合作，将所有学员的现场演唱做成彩铃，提供给全国手机用户下载，也让导师分成彩铃下载收费。
“不管是快男，还是最早的超女，还是目前的好声音，他们最大的收入来源都是广告收入。即便是在李宇春时代的超级女声，短信收入也只占其总收入的一少部分。据他们内部透露，大约占5%到10%，相对于广告收入来说，这一部分收入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它对于激发观众的参与热情非常重要。”彭侃对记者表示。
彭侃认为，后续的附加值的创造之所以做得不好，原因在于，如果是电视台在做选秀节目，他们没有能力去进行后续产业链的开发，也没有开发的热情和必要。“电视台的利益主要是和收视率挂钩，至于节目的后续产品开发得怎么样，和电视台没有太大关系。”彭侃表示。
今年，天娱在视频网站、移动终端等平台做了大量的投入，包括与爱奇艺合作的“海涛跑快男”等衍生节目，以及与YY合作的24小时真人秀，还有“号外”手机客户端。这些或许也会成为未来创造附加值的途径。
“首先，我们把节目的版权、音乐的版权，包括真人秀的版权卖给互联网站，这本身就是很大的经济收入。第二，当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出唱片、数字音乐，这也会带来一定的收入。”天娱传媒的赵晖告诉本刊记者。
而这条产业链的打造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