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伦敦与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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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杰克・伦敦与沈从文是同时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大家，他们分别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关注了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人，但是，杰克・伦敦将关注点放在美国西海岸中国移民的生活状态，而沈从文则身在中国内地，重点关注湘西世界的“乡下人”的生活习俗和情感状态。两位文坛大家描绘的中国人形象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各自的特性，本文主要就杰克・伦敦与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人形象进行对比分析，尽可能的还原中国人的真实。

关键词：杰克・伦敦；沈从文；中国人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2

个人意识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形成独特的民族特性，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也会影响到不同民族对于同一事物的认知。杰克・伦敦是20世纪美国文坛巨星，沈从文则是同一时期的东方文化的代表，两者对于中国人形象的看法既有相似之处，又带有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总体说来，杰克・伦敦小说中对于中国劳工形象的构建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的，是对中国人形象的扭曲反映；而沈从文作为中国人，本身就是中国人形象的代表，他将我们带进了中国的南方小城中，带领我们透视饱经苦难的湘西少数民族的“乡下人”生活。

1.杰克・伦敦与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人形象

受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各自人生经历的影响，杰克・伦敦与沈从文形成了对于中国人形象的不同认识，造成了两者笔下的中国人形象的巨大差异。通过两者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对比分析，可以折射出杰克・伦敦与沈从文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特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西方文化差异。

1.1杰克伦敦笔下的中国人形象

杰克・伦敦被誉为是“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具有强烈的“白人优越感”，极力渲染中国移民的麻木不仁、凶残狡诈的丑陋形态，表达出对中国人形象的厌恶和鄙视[1]。

在杰克・伦敦的作品中，有很多涉及到中国人形象的作品，比如《白与黄》、《中国佬》、《黄手帕》、《陈阿春》、《空前的入侵》、《阿金的眼泪》等等，这些作品下，杰克・伦敦极力渲染中国移民的愚昧陈腐，将中国人写成是丑陋不堪、野蛮任性、懦弱麻木的异教徒形象，并且对于中国人形象的蔑视和不屑贯穿始终。在杰克・伦敦的小说作品中，中国人永远是丑陋凶残狡诈的代表，但却永远逃不出白人的统治。比如《中国佬》就是讲述了一个中国苦力阿桌（AhCho）的悲剧，阿桌是法属殖民地塔西提岛上的中国苦力，当种植园里发生了谋杀案时，白人监工将包括阿桌在内的五人送上法庭，尽管500名中国劳工都知道真凶是谁，但是却都不出来指证，最后导致阿桌冤死。忍耐-沉默-死亡成为杰克・伦敦笔下的典型的中国人的生存法则。在他的笔下，中国人从来都是逆来顺受、麻木不仁、任人宰割的木偶[2]。

1.2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人形象

沈从文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家之一。沈从文自幼对湘西情有独钟，他用小说构造了一个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了一系列的代表作，如《边城》、《长河》、《湘西散记》等，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情绪情感状况，表现出了现代文明进入中国所显示出来的丑陋的一面。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人物栩栩如生，描绘了大量的生活在中国大地的穷苦劳动人民形象，始终尊重穷苦人的活法，同时又为他们感到无奈和心酸。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人形象既有麻木不仁的一面，也有坚毅无奈的一面，不管是野气的，还是刑场上麻木的看客，抑或迟钝愚昧的山民，都彰显着当时的中国人民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他用“含泪的笑”来抒发自己哀其不幸的情怀。因此，沈从文笔下的《菜园里》有王太太和杨大娘的沉默苦闷，也有《巧秀与冬生》的肉体沉塘的凄凉[3]。沈从文运用锋利的笔杆将20世纪中国人的苦闷、彷徨、愚昧、麻木而又淳朴、善良的民风展现的淋漓尽致，他用微笑表达愤怒，用平和的语言掩饰内心的担忧，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幅湘西世界的“乡下人”形象。

1.3杰克・伦敦与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对比分析

杰克・伦敦与沈从文为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中国人，他们眼中的中国人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各自的不同的视角，下面将两者笔下的中国人形象进行对比分析。

1.3.1 两者的相似点

杰克・伦敦和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具有相似的性格特征――愚昧、麻木、忍耐。杰克・伦敦和沈从文虽然着眼于不同的视角，但同时表现出了20世纪的中国人的悲剧主义色彩，展现出了当时的中国人的没有原则的忍让而缺乏独立的人格特征，他们对于自身的命运表现出一种超乎想象的平和，即使是面临着死亡也显得异常平静，对于命运的捉弄和他人的陷害无动于衷，这是对于20世纪中国人民形象的高度概括，是当时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杰克・伦敦对于中国移民始终是持有轻蔑的态度，甚至认为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的形象。在《中国佬》中，中国劳工被刻画成沉默怯懦、逆来顺受、麻木不仁的形象；《阿金的眼泪》则将中国人民视为迂腐守旧、不懂变通的异族他类，甚至嘲笑中华民族是一个墨守陈规、缺乏创新性的永远也长不大的幼稚民族。

与此同时，沈从文笔下也以当时中国人的麻木迂腐为题材创作出了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文学作品。比如《黄昏》中就展现出了当时中国人的麻木的看客心理，《萧萧》则展现出了当时的中国人包办婚姻的畸形婚俗习惯，但《边城》同时也为我们描绘了理想的湘西世界的淳朴的民风。

1.3.2 两者的不同点

1.3.2.1 杰克伦敦笔下的中国人是丑陋凶残的魔鬼形象

在杰克・伦敦笔下，中国人永远是丑陋凶残的魔鬼形象。在杰克・伦敦的笔下，中国人民的迂腐麻木的形象被扩大化，甚至扭曲成为一种狡诈、胆怯的异族形象。

比如在《黄手帕》和《白与黄》中，中国渔民被描绘成贪婪狡诈、阴险狡猾的形象，甚至在杰克・伦敦看来，丑陋狡诈的中国人想要极力他所认同的西方帝国结构乃至威胁到白人的统治。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微乎其微的对于中国人的同情，更多的是表现出了对于中国人的怯懦麻木、凶残狡诈的厌恶和鄙视，值得注意的是，杰克・伦敦对于中国人的形象的定位已经不仅仅是针对部分中国人了，而是将矛头直接指向整个中国移民乃至中华民族。《白与黄》本身就是指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冲突，《空前的入侵》这部小说一开始就说明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与世界的矛盾已经达到顶峰，中国一旦成为世界强国就会对白人国家的统治造成威胁，于是世界其他国家开始团结起来阻止中国人的侵略，并最终通过细菌战的方法通过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播瘟疫而战胜了中国，消除了中国侵略的野心。”这种扭曲历史事实的认识必将促使杰克・伦敦对于中国人形象产生误解，走上文化偏执之路[4]。

1.3.2.2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人是湘西世界的“乡下人”形象

沈从文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他的童年是在美丽的湘西渡过的，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勤劳朴实的乡下人形象直接影响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成就了他独特的“乡下人”气质。沈从文笔下虽然也表现出当时的中国人的愚昧陈腐，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沈从文对于中国人民的勤劳、朴实、善良的赞美，尤其是一系列的对于湘西人民生活的描绘，无不体现出作者对于自然生命形式和原始人性的赞美，同时也隐藏着沈从文对于祖国的热爱以及强烈的民族危机感。

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生动描绘了湘西人民乃至中国人民的简单纯朴的民风，婚恋风俗、吴楚文化、民风民居、节日习俗等无不展现出沈从文的“乡下人”情结。对与沈从文而言，刻画中国人的无知愚昧纯属无奈，是对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国情的一种真实反映[5]。与杰克・伦敦不同，沈从文置身于真实的中国环境中，对于中国人的形象描绘的更加全面真实，再加上沈从文坎坷的人生经历也促使他更能够理解当时中国人的苦闷和无奈，所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人形象主要以湘西世界的“乡下人”形象为主，并且他眼中的中国人形象是迂腐与善良、麻木与朴实、忍耐与勤劳共存的。

2.杰克伦敦与沈从文对中国人形象有差异的原因分析

造成杰克・伦敦与沈从文看待中国人形象有所差异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2.1文化背景的差异性造成了认识的差异性

不同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思想。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杰克・伦敦看到的中国人形象与沈从文严重的中国人形象有所差异，与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是分不开的。

杰克・伦敦从小生长在美国环境中，受美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较大。20世纪的美国推崇帝国文化和“白人优越论”，再加上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形象的妖魔化宣传，使得杰克・伦敦眼中呈现出扭曲的中国人形象，他在作品中不自觉的沿着美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路线走，必然进一步丑化中国人形象，美化帝国主义形象[6]。

与杰克・伦敦不同的是，沈从文身处20世纪的中国这一大背景下，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国力不强、风雨飘摇，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百花齐放，为文人创作奠定了基础。就沈从文而言，他受湘西文化及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较大，这些不同的文化涵养同时融汇进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他对中国人形象的不同视角。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以湘西世界为主要题材的，不管是回忆童年的作品，还是城乡对比作品，都散发着淡淡的哀愁和对中国前景的担忧，同时讴歌乡下人的人性之美，甚至认为要改造病态人生与人性，就必须弘扬淳朴粗犷的乡土文化和诚实善良的生命力旺盛的“乡下人”性格。

2.2 成长经历的差异性造成了对中国人形象的不同认识

一个人的成长经历直接影响到他对事物的认识程度，关乎着他观察事物的视角。杰克・伦敦之所以在所有的作品中将中国人形象刻画成了愚蠢、凶狠、狡黠的魔鬼形象，与他的人生经历是息息相关的。杰克・伦敦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童年时的他就已饱尝了贫穷困苦的滋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沉到了“贫穷的底层”，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民众的苦难，但是贫穷的生活激发着他想要成功的欲望。复杂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复杂矛盾的思想，受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殖民主义思想他的内心深处扎根，将美国人民看成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而将中国劳工看做是，中国人丑陋的形象一直深深扎根于杰克・伦敦的心中，这是对于中国人形象的巨大误解。

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人，母亲是土家族人，祖父是汉族人，这一特殊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独特的文化深邃和乡村情结。作为只有高小学历的沈从文在文学艺术上能取得如此辉煌卓越的成就，与他青少年时期独特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沈从文从小不爱读书，崇尚自由，喜爱大自然，他的逃学经历不仅没有荒废他的智力，反而成就了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广博的思想情怀，这是旧社会禁锢人的天性的读书制度所无法替代的。他在作品中生动地描绘了淳朴善良的中国人形象，但同时隐含了对中国前途的丝丝忧虑。

2.3 不同的历史境况造成了对中国人形象的主观认识的差异性

杰克・伦敦之所以会对中国人形象产生如此巨大的误解，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杰克・伦敦生活的年代正是西方各宗主国殖民扩张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国力强盛，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泛滥，他所接触到的西方文学大部分都是极力赞扬帝国主义统治的，在这一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下，杰克・伦敦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出一种“白人至上”的殖民主义思想，再加上他从没有正面接触过中国人，也没有真正到中国游历过，所以在主观上，他已经将中国人等同于了。

20世纪初，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来维护其统治地位，所谓的民主体制实际上只是地主阶级为扼制革命而采取的自救措施[7]。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陷于苦难的深渊。沈从文生活在风雨飘摇的中国，他一方面表现乡下人与都市人被扭曲得变了形的灵魂，同时挖掘他们身上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甚至神性。

3.结论

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使得杰克・伦敦与沈从文笔下呈现出两种不一样的中国人形象。实际上，杰克・伦敦对中国人的仇视和歧视，代表了当时很多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和误解，而以讴歌人性为主的沈从文则以一种超乎想象的宽容理解心态看待当时的中国人的苦难。通过两者对于中国人形象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在同一历史时期下的巨大差异性，显然这种差异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我们始终相信，真理是能够经受得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的，而实践证明，中国人不仅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友善、淳朴、创新的发展中国家！

参考文献 ：

[1] 王小莉.傲慢与偏见――杰克・伦敦笔下的中国人形象[J].新学术，2008年06期

[2] 邱畅.中国形象在美国小说中的误读[A].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七辑）[C].2010年

[3] 阿贝尔.孤枕难眠的沈从文――读《沈从文家书》[J].广西文学；2011年08期

[4] 万智杰.碰撞与融合――杰克・伦敦与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人形象比较[J].考试周刊，2009年22期

[5] 刘永春.论沈从文书信中的文学批评[A]；第十七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论文摘要集[C].2012年

[6] 胡方铮.杰克・伦敦作品中的“超人”悲剧探析[D].山东师范大学.2012年

[7] 栗大伟.论沈从文“乡下人”心态的双重性[J].学周刊；2011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