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体制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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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六十年几来，我国科技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科技人力资源大国，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科技领域存在的阻碍科技发展的体制障碍影响了科研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障碍；科技创新；科研体制
建国六十年几来，我国科技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从旧中国的满目疮痍，到建国后的蒸蒸日上；从间的横遭摧残，到改革开放后的欣欣向荣，再到新世纪吹响自主创新的号角。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下，我国的科技事业蓬勃发展，表现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科技支撑能力明显提高，产业技术创新取得多方面突破，有力地支撑了三峡工程、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明显改善，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投入规模不断增长，投入强度持续提高，已经成为全球研发投入的一支重要力量；积极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我国已成为世界科技人力资源大国，高技术产业规模在世界范围也已处于较高水平，科技发展进入重要跃升期，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影响迅速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当前科技领域存在的许多不足：科技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产业的技术含量较低，经济粗放增长，科技竞争力和供给力不足；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核心竞争力不强；科技人才相对数量少，总体水平不高，在国际科学理事会等组织中的影响力还比较弱。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科技领域制存在的阻碍科技发展的体制障碍。
一、以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为手段，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科技资源是国家的第一资源，是一国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基础。据此，许多人认为，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是加大科技资源的投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到8 610亿元，增幅为21.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3%，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我国研发人员数量达到255万人，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居世界首位，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人才大国。但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简称IMD）的世界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我国科技国际竞争力（2001年以后，IMD将以往的“科学技术”归入到“基础设施”基本要素当中）在全球排序，从2007年的第28位下降到2008年的第31位，再降到2009年的第32位。为什么位居世界前列的科技投入，不能产生与之对应的科技实力？原因在于：
一是科技资源配置交叉化。从2010年国务院各部委财政科技预算看，目前中央各部门掌握科技经费预算的单位有20多个部门和机构。科技资源分布在多个部门，造成科技投入项目重复与支持不足同在，资金投入不足与浪费惊人同在。
二是科技资源管理分割化。目前，我国已建立了22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6个国家实验室，13项大科学工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14个，13个大型科学仪器中心，14个国家分析测试中心。上述科学仪器设备，由于分属不同部门、不同地方的研究机构，不能有效合作，大多利用率不到25%。而不少发达国家的仪器设备利用率高达170%-200%，比我国平均高出5-6倍。
三是科技资源运转封闭化。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评价脱节，许多科研课题从立项、招标到完成、验收，就在科研人员与政府机构间往返进行，导致成果研发与成果应用分离，产学研活动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专利转化率为25%，专利推广率在10%-15%之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因此，以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为手段，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是当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任务。
二、改革科技投入管理体制，提高科技创新贡献率
科技投入作为科技活动的中心环节，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科技资源的动员能力与配置能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科技投入管理体制，由以计划调节为主转向以市场为导向，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过程中日益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是在科技投入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由于过分“重微观、轻宏观”，造成“微观有序、宏观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管理效率的提高。
一是科技预算管理政出多门。按照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科技预算是分散在国务院20多个部门和直属机构中的。在当前科技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没有一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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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宏观归口调控部门，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科技投入产出评估和监督机制，导致决策不当、资源浪费等现象增多，各种优势资源无法实现集成效应，跟上世界科技进步的步伐就更难。
二是科研组织官僚化的风气严重。在官本位意识指导下，官而非做学术成为一些学者的目标，官越大科研经费就拿的越多，利用行政职权谋取和占有大量科研资源，而真正做科研的人却很难获得资金支持。一方面造成科研资金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普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下降和创新动力不足。
三是产业部门投入权限太小。直接影响了各部门推进产学研结合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了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活动脱节，产业关键技术自给率低。
四是科技投入评价论文导向。当前，我国现行科技评价标准是适合基础研究的评价标准——（SCI）数量为标志。2008年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R&D的4.8%（同期美国是18.6%，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是15%以上）。用投入不到5%的科技活动的评价模式，对整个科技活动进行评价，自然会导致产学研合作的动力不足，科技成果缺乏实用性。同时，科研机构在评职称时将来源于国家、地方政府和部委下达的课题纵向课题看作必须条件，而对于应用研究则没有特别要求。在这一指挥棒的作用下，科研人员往往会放弃这些应用课题，从而导致科研与实践更加脱节。
因此，当下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改革科技投入管理体制比增加科技投入更重要——如果不改革科技投入管理体制，则科技资源投入缺乏统筹的体制不仅会拖累财政，而且容易淡化对全国科技创新的统筹管理职能，消解各产业主管部门促进科技创新的义务与责任，浪费有限科技资源，降低科技创新贡献率，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程。
总的来说，制约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因素还很多，还存在许多不协调的地方：一些战略产业的关键技术依然有较强的技术依赖，还缺乏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引进技术的内部消化和再创新能力较弱；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还没有完全建立，产学研的链条还比较松散，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还比较困难；科技资源存在一定的条块分割，流动性差，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科技人才缺乏有序流动，科技普及和顶尖的科技领军人物的培养机制还有改进的余地；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距离建立健全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鼓励科技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消费等政策体系还需要继续调整和完善。
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和基础。没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既不会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难淘汰落后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会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