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墨客刘恒:写作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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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采访刘恒正逢“两会”期间。当身材高大的刘恒从政协委员驻地走出来的时候，围观的人们纷纷窃窃私语：“呦，这政协委员还都是名人呢？”

如果时间倒退20年，几乎没有人能认出刘恒。曾有人说，影视对刘恒小说以及他个人的传播助力是巨大的。的确，转型剧本创作，使他由一名沉默耕耘的作家成为国内最高身价的“黄金编剧”之一。

牛年伊始，“黄金编剧‘三巨头’首度联袂组建话剧社团”的消息一时间成为业内最重要的新闻之一。三位国内最“牛”的编剧作家邹静之、刘恒和万方在北京宣布“龙马社”诞生。“龙马社的出现将给戏剧文学日渐疲软的话剧界注入一支强心剂。”――有人如是说。而总策划刘恒的开社宣言却充满理想主义的诗意：“我们是江湖的墨客，胸怀天下却身无绝技。在朝拜艺术圣神的路上，龙马社是个驿站，供我们歇息。当重新上路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孤独的行者……”

跨界话剧龙马社

刘恒认为搞文字创作的人，都是孤独的，他本人极为低调，常刻意回避媒体的采访，一旦应承下来又极为认真――言辞非常谨慎，语速也相当缓慢。

一位朋友对刘恒的印象是：“每次看见他都胡子拉碴，一看就是玩儿命写作的人。”事实是，刘恒创作剧本时一直保持着一个癖好：进山、闭关，与世隔绝，在不修边幅的“孤独”状态下完成一部部作品。

第一次采访刘恒时，正是他从怀柔归京的“下山”之日。闭关写作是近年来刘恒的主要生活方式，每次进山，大约写作四十天。在这期间，他会关掉电话隐匿行踪。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写作周期，不长不短刚刚好，倘若再长些时间，“脑袋受得了，身体也不干了，主要是颈椎顶不住……就像蹲禁闭一样，太煎熬。”如今山里有了招待所，写作条件大为改观。而从前，他需要在写作之余自己生火做饭，多半时间是吃速冻水饺。有时，妻子也给刘恒送饭，夫妻俩会商量出一个路程折中地交接，就好像过去风雨飘摇的历史年代里摸情报对暗号的革命同志。

刘恒此次“进山”是应张和平之约写一部话剧，这是刘恒第一次进行话剧创作。2009年春天，刘恒与邹静之、万方三大编剧联手创建了“龙马社”。 由于是民营剧社，龙马社的剧目制作没有一分拨款，全部要自负盈亏。而身为社长的邹静之和身为总策划刘恒除了剧本创作，还要负责导演、演员的选择和剧目的运作。凭借这几位编剧“大腕”在影视界多年的资历关系和影响力，龙马社成立之初，就有万科影视为其提供资金和日常行政管理支持。龙马社开社大戏《操场》，万科影视便注资200万元人民币。该剧已于2009年2月27日在首都剧场首演并广受好评。

龙马社成立后，三位作家相约每年将各自创作原创话剧剧本一部。如今，刘恒已经交出了他的那一份“作业”。他认为在所有剧本创作里，话剧剧本写起来最难，谈及与人艺的这次合作，刘恒微笑道，“创作的过程痛苦煎熬，但我想啃一下这块‘硬骨头’。这是我第一次写话剧，不想失手，但是又迟迟上不了手，刚开始非常焦虑，因为难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只能听天由命。”因此，在剧本最后收笔时，他激动地写下了“泪洒稿纸”四个字。

虽然投身话剧，但影视剧本创作不会因此中断――在动笔话剧之前，刘恒还刚刚为张艺谋写完一部关于现代战争的电影剧本。提及张艺谋，二人合作已经是第三回了，文艺一点的说法――最初的相遇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写剧本更过瘾

1989年，张艺谋无意间读到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便联系刘恒将此小说改成电影剧本，即《菊豆》。

《菊豆》是刘恒创作的第二个剧本，讲述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某小镇上的杨家染坊发生的悲剧。影片从人性的本相，扭曲的灵魂，反映那个社会对人心灵的荼毒。该剧本的创作耗费的时间很长。如今看来，刘恒认为其中有许多累赘的笔墨。 “那些累赘（情节）在电影拍下来之后，变得紧凑而又匀称了！”刘恒坦言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次“触电”让他感到剧本与小说二者创作的差距，同时更让他对编剧这个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刚开始创作技法上很生，现在回头看最初摸索的创作很幼稚。写剧本与写小说是不同的，写剧本更过瘾。”刘恒说。影片《菊豆》在整个剧本创作期间，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否定之否定”。刘恒通常要做“叙述检讨”，一边写一边总结：是否在枝节上耗费笔墨了？节奏是否太拖沓了？主题是否存在有偏差了……逐条记下来，有时候一次检讨不够，还要进行“检讨续”、“再检讨”、“又检讨”等等，有时甚至会多达50多条检讨。“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刘恒的妻子看到厚厚的一摞“检讨”笑道。

“最后总能找到想要的结果就是了。”坐得久了，刘恒换了个姿势继续聊。他坦言常感到写作很孤独，遇到沟沟坎坎，那种特有的痛苦外人无法想象，自己经常会觉得走投无路――即使有满足的时候也非常短暂，紧接着必是否定自己并担心对写作对象失去控制。“但人生价值就包含在这些痛苦当中。你啃一块硬骨头，感到最累最疯狂最较劲的时候，也是生命最有意义的时候。成功的时刻，听到掌声的时刻，都不能和工作中痛苦的时刻相比。在苦难中造就自己的人生，这也是一种境界吧？”

难怪人们用“拼命”二字来形容刘恒创作剧本的状态。他极其认真地创作每一个剧本，即使在今天看来，《菊豆》依然是内地最震撼人心的电影之一。从《伏羲伏羲》到《菊豆》，刘恒感到了电影与小说两者之间不同的叙事张力。自《菊豆》之后，他的“编剧瘾”一发不可收，从电影《秋菊打官司》、《云水谣》、《张思德》、《集结号》、《铁人》到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同为作家兼编剧的阿城曾用“井喷之势”来形容刘恒的剧本创作。

好编剧没有好作家多

“刘恒是当今中国最好、最认真的编剧！”在记者与张艺谋的一次谈话中，偶然提起刘恒，张艺谋如此评价。“他这样讲的吗？”闻听记者转述此语，刘恒脸上的微笑在闪光，“我很高兴。我得说这是过奖之辞，因为中国的好作家很多；我还得说这是知音之语，因为中国的好编剧确实没有好作家那么多。”略微停顿了一下，刘恒颇为感性地接着说：“我觉得人生在世，知音难觅。日复一日地辛苦写作，除了职业惯性，除了为稻粮谋，最感欣慰的是知音的回应。”

在熟悉刘恒的人眼中，他有许多农民的习惯和作风：质朴、踏实、细致、认真。刘恒有个特殊的爱好――喜欢在乡间观看农家精耕细作的菜园子，一看就很久。以前每次外出写作，他总要带上几盒蘸水钢笔的笔尖，写出的小字整整齐齐，如今改用电脑写作，也一样不温不火，仔仔细细。有人说，看刘恒的写作，犹如看农民整理自己的菜地。

惯于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刘恒，在电影《集结号》大热之时也谢绝一切采访，一如既往地猫在一个寂静的角落，安然地读书和写作。用他的话讲，很多沉默的时候是在心里勾画如何与观众博弈。当谈及不出头露面大众便少有人知道他是名编剧时，刘恒摇头表示这不重要，关键是片子做成功。而在《集结号》成功之前，这部根据杨金远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由于各种原因一直都没做成，导演冯小刚最后几经辗转，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和平从中搭线，最终找到刘恒担任编剧。据悉，当时刘恒与张和平正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席间张和平的电话响起，接通后聊了几句便笑道：“他和我正吃饭呢。”而这个“他”指的便是刘恒，电话那头则是拜托张和平搭线的冯小刚。

《集结号》，观众是相信神话的

接下《集结号》的活儿后，刘恒便阅读了大量军事著作，光是有关解放战争的书就研究了上百部；写了3万字的主题分析，从战争、生命、人、尊严和牺牲共5个方面，弄透了关于这场战争中的人与事等等各种复杂关系；为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写了详尽的个人小传；写出了6万字的脚本，照实排出来的话长达4个小时，影片拍摄过程中还要与导演和剧组反复切磋。

从未写过战争题材的刘恒，对战争影片有自己的一番见解。《集结号》的初衷就是尽可能去还原某种“战争真实”和“战争的心理真实”。而这种真实既存在于技术层面，炮火连天肢体横飞等；还有一方面是理性层面的，在战争这个巨大的机器面前，脆弱的肉体不堪一击。“此刻，人的灵魂会反扑，变得像钢铁一样坚强。同时，他仍然是脆弱的，因为他承受不了尊严的损伤。这种矛盾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也是我作为一个编剧，想得最多最抹不开的问题。”善于制造悲怆情节的刘恒，却给了《集结号》一个相对好的结局。当时为了这个“好结局”，刘恒与冯小刚还有过争执，最后刘恒“胜出”，他告诉冯小刚：“这是个应和人心的问题。观众是相信神话的――神话是什么呀？就是英雄最后会站在山顶上！让他窝囊死就不是神话了。”

电影界什么人都有，这才是江湖

尽管刘恒说自己从剧本的创作中获取了灵感迸发的快乐，可在外人看来，他的兴趣似乎已经“转移”。在电视剧《少年天子之顺治王朝》中，刘恒出人意料地以编剧及总导演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刘恒说起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学过一个学期的导演课程，师从谢飞、韩小磊、司徒兆敦等几位导演，但后来三位教授和他自己都没能坚持下去。“学习就是为了充点儿电，当自己心境合适或创作条件许可的话，有可能做导演。听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即便你不搞影视创作了，还去搞纯文学创作――写小说，这种兄弟艺术的创作规律也会很有益处。”

提及自己做总导演的经历，刘恒嘿嘿一笑：“那就是玩票，做起来很有意思。”他亦坦然表示“虽然年龄大了，却依然有一种做导演的愿望，有机会还要再试一试。”但是另一方面，他更清醒地了解“这跟写小说不一样，成败可以自己控制。影视是集体创作，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活动。”所以即使有了当总导演的第一步，也并不意味着决意“避长扬短”马上进入导演工作更为实质性的环节。他说：“当导演，就要陷入到技术性工作中。我只能说看看精力是否允许了。”

目前，刘恒最重要的工作是修改自己创作完成的第一部话剧剧本，并计划每年写一或两部剧本。对于眼下众多等待合作项目，他仍觉得双方“对路子”很重要，提到怎样去选择合作对象时，刘恒笑道：“在业内晃了近20年，心中早有经验。搞创作如果碰上知音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因为电影界什么人都有。这才是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