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英先生到底给了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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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央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蒋英先生（女）于2012年2月5日逝世，两周年过去了，对于这样一位在中央音乐学院有着崇高威望的声乐教育家，曾培养过付海静、祝爱兰、姜咏、杨光等众多国际声乐大奖获得者的真正的声乐大师，国内德奥艺术歌曲教学的顶尖权威声乐教授，我们该以什么来缅怀纪念她呢？从媒体获悉，2013年4月4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赵登营教授还组织了一场由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熠亲笔题词、由赵登营的学生们演出的“纪念蒋英教授逝世一周年――从海顿到理查・施特劳斯德国艺术歌曲音乐会”，“音乐会上十位学生的演唱，很好地体现了蒋英一赵登营的师承体系”，而我知道，赵登营教授早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先后师从黎信昌、吴天球教授，从1992年开始，他拜于蒋英先生门下重点研习欧洲德奥艺术歌曲的演唱和教学近20年之久。现如今，赵登营教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他所教授的学生，多人多次在国际国内声乐比赛中获奖，并成为国家艺术团体、艺术院校的骨干力量，他本人也多次在新加坡、北京、山西、河南、湖南、山东、天津等地成功举办赵登营学生音乐会，《音乐周报》曾刊登文章给予高度评价。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国外演唱的德奥艺术歌曲还得到了德国本土音乐专家的极力推崇和赞赏。他多次被邀请到各地艺术院校讲学，受到老师、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是现今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杰出教学骨干力量之一。鉴于此，笔者和学生张洁专程来到北京访问了中央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育家赵登营教授，我们带着“蒋英先生到底给了你什么？”这样的一个命题对赵登营教授进行了专访，参考了相关文献，以下文字算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以赵登营教授的口吻）

蒋英先生给了我德奥艺术歌曲演唱和教学的衣钵

我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先后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黎信昌教授、吴天球教授。毕业后又得到中央乐团声乐指导吴其辉先生的热心指导。1990年赴香港演艺学院学习，在艺术指导高登・坎贝尔（Gordon Kember）先生的指导下学习西洋歌剧课程，1992年获高级歌剧表演文凭后回到北京，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以后，我就对蒋英老师讲：“我想做您的学生，我想当老师，您培养了那么多歌唱家，您就把您的教学经验传给我吧。”我的理念很简单：“当一个合格称职的老师”，我当时就是抱着这样的理念拜在了蒋英老师门下。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做学生的时候就知道，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最有学问的是蒋英老师。有个实际的例子，大概是1984至1985年，蒋先生在歌剧系举办“欧洲艺术歌曲讲座”的时候，当时沈湘老师坐在第一排，而且还是带着录音机来听的。蒋英是真正的国内德奥艺术歌曲的专家，因为她旅欧期间掌握了大量的德国艺术歌曲、法国艺术歌曲、清唱剧、受难曲、弥撒等室内乐作品，同时对古典、浪漫时期以及现代的歌剧作品也有深入研究；为了学好艺术歌曲和歌剧这两门与文学紧密结合的音乐形式，她又阅读了大量的欧洲古典文学名著，打下了丰厚的文学基础，为日后从事声乐表演与声乐教学奠定了全面深厚的人文素养。她说：“历史上的记载告诉我们，名歌唱家都不仅限于声乐一门知识，他们往往具有多门艺术的修养。”她曾在一篇文章中以艺术歌曲为例说：“艺术歌曲是唱出来的诗，以歌声来加强诗的感性，诗中有歌，歌中有诗。”这是她对声乐艺术的深刻理解，也是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声乐家要能成为“歌吟诗人”，与戏剧家瓜里尼（Battista Guarini，1538～1612）所说的“音乐是诗的同胞兄弟”不谋而合。所以沈湘老师就讲：“只要是欧洲的这些东西，欧洲的这些声乐作品，蒋英老师点头了就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1992年我开始跟随蒋老师学习，大概学了两三年，唱了很多作品以后，蒋老师就让我试唱《冬之旅》。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我把它攻克下来了。完成的时候，正好是老师80大寿，我唱了《冬之旅》。国内声乐评论家说这应该是中国声乐家在中国首次全部用德语来唱。2006～2007年，我去德国汉堡唱《冬之旅》声乐套曲音乐会，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梅先生称赞道：“清晰、准确的语言和富有表现力的歌声令人感动。”著名钢琴家周广仁教授称赞我的演唱在旋律与歌词诗意的完美结合上诠释得恰到好处，德国的观众更是用“不可思议”来评价这场音乐会：“赵教授用他那热情，有力和富于表现的声音，准确的风格、清晰的德语，与钢琴家张慧琴教授默契配合，水融，满足了艺术的最高要求，使在场的观众为之倾倒而鼓掌欢呼。”还有一个汉堡教授跟我说：“我一直教来汉堡学习的中国人唱歌，我觉得他们不会唱歌，不理解德国艺术歌曲，我希望他们像你这样唱，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像你这样唱呢？”我想这一方面是蒋老师她这本身的教学理念，另外就是她深厚的文化底蕴。她是用“两条腿”走路的：一个是她在国内受的包括他们家庭‘中国传统的文化、国学对她的影响’；另外，她去欧洲学西洋文化。她说：“你唱德国艺术歌曲，你就用唐诗宋词，起承转合。中国诗歌的想象力比德国诗歌不知道丰富多少，他们的简单些，他们的薄些。咱们的理解比他们深厚多了。”随后我陆续在新加坡及全国各地音乐学院、艺术院校演唱舒伯特《冬之旅》声乐套曲音乐会20余场，好评如潮，被新闻媒体誉为声乐演唱的一次“壮举”。

2013年4月4日，我组织了一场由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熠亲笔题词的由我学生演唱的“纪念蒋英教授逝世一周年――从海顿到理查・施特劳斯德国艺术歌曲音乐会”，很多人听完之后都很感动。吴天球听完之后跟我说：“蒋老师没有白教你。”钱永刚也说：“蒋老师没白教你。”我觉得有这一句就够了。景作人在2013年的第6期《歌剧》杂志上对此音乐会还专门撰文说道：“赵登营从蒋英教授那里学到了德国艺术歌曲的演唱方法和教学经验，当晚音乐会上十位学生的演唱，很好地体现了蒋英一赵登营的师承体系，他们声音纯真、演唱规范、听得出来在此下了很大功夫……我国的音乐学院教育，过去曾忽视过艺术歌曲教学，而今，这种偏激的现象得到了很大的纠正，通过本场音乐会，人们真正看到了这方面的长足进步。”应该说我基本把蒋英老师的理念给传承下来了。对于我来说，我没想到创新，而是要继承老师的衣钵。我们现在太多地去讲创新，创新的基础是传承，没有传承那创什么新呢？

蒋英先生给了我一副非常好的、非常准确的耳朵

从事声乐教学，最重要的是得有一副好耳朵，非常敏锐的耳朵。这耳朵有个分辨力，什么声音是好声音，什么声音是不好的声音，要在别人听不出来的时候听出来。比如，声带的宽窄、力度，声带的闭合是否完全等，基本上都是天生的，这些一般只有经验丰富的教师的耳朵才能听出来。所以作为一个声乐教育家，他能够将他的学生训练出一副非常敏锐的耳朵，这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才有可能谈到你的技术，才可能谈语言。所有这一切都跟耳朵的分辨力有关系，你得听得出来，你得分辨得出来。如果你分辨出来，它就跟精度非常高的放大镜一样，别人的是10倍的，而你的是1000倍的，你想想这差别有多大。蒋英先生走了以后，有一个礼拜我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思冥想，老师到底给了我什么？想来想去，除了前文所说的她给了我德奥艺术歌曲的衣钵外，耳朵，一副好耳朵，对音乐有特别敏锐的听觉（我们称为“音乐耳朵”，“教师的耳朵”）的耳朵，这比有“好嗓子”更为重要。因为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在许多方面是要凭听觉判断的。没有对音乐特别敏锐的耳朵是难于从事声乐教学工作的。

蒋英指出，艺术的目标是向观众传递“真”、表达“善”、展示“美”，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也应该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真、善、美”是蒋英声乐观的核心，是她音乐人生中一以贯之的品质。她坚决反对“为金钱而艺术”等功利化、庸俗化的价值取向。1958年，她在一篇文章中，针对“西欧声乐史中最杰出的男高音”、意大利著名声乐家卡鲁索（Kalusuo Enrico Caruso，1873～1921）英年早逝的不幸命运，指出“生活在‘为金钱而艺术’的社会中是不会舒服的”，因为卡鲁索选择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奢侈生活，并且对于怎样把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后一代没有兴趣。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蒋英除了对卡鲁索作为意识形态悲剧的牺牲品而惋惜，更多的是对他功利主义艺术取向的鞭挞和不齿。

蒋英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从中央音乐学院退休了，但她从未停止教学。她所教过的学生绝不仅仅是课堂上的那几个，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登门求教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且从来不收取任何学费。她是用爱心在教授学生，师生之间没有金钱契约，而且蒋英认为，声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朋友式的，融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学生在声音矫正、视唱练耳等过程中建立自信，认同并主动配合教师的指导，从而推动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良好的师生关系还有利于形成百家争鸣的氛围，在个性展示中统一认识，比单纯的说教更有成效。

“以爱育爱”是蒋英声乐教学中深邃人文情怀的体现。蒋英是一位关怀备至的师者，对待学生视如己出。她与学生之间没有肤浅的金钱契约，只有深厚的师生情谊。先生的教学是整体教学，用辩证的方法，给人立体的感受，用情感调动我们所有的器官，让我们有唱歌的欲望。可以说，蒋英德艺双馨、为人师表，堪称声乐艺术家的典范，这就是‘师德’。至今记得蒋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真把我震住了――她往钢琴前一坐，腰板笔直、风度优雅，和弦弹下去，每个音都带着情感一当时她已经了2岁了。

蒋英在欧洲声乐作品方面是我国当之无愧的大师，但她从不以大师自居，总是以开放的心态了解、学习世界上声乐艺术的最新发展成果。她让自己的学生从国外给她带各种有声资料，进行研究和感受。她那与生俱来的、歌唱家的儒雅、高贵气质，教育家的博大、慈爱的胸襟，有着东西方文化融合贯通造就的独特魅力。

在跟老师的接触当中，除了老师的学问以外，老师的言谈举止，甚至老师的服饰，老师的接人待物，老师对儿女的教育，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她这么伟大的艺术家、教育家，对子女却平常到不能再平常。所以我一再跟老师讲，你教我的东西使我终身受益。这种终身受益的东西，真的不光是学问，我想还有她的为人，她的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因为做学问，最终要回到做人，要回到生活。蒋英先生用她的行动默默地影响着我们。

我有时非常庆幸，只要我有问题，蒋先生都会毫无保留地教我。我教学中碰到问题的时候，都会去找她：这些曲目合适不合适，这些男生唱合适还是女生唱合适。对作品风格上，她的要求是非常严的。莫扎特要怎么唱，亨德尔到底应该怎么唱，贝多芬应该怎么唱，施特劳斯要怎么唱，都是不一样的，她恨不得把肚子里的学问全都倾囊而出。其实这些老一代的声乐家都是这样，像沈湘、喻宜萱，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人格魅力所在――无所索取，不求回报――的的确确就像春蚕那样，直到吐完最后一根丝。

蒋英先生曾说过：“善歌者使人记其声，善教者使人记其志。”她的这句自勉之辞，是对自己声乐教学工作的严格要求和深刻鞭策，更是对广大声乐教育工作者的谆谆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