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怎样才能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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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问题随之而来，市场怎样才能起决定性作用？现在比较公认的解释是，要依据资源配置效率来决定资源的配置。问题又来了，什么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家绕了一个弯，说应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真正构建有效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市场可以做的事情，都交给市场去做。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有效的政府？什么样的市场才是有效的市场？
显然，这些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而且不同的人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回答两个“原问题”：市场是怎样运作的，让市场有效运行的因素是什么？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已故的斯坦福商学院的经济学终身教授约翰・麦克米兰的经典名著《重新发现市场》，就是专门探讨这两个问题的。虽然麦克米兰的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说，但今天读来，依然能给我们很多启示。
这本书之所以值得一读，我们从三位推荐者的评语可见一斑。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说：“本书是个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它通过娓娓道来的案例和鞭辟入里的分析，给我们展示了市场的有用与滥用、优势与不足。”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对于想了解现代市场经济观的人来说，约翰・麦克米兰的著作无疑是绝好的入门指南。”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角色的正确定位，让市场制度设计得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大众福利，是有重要意义的。”
尽管哈耶克强调市场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但与哈耶克笃信市场“自生自发的”演进不同，约翰・麦克米兰在《重新发现市场》里直言：“对市场的认识不应该像那些类似宗教的信仰一样，要么认为它完美无瑕，要么批评它生性邪恶。市场体系本身并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人们用来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没有什么魔力，也不会永垂不朽。它可以帮助人们取得令人骄傲的成就，也有可能运作得非常糟糕。一个特定的市场运作是好是坏，要取决于它的具体设计。”
在书的开篇，作者花了大量篇幅引领我们进行了一次市场之旅。从荷兰的鲜花市场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从亚马逊网站到河内的街边摊档、从拍卖会到体育赛事转播权竞价、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到全球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私有化进程等，以“故事”的形式，说市场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我们每天都在以各种方式与形态各异的市场打交道，大的、小的，新奇的、平常的，简单的、复杂的，成功的、失败的……市场对于个人、企业、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均不言而喻。
通过对那些古怪的、新兴的以及寻常的市场的分析，麦克米兰进而“重新发现了市场”，提出了要使市场得以良好运行，“市场设计”必须做好的五大要点：一是在绝大多数时候能够信赖绝大多数人；二是确保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三是时刻掌握可靠的有关产品来源和品质的信息；四是尽量减少对第三方的外部影响；五是有效地发挥市场的竞争机制。书中大量市场设计的案例证明，市场的每一次重大创新设计都是通过做好一系列事情和解决好一系列问题，在上述一点或几点上做得更好而实现的。
至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麦克米兰认为“任何市场都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时的重新设计。设计市场的方法不止一种。市场设计的正确与否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所以，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要点，而是给出了应该坚持的两个原则：一是市场的活力来自分权的本质，它促使个人自发地去创造；二是要实现经济的最大潜力，来自政府的帮助却又必不可少。与任何计划相比，市场能够更好地协调经济中的矛盾，因此麦克米兰主张前一原则优于后一原则。
麦克米兰不仅是一个理论家，也是一个市场设计的实践家，他在教授之外的另一种身份，是知名经济顾问公司――市场设计公司的董事。他市场设计的经典案例是排除重重政治困难，一举打破“公共无线电频率不适合竞拍”的传统，为墨西哥设计了通讯频段的拍卖，使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由的通讯频段市场。这个市场为墨西哥政府带来了10多亿美元的收入。如今，竞拍方式几乎成为各国分配无线电频率的基本方式。我国通信标准已实现从“追赶”到“引领”质变，但为何发展总是慢半拍、垄断难除，而且政府也少了一大笔公共财政收入。是不是与我国依然采取的申请方式有关呢？
其实，麦克米兰在关于市场设计的要素中，已经为政府划出了边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要做的，一是加强道德建设，特别是诚信建设，通过征信体系保证市场的可信赖；二是提供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以保护产权；三是掌握和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四是提供公共品并减轻外部性的影响；五是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只是麦克米兰有一点不确定，那就是政府是否应对收入进行分配，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分配。
正是因为对政府的边界有不同的看法，国内与国外在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看法上也大相径庭。国内学者多数认为是自由市场制度的问题，因此主张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国外多数学者则不这样认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动荡的世界》一书中就说，不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是政府“放松监管”本身的问题，而是现有监管体系的失灵导致了这场危机。尽管格林斯潘将其归为人具有“动物精神”的非理性因素，实际上则是在检讨新的时代，政府如何掌握和提供有效市场信息的问题。
在《重新发现市场》一书中，麦克米兰还有很多观点也是很有趣并值得深思的。比如，他认为“商人们常常扮演了市场设计者的角色，企业家们通过发现促进市场生产力的方法获取收益，他们的创新有时候很精妙，有时候也很简单”，所以他主张“企业家和政府都需要扮演市场设计者的角色”。我国最近风行的余额宝理财，表面上腾挪了银行资本，抬高了实业成本，然而它却使余额宝和理财者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并且创造了价值――让百姓手中的现金更多地进入了金融体系，增加了市场的货币供应。
麦克米兰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市场的缺失，而是市场运作的太糟糕”，“不合理的市场设计很容易表现出来，其症状就是市场失灵”，“对于所有的市场而言，设计的细节将决定体系运转的好坏”，“市场设计是一种创新，人类永远在发明新的市场，并改进现有的市场。经济组织的创新与技术的创新一样，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这两种创新有时携手并进”。对中国而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发现市场，重新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重新定位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
诚如麦克米兰所言，市场是非常精细的组织，支持交易的机制极其错综复杂，同时又处在无止境的变动之中。市场的威力在于它的适应能力，以及永不停息的创新尝试，通过参与者的不断创新，交易机制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市场交易的支持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试错法演进而来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市场制度设计得“更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大众福利”，显然既是政府所面临的任务，也是企业家们要把握的机遇，因为扮演市场设计者角色的，绝不仅仅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