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如文学批评的散点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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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朱小如的文学批评活动，包括他发表的论文、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与作家或评论家的对话以及他作为记者对别人的访谈。其前期批评深受当时文风的影响，时代的印痕明显，而最能见出朱小如问题意识或者问题批评意识的则是他对批评家或者作家的访谈、对谈。

关键词：文学批评 时代性 问题意识 访谈 对谈

朱小如的文学批评活动，包括他发表的论文，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与作家或评论家的对话，以及他作为记者对别人的访谈。作为一个栖身文学媒体而关注文学现场的批评家，其批评行为和批评文字都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通过著文发出批评的声音，应该是朱小如涉足文坛的重要方式。

朱小如视野广阔，兴趣广泛，其前期批评主要是针对戏剧和电影等艺术样式发表了比较系统的见解，并对具体的作品发表了看法。从已刊文章来看，其著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章，深受当时文风的影响，时代的印痕明显。尽管如此，还是呈现出一些特色，比如没有学院派表述的生硬，没有洋泾滨的术语轰炸，表述轻快，篇幅短小，且多以具体的批评对象的分析为主，没有那一时代批评文章的艰涩凝重，多了一些轻快之气。

有些批评文章明显带有直击文坛的尖锐性和时效性。这样的文章如《如何看待新生代作家冲击长篇创作》（《文学报》，1998年6月11日）、《新形势下文学批评及理沦的建设》（《文论报》，1996年7月15日）、《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新形势下，深入生活如何取得更好效果》（《文学报》，1996年5月2日）、《漫谈近期长篇小说反讽、谐趣的叙述表情》（《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这些文章针对性很强，“新形势下”以及“近期”等表述显示了文章的时效性，显现出“应运而生”的适时性。

有些文章具有宏观性，角度新颖别致，富有启发性。王保生、沈斯亨在《1987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一文中就指出，魏炜、朱小如刊于《花城》1987年第4期的文章：“《五四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比较论》把两个时期的文学视之为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在外力冲击下发生了某种饶有深意的锐变，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两个时期文学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表现的内质和指向等方面进行比较，以有助于理清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朱小如以关注当下文学现象见长。当然，关注当下并不能说明批评者的短视或者视野的狭窄，相反，朱小如的评论，不管是对于文学现象还是具体的文学作品，其批评都以纵深的文学史背景为参照，往往以宏阔的理论视野为比照，以突破精神“窄门”见长，在具体对象的批评中彰显宏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深度。其批评文章大多针对具体的作家或者文学现象，但往往能从具体延展到一般，从而将具体的文学批评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从而由具体的文学现象或文学作品出发对整个文学或者文坛发言。比如在《理论批评回到常识——由郭春林的〈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谈起》一文中，在分析了同济学人郭春林的《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一书的现实针对性和目光的尖锐性之后，他说，“在我读郭春林《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一书后，思考最多的是当下文论、批评写作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就是你首先必须是一个优秀的读者，一定要做到论说的充分及物和保持当下时代语境的在场。而所谓的文学理论建构正是既要能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时又要能回到文学常识上来。”（《同济报》，2009年4月14日）由一部具体的批评著作的批评上升到理论批评应该坚守的原则——回到常识，这样，一篇具体的文学批评文字就有了相应的普遍意义。又如刊发在《广西日报》的《走向经典性》（2002年9月13日）一文，主要针对的是历史小说，在例举了《李自成》等历史小说的成功之处和守成性之后，作者敏锐地发现了二月河“帝王小说”、黄蓓佳的《新乱世佳人》、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历史小说创作的新因素，并认为这是历史小说“走向经典性”重要动向，因为“他们无论是在摹写真人真事的历史人物，还是虚构特定的家庭族史来作为书写的对象，都拥有着一份沉甸甸的、深思熟虑的史识观照”。并特别强调，“了解历史的另一面，比只了解历史的片面，是一种成熟。”从具体的历史小说的论述引申到历史小说的观照，这里充分彰显的是批评由此及彼、由有限到无限的普适意义。

作为批评家，将眼光投向一个尚待崛起的群体，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情怀，而著文关注西部作家就是这种情怀的体现。朱小如对西部作家及作品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其参加并见诸报道的研讨会有：龙仁青作品研讨会、冯玉雷作品研讨会、《白鹿原》研讨会、雪漠小说研讨会以及甘肃小说八骏作品研讨会等。出席研讨会发言关注西部作家、支持年轻作家，还发表精准似斩首行动的批评和判断，许多说法都具有定性的性质，得到普遍的认同。比如在青海作家龙仁青的作品研讨会上，他说“龙仁青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天籁般的人性’。……这样一个主题的表达，它和我们以前认识的小说意义上的推进、情节故事的发展是有很大差别的。”2008年《文学自由谈》第3期刊发的《天籁般的人性——龙仁青作品研讨会纪要》一文，就是以朱先生的判断为标题，反映了与会者对其精准判断的认同。此外，专门撰文推介西部作家也是朱小如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贴己的感受，坦荡的胸襟：简评史生荣的小说》（《上海文学》，2005年第9期）等，就是对西部作家关注的佐证。

文学批评需要选择对象，将成熟作家或者文坛大家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可以携大家之气势而居高声自远，然而，一个批评家的责任并不在对文坛大家的锦上添花，而在于为未名作家雪中送炭，为其发展诊脉，为其发展张目，朱小如显然属于为未名作家诊脉并张目的批评家之一。他参加了许多未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是一种行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为一些不知名的作家撰写批评文章，为他们取得的些许成绩大唱赞歌。粗略统计，仅近年来经他关注并成为他的批评对象的作家作品有刘仁前的《浮城》（《为了扬“善”——刘仁前的长篇新作〈浮城〉读后》，《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月11日）、金宇澄的《繁花》（《为〈繁花〉鼓掌》，《新民晚报》，2013年1月27日）、龚桂华的《世情》、《寒秋之洗手》和《苦窑》（《家族叙事与乡村政治》，《文艺报》，2010年4月9日）、赵柏田的《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江南文人》（《穿越时空的想象和对视》，《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6月8日）、杨守松及其《小康之路》（《小康之路：经济加文化》，《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2月4日）等，可见，就文学批评而言，朱小如先生的着眼点似乎在于未来，对于成名作家艺术成就的总结也许不是他关注的重点，这也许是他与学院派批评的最大差异。

作为一个阅读量很大的批评家，从众多的阅读对象中选择最为优秀的作品是一件艰难而有意义的事情。代表朱小如先生“选家眼光”的代表是《新世纪优秀中篇小说选2001-2006》（上下卷）和《新世纪优秀短篇小说选2001-2006》。

新世纪六年时间，中国众多的文学刊物发表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可谓汗牛充栋，从中披沙拣金，选出优秀的作品不仅需要海量的阅读基础，更需要探幽烛微的特殊本领。翻检这两部选本，我们可以发现编选者对于什么是优秀、什么是小说、什么是好小说诸多基本命题的诠释。我十分期待编选文本中能有一个序言、编选说明或者后记之类的文字出现，来对以上命题进行必要的诠释，然而朱小如一字未提，三缄其口，以无言的编选解释了该解释的。除此之外，中国文学界还有一种与媒体合谋的批评方式，这就是年度小说排行榜，这种类乎商业行为的批评被冠以“推荐名家”的名义，朱小如在2007年名家推荐中国原创小说4月排行榜的推荐评语中写到：“推荐名家这一词语明显有歧义，从动宾结构讲，其重心在名家，及小说作品名家；从偏正结构讲，名家显然是指推荐者，他们是荐识作品的名家，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是慧眼识珠的行家。根据文本编排来看，显然是指后者，因此这一头衔获得要比批评家更有意义，这是学会对一个编辑家的最为重要的评价。”显然，他是认可这种批评方式的，带有“推荐名家”推荐意见的小说排行榜显然是在推荐行为之上加上了声音，是无声的行为批评和有声的批评合流。

在科学研究中有一个说法，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价值。出于职业的需要，朱小如经常变身记者，将自己从媒体后台的编辑转化为出入文学现场的记者，并以记者的身份现身文学现场、文坛漩涡，以记者眼光和视角对文学现象作出报道和判断，并发表了不少这样的文字。如《文学批评如何重整雄风？》（《文学报》，2008年8月3日），《世纪之交的文学现象》（《文学报》，2000年11月2日）等，虽然是报道，似乎很客观，但事实上在客观中隐藏着报道者的关注点、价值判断等主观立场和见解，因此也具有批评的价值。他的报道题目多为一些判断或者带有观念性的句子。比如在报道“上海市作协组织部分文学评论家就‘社会正义与文学批评’以及‘底层’写作等相关话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时，他用了“审美与正义：‘底层写作’的困惑”这样一个题目，有力地总结了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并概括出一个可以做博士论文的题目，形成启发人哲思的价值判断。又比如在报道杭州举行王手小说研讨会时，作者用了“来自生活和灵魂”（《文学报》，2007年6月14日）这样一个题目，从报道中的发言来看，似乎没有人提到这一说法，可见是报道者的概括，就该题目而言，它“质而径”地洞穿了文学书写的本质。还有人物访谈，他都用具有概括性的标题，很少用平淡的或者官样的标题。比如就是一篇与王手的访谈文章，他就用了“我的精神仍然在底层”这样一个富有深意的标题，将采访对象创作的精神实质概括在了这个题目里。识见不凡，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关于王手的这篇访谈录，明显地深化关于王手小说的研讨，其间的提问直逼作家的灵魂。还有关于江苏省作协主办的“苏童小说创作研讨会”的报道，作者用了“创作历程颇具代表性”这样一个题目，将整个报道的重心放在了会议的重心上，突出了会议的主题。又如关于“苏州小说创作研讨会”的报道“保持特色 寻求开拓”就很像一篇有价值的会议综述。按理说，新闻报道只呈现事实，由事实彰显价值，而朱小如的文学或文化报道，犹如文学批评文章，现象与本质共舞，事实与价值齐飞。在这些类似新闻性的报道和访谈文章中，有作者的问题意识，也带有作者的价值判断，似乎也带有作者的文学观念。笔者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灵活的批评，是一种无痕迹却有导向的文学批评。朱小如的文学报道和那些某某会议召开之类的报道简直是天壤之别，其间可见出作者判断力，属于有深度的报道之列，属于职业行为中渗透了批评家睿智的篇章。这也许与批评家当记者有关。当然他关于文学活动的报道并不是每一篇都是这样，诸如《〈三农手记〉引起关注》、《赵本夫小说创作研讨会在宁举行》等也不过是常规性质的报道罢了。

笔者以为，最能见出朱小如问题意识或者问题批评意识的还是他对批评家或者作家的访谈，还有与批评家的对谈。

对谈是一种在场对话，对话者的思维可能在氛围、表情、问题的引导下出现飞跃，出现巧智，出现灵光。所以对谈这样一种方式曾经是80、90年代重要的一种批评方式，颇为时尚。而在朱小如参与的这种批评方式中，他尽显了批评家思维的敏捷和文学记者的敏锐，现举几例加以说明。在李敬泽、洪治纲、朱小如三人关于城市文学的对谈中（《艰难的城市表达》，《文汇报》，2005年1月2日），朱小如率先发言，在简单陈述之后，朱小如急切地抛出一个问题——“这究竟是作家们‘生活资源的缺失’，还是批评家们对城市叙事整个陷入‘审美’滞后？”“生活缺失”和“‘审美’滞后”，这一个问题关涉了作家和批评者两个文学活动的主体，问题尖锐而全面，概括准确而思想精到，对将讨论导入深层次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对谈中，朱小如陆续有针对性地提出“这是否也说明了我们的评判系统有某种偏见？”、“其实，物质的实际享受，难道不也是文明的享受？或者换一个说法：城市文明如果不是体现在物质上，又体现在何处？”等问题，从对谈者的回应来看，这些问题的提出对探讨问题具有引导或者转折的意义，不管是对谈者同意还是反对，从文脉上看，对谈者的回答或者反应却是受到他所提出的问题的引导甚至牵引。比如关于后一个问题，李敬泽的回应是“我不同意把城市经验归结为‘物质’”，并由此展开自己的观点。在对于仁秋先生的访谈中，朱小如提出“你的这部长篇不仅仅是小说立意和艺术表达上和《围城》相像，更是艺术气息上的相像。不知是你有意为之还是受了《围城》无意识的影响？当然，我并不想集中在《围城》那部老书上作文章，我感兴趣的是‘中西文化的强烈冲撞’和‘中西文化融合’问题。以你在国外多年的生活经验，是‘冲撞’大于‘融合’吗？”（《〈请客〉：“冲撞”与“融合”》，《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3月23日）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一问题起点很高，既有与名著《围城》比照，又有上升到文化冲突的大视野的关照，既是一个文学问题，又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这一问题让于仁秋先生坦言：“你这个问题，不免使我有点紧张。”

访谈是一种互相启发的活动，问题的提出对于回答者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可以说，问题的高度决定着对谈、访谈的高度，朱小如的发问是有高度、深度和硬度的。因此这样的发问应该成为他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批评家是自己设问，是自我的对话，而访谈、对谈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对话，能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与问题的高度、深度和硬度有关。

总体而言，朱小如的批评可以视作声音、行为、发问的多声部合唱。其中他所著的正式批评文章，是其深思熟虑的郑重的发声，学理层面的东西比较多，类似大提琴，声音沉着而厚重，幽深而坚实；其行为批评包括编选、推荐、研讨会发言等如鼓，虽不时时发出声响，但适时发声，掌控着节奏，击中要害；其发问有着发问者的睿智，尖利而急促，往往能启发被问者的思绪，点中文学现象和文坛的要穴，虽是问题，也是观点，类似打击乐的金属乐器，轻轻一点，却能发出悠长而尖锐的声音，引人深思，扭转讨论的进路。朱小如先生游走于这三者之间，娴熟地掌握各种乐器及其特性，在形成各自特色的同时演奏了多声部的交响。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