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颜色”中,教育何以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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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本多彩！近一段时间，频频曝出的“颜色事件”，再一次将教育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任何有关教育的风吹草动，都会激活公众评议的沸点。铺天盖地的非议之声犹如泰山压顶，整个教育界迟滞被动的表现令人扼腕叹息。公众情绪很是高昂，但鲜见理性建设的探讨，这对教育发展有害无益。仅仅过去了数天，来势汹汹的舆论潮水便已退却，火急火燎地又去追逐下一个热点了。但身为教育人的我们，不能装作无事一般，深入透彻的反思很有必要。
教育的公平焦虑是根本
绿领巾、红校服、三色本其实早已客观存在，只不过是被媒体刻意挖掘，并集中放置在一起罢了。问题出现后，当事方都迅即作出了反应，其姿态不可谓不谦恭。校方称“以色取人”是为了激励学生，表面上看似乎站得住脚。因为大名鼎鼎的伊顿公学对着装便有着严格规定，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带披风的黑色燕尾服代表曾获过国王奖学金，如果配有银色扣子，则代表最高级别的优秀学生，他们有权参与学校政务。类似的细节很多，目的就是为了突出优秀者，让他们体会到优越感、荣誉感。但是，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是相对的，与其依存的特定情境密不可分。诚然，伊顿也人为制造“不公”，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不论你是权贵之后，还是富贾世家，进了伊顿都得遵守校规，所有学生一律平等，谁想颐指气使，就等于自讨没趣。西方久远的契约精神和公平意识，早已浸入每一个人的心里，其背后更是有着严密的制度保障。
学校一再辩称，绿领巾是为了激励，满身商业气息的红校服、“缤纷多彩”的作业本亦是如此。当前教育还远远不能给人以公平信心，在大家紧绷的神经面前，此类说辞无异于搪塞敷衍。况且，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不公平现象并非子虚乌有。与其说人们关注的是颜色，倒不如说是内心焦虑情绪的集中大释放，颜色不过是个引子而已。如果绿领巾事件发生在过去，断然不会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因为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回想小时候，自己由于天性顽劣，遭受过无数比绿领巾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待遇，父母倒也没觉得有何不妥，但这本身并不能证明绿领巾存在的合理性。时移则事异，人们沉睡的主体意识日益被唤醒，对于公平教育的渴望日甚一日。人为地以绿领巾来区隔学生，则无异于火上浇油式的心灵暴力。
即便不出现绿领巾这样的反教育行为，大家对于教育的公平焦虑情绪也会伺机释放出来。唯一不同的是，绿领巾、红校服、三色本“幸运”地充当了宣泄出口。如果真要反思的话，切不可就事论事，仅仅只是回收物品发一纸行政命令了事。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甚至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思索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命题：如何才能尽早实现最大程度的教育公平？
常识需要不断重申强化
从文化心理学上来分析，给学生“打上烙印”的做法有着深远的历史因由，例如古时的黥首刺配。红领巾对于一颗颗稚嫩的心灵而言，犹如冬天里的炭火，充满了温暖。那些胸前飘动着的绿领巾，残忍地扼杀着孩子的自尊与希望。他们之中或许真的有一部分暂时不在乎，也不明白其意味着什么。但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那些觉醒后的心灵会羞赧地“回味”这一切。所以说，绿领巾不仅仅是在摧毁童年，更是在制造未来的敌视与对立。教育者常常抱怨外界不理解自己，但很少去反思背后的根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些不理解正是代际之间“遗传”下来的。至于红校服，则完全印证着商业魅影的高度亢奋与无孔不入，完全颠覆了传统认知。因为从商业广告来说，也不是毫无禁忌，应有自己的边界与底线。捐资助学是好事，但如果拿学生当流动的广告牌，搞“名利双赢”把戏，只会因小失大。赫然印着地产广告的红校服，明白无误地暗示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微妙联想。教育既是神圣的又是平凡的，将其看得过于崇高便有可能凌空虚蹈，将其看得过于平凡则会丧失信仰。学生会猜疑其中可能存在的利益纠葛，有了这样活生生的现实版教材，老师在课堂上的高谈阔论复又价值几何？
相较绿领巾、红校服而言，相信三色本的出炉本身并无歧视之意，不过客观上还是有损自尊。两千多年前，孔子兴办私学，便开始践行“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国外也有很多类似箴言，苏霍姆林斯基便告诫广大教师要保护好人的上进心。他说：“教育技巧的全部诀窍就在于抓住儿童的这种上进心，这种道德上的自勉。要是儿童自己不求上进，不知自勉，任何教育者都不能在他身上培养出好的品质。”激励后进、褒扬模范、分层教学，这些理念原本并没有错。人的十个手指尚且天生有长有短，何况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孩子。但是，理念正确并不是实践合理性的必然保证，三色本便是细节考量不周所致。教育动辄得咎的今天，学校任何决策及行为都必须谨小慎微，不可贸然而为。如果校方事先调查过学生和家长的心理感受，再选择合适方式推行，相信不会遭遇今日之尴尬。
如果说从绿领巾中看到的是粗暴，从红校服中看到的是功利，那么三色本则透露出些许凌乱与无奈。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说：“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真诚只能用真诚来唤起，善良只能以善良来培育，而美丽也只能靠美丽来滋润。经过多年的系统化改革，应该说教育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已经有了不小的提升，但现状还是难以尽如人意。可以肯定，关于颜色的教育偏差不止这三起，更不用说那些或明或隐的“变体”。有教无类的理想喊了两千多年，看来很多教育常识依然需要不断重申强化。否则，实现公平教育注定遥遥无期，学校也难以培养出“体格精神双重健全之国民”。
办教育不能奉行“鸵鸟战术”
将颜色事件放到一个更为宽广的视域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不过是一个点而已。一个媒体藉以抓住眼球的营销点，一个公众得以自由表达的兴奋点，当然更是教育工作者自省反思的节点。没有批判就没有真正的建设，教育更是如此。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次的舆论最终还是转向了某种程度上的非理性狂欢。对于教育的讨论常常是建设性匮乏，但从不缺少挞伐与攻击。这固然与社会整体浮躁有关，但更多的责任还是在于我们教育者自身。其实，教育界本有机会将之转化为一次思辨良机，但还是一如既往地错过了。普通教师想要发声但却苦于没有话语权，那些教育专家及行政部门资源雄厚但又保持了静默。其实，默不作声本身也是一种态度，会被解读为傲慢僵化。颜色事件发生后，基本上没有出现真正理性建设的对话，当事方采取的大多是“鸵鸟战术”。后果可以想见，就连一向以严肃深沉示众的白岩松也公开戴上绿领巾，象征意义非常耐人寻味。主持人抛却平日的零度立场，定然是内心充满了特定的情绪力量。
教育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对教育的认知水平。对于教育，不光要有反对性的批评，更要有建设性的批判；也不光要有建设性的批判，更要有宽容的心态和足够的耐心。只举着道德大棒、口号大棒、理论大棒，见一个打一个，丝毫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因此，发展教育，必须从提升社会的教育认知水平做起。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教育想要自说自话是不可能的，只会使今后的路更加泥泞不堪。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路搭桥，正视教育“沟通力”建设，努力营造好外部环境。譬如三色本，分层教学乃是因材施教，不妥之处仅在于细节失当。平心而论，老师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比清一色的大红大绿辛苦得多。被曝光后，当地教育局仅仅只是责令回收而已，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后续举措。颇为讽刺的是，那些平日里大力倡导分层教学的专家们也杳无踪影，仿佛局外人一般。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在《探索的思想》中说：“专门术语的高出生率已经把那些专家孤零零地与世人隔开了。”当前，将专家与一线教师隔开的或许主要不是专门术语，而在于期待与信任感的缺失。
教育有时会被不同立场的人恣意彩绘，一些问题被刻意放大后走向了理性反面，成为革新阻力。透过沸沸扬扬的颜色事件，真正让人忧虑的并不是公众的批评甚至责骂，而是教育本身的犹疑躲闪。长期以来，正是这种“暂避风头”的做法对教育折损最深，特别是让那些一线教师倍感茫然无措。面对社会舆论，那些掌握话语权的教育中人必须有所担当，否则教育可能会日渐迷失，难以突围。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第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