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借债度日的封疆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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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琛说过，福建近百年来，最著名的官员要算林则徐和沈葆桢。林则徐是沈葆桢的舅父兼岳父，沈葆桢是林则徐的道德继承人。

沈葆桢（1820～1879），字翰宇，号幼丹，谥号“文肃”。侯官（今福州市区）人，故居在福州三坊七巷的宫巷26号。沈葆桢21岁中举，28岁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历任编修、御史、知府。1856年9月，因和夫人林普晴在太平军包围广信城战役中一战成名，1862年被提拔为江西巡抚。后又历福建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等要职。沈葆桢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的风云变换，涉足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他从一介书生到封疆大吏，成为一代名臣，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业绩，可歌可泣；其为人，可圈可点。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其清廉最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

“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他常以这副楹联律己并教诲子孙。1865年，他丁母忧归里守制，家居生活清苦。欧阳昱《见闻琐录》载：“沈文肃性格刚正清廉，巡抚江西，丁忧归家，不名一钱。开‘一笑来’裱褙肆于宫巷老屋之西，写字度日。自订润格：写对联兼裱褙，钱四百枚；写团扇小楷，每柄四百枚；行书二百枚。无论何人，皆用单款，书姓名三字。”何刚德《客座偶谈》卷四云：“沈文肃自江西巡抚丁忧归，鬻字为生计，每书一联，仅润资四百文。及起复后任两江总督，始致书友人，谓：‘今日皮衣方始全备。’”当时的一石米可卖3000文，农民的一石米可买他这个书法名人的7.5幅对联。

从沈葆桢家书中也能看出他的经济状况和精神境界。1858年，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闽省光景万难，家中想亦奇窘……儿身体俱好，可勿挂念，惟穷不可耐耳。”“福州百物昂贵，家中何以度日？此间万难支持。”说明他自身和福州家中两头日子都很紧。他给夫人林普晴的信中说：“我目下无能接济，家中事全仗卿极力扶持。现在为景所迫，不能以求人为耻……十数年艰苦备尝，日甚一日。愚拙之人，诚知无以为报。”一再对妻子表达愧疚心情。

他担任江西巡抚后，虽然俸禄有了明显的增加，生活宽裕了一些，但需要接济的亲友也多了起来。现将其在抚赣期间寄回家的钱开列如下，以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二十九日，寄回200两；五月十一日，从厘金局暂借800两寄回，请转告亲友，年底必筹寄还债；闰八月初三日，寄回500两；闰八月二十八日，向藩库借三个月养廉银，寄回家中1000两，除分送亲友外，其余留作家用（至此基本还清债务）；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十五日，寄回1000两，其中彤侄婚费500两，家用300两，沈母零用200两；九月二十日，寄回500两，其中290两又20千文分送姑母、姨妈、伯父、叔父，剩下不足200两，应买米食至春季；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初五日，寄回1000两；三月初九日，寄回500两，其中300两还厝价，200两端午节分送亲友；十一月二十日，寄回1200两；同治四年（1865年）元宵，寄回500两。从以上账面上可知，沈葆桢家日子够得上小康水平，但离“殷实”二字相去甚远。

这时，他的儿子们已经长大，有的已成婚，老屋八角楼就显得拥挤不堪，似须寻觅新厝分房，但长子沈玮庆喜欢买大厝华屋。沈葆桢知道后，立即写信反对：八角楼是沈母所选，费尽心机买来，应安分守此家业；廷枫公已在宫巷另选一厝，没必要再添大厝；内战期间，私自购屋，会使名节两亏。霍去病、岳飞都曾以‘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自勉，自己虽比不上古人，但也不能所作所为惭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前不久福州人、浙江巡抚王有龄之子在杭州购屋传为奇闻，名声不佳；买厝须缴纳产业税，自家饭食尚且不足，更难助捐；门面愈阔，则用度益繁，终必导致山穷水尽而后卖；今日自己得志，但不能一朝发泄殆尽，须留有余地，如名贤所言‘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信的最后说：“勤俭必不可忘。我貂褂霉烂，尚不敢另做，亦无白锋毛外褂，官亲、家人皆以为耻。无论在江西及京中旧债未清，力所不及，即稍从容，我等省一件衣服，即可救人无数。”这些话出自本可作威作福的镶红顶带的疆吏之口，相当不易。

沈葆桢有七子八女，其中沈玮庆、莹庆、庆、瑜庆、庆、瑶庆为夫人林普晴所生，幼子庆为侧室吴氏所生。加上侄子，他家的晚辈一大群。沈葆桢严于律已，对子孙管教从严。他给沈玮庆的信曾提到：“家中诸事以俭为主，持家者尤须以身率之。”他常对子女说：“君子的操行，应当以不贪为主，那么一切就简单和易于保持自己的气节了。以我的见解，从前那些为官的人，都是因为贪婪无止境，在大事大非的决定之间，放纵自己而犯严重错误，并且连自己都意识不到应当悬崖勒马。这样的人却是大有人在。”

1866年，沈葆桢担任船政大臣后，每月有600两的薪水，算是一生中日子最宽裕的时候，仍是“薪俸到手辄尽，未尝有余。”为了应急，有时仍要向船政局支应处借钱。他看到儿孙们手脚逐渐变大，家庭财政难以支撑，便作了硬性规定：各房按月提费50两，唯长子沈玮庆开支较繁，且长孙婚期近在二三年内，提费为100两；各房添置文具、书籍、服饰、针线、茶点、薪炭、什用一切，各自料理，不得支销公帐；各房外家应酬各自料理；家中年节、祭坟、忌辰，暨亲友款接、应酬、庆吊等项，概出公帐；各房伙食费仍行归公，其跟丁、佣妇，除公给伙食外，辛资各归各房支发，唯家中看门、厨丁、伺候斋三人，月资公给；家中伙食，上人每月100文，下人每月80文，按月登账。这是一张封建大家庭的支出规划表。它既有公共支出部分，又有家长分给儿子们的若干日常开支。成年儿子要另外自谋生计，不能光凭坐享父亲的收入度日。表中最突出的是，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为100文，可见其家生活比较简朴。

沈葆桢生活简朴，但他认为该花钱的地方却很慷慨。1875年，福州发生特大洪灾，沈葆桢把拟作墓祭和聘请家庭教师的基金3000两和盘托出，托人转发给灾民。然后他又借钱补足了此数的家用基金。这么一折腾，他在离任船政、调赴两江时，共欠下船政局4000两银子，在江宁任上逐渐还清。

沈葆桢长期生活、工作在温暖的福建，上任两江总督不久，就很不适应江宁冬天的湿寒气候，加上积劳成疾，病情趋重，咳嗽气喘已成痼疾，但他坚持抱病处理纷繁的政事，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终于累死于任上，享年60岁。他在弥留之际未再留下给儿孙的遗嘱，不过他在光绪丁丑年（1877年）五月二十二日预先写好一份遗嘱，他让儿孙们各自谋生，其中说道：“我除住屋外，无一亩一椽遗产，汝等须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在这一点上，他和林则徐一样反对给子孙留产业，在封建大官僚中极为罕见。

沈葆桢为官20多年，廉俭自持，身后萧条，为他处理后事的江宁布政使桂嵩庆向朝廷报告当时所目击情况说，沈葆桢逝世时，盖着布被子，穿着旧衣服，完全是一副清苦简朴的情况，宦囊空空如也，不名一钱。随后，江苏巡抚吴之炳也报告朝廷说沈葆桢奉身清苦，逝世后，囊无余钱，部属们相顾叹息，许多百姓为之流泪。李之度也说他逝世时，不名一钱，僚属相顾失声痛哭，许多市井乡曲百姓在小巷里掩面流泪。顾云在其《沈文肃公传》中，详尽地描写道，沈葆桢担任十多年封疆大吏，家无一椽一亩。夏天，只有一张木床、一副葛布蚊帐、一床竹凉席、一块竹枕头、一把芭蕉扇、一张小桌子、几百捆文件、一块印泥、一块砚台、一支毛笔、一块松烟墨。其最小的女儿和女婿来探亲，穿着朴素的布衣，没有首饰，竟然从幕僚的女儿那里借了一些。

沈葆桢的清廉之处在于，一心为公，从不求田问舍，不肯以名节换取东家种树之资，只靠薄俸过清淡日子，甚至一生大多数时候靠借债度日。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沈葆桢不仅顺应时势，而且注意操行，如此两全之士，实在是珍若琳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