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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电视学术界围绕电视深度报道展开了一场学术论争。论争涉及电视是否适合进行深度报道、电视深度报道出现的原因、电视深度报道的界定、电视深度报道的技巧等问题。这场论争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在我国电视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电视深度报道 论争 学术史
电视深度报道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电视新闻报道形式。20世纪80年代末在报纸新闻深度报道的推动下,电视开始尝试进行深度报道。当时围绕电视深度报道展开的学术论争,为90年代电视深度报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新的电视深度报道形式刚一出现,便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围绕电视是否适合进行深度报道、电视深度报道出现的原因、如何进行电视深度报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刘宏、洪颍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电视不适于深度报道,他们认为:第一、西方国家电视设备比我们先进,但电视深度报道尚且比报纸略逊一筹,何况我们的电视呢?第二、电视限于人力物力及资料问题,不宜多搞深度报道。第三、人们往往习惯从报纸上获得信息,而看电视往往只是寻求娱乐。第四、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在时效性上竞争不过报纸。第五、电视的长处在于有画面,可对人类的思维而言,这又是个短处。因为目前人类思维仍建立在文字基础之上。大众传播理论认为,人获取信息时,使用一个通道比两个通道同时接收,效率要高。第六、尽管电视也能进行深度报道,但是,深度报道是发挥报纸之长的报道方式。电视新闻有瞬间即逝的缺点,设备复杂也限制了电视记者,形象化的背景材料难以解释,因此,电视深度报道无法与报纸平分秋色。
针对上述观点,以张宁、惠军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进行了反驳。第一、就设备而言,中央电视台目前的水平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并不太大,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他们。此外,在西方深度报道竞争中,电视和报纸各有千秋。美国电视深度报道节目《现在请看》和《60分钟》,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完全可以和报纸平分秋色。第二、我国电视台人力、物力充足,完全可以多搞深度报道。通常,包括深度报道在内的新闻性节目要比其他类型的节目,如专题节目、文娱节目等,消耗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少得多。当然,制作深度报道需要许多资料片,而目前电视台的资料积累工作普遍还不够理想,但这不能成为不搞深度报道的理由。第三、电视首先是新闻媒体,尽管其有众多的功能,但传播新闻是其主要的功能之一。在电视台众多的节目中,占主导地位的、起骨干作用的节目还是新闻性节目。第四、深度报道强调的重点是题目的选择和报道的深度、广度,其时效性本来就比消息要弱。深度报道的优势在于深度和广度,而不在于时效性。因此,认为电视深度报道在时效性上不及报纸的观点是站不脚的。第五、电视的优势在于形象性,但这种形象性并不仅仅指“画面”。电视的形象性是由画面、声音、色彩等诸种因素融合而成的。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有机的、综合的形象性特点,电视才得到受众的喜爱。
在探讨电视深度报道出现的原因时,陈怀林结合西方电视深度报道的历史,指出社会性信息需求是电视进行深度报道的首要条件,而比较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一定的政治透明度则是其出现的必要条件。因为电视深度报道的内容和对象大多是公众关注的、有争议的社会政治方面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如果没有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深度报道必然难以生存。此外,先进的电子采访设备和发达的通讯传播系统是电视深度报道所必备的重要条件。最后,较高的电视机社会普及率是电视深度报道产生社会效用的物质基础。
那么,什么是电视深度报道呢?王永利提出,电视深度报道指的是电视记者报道、反映国内外重大事件与问题,并就其产生根源、发展过程、结果影响、未来发展等进行深入透视的分析和解释,它能及时提供事件背景、总结情况、提出问题、揭示未来趋势。顾晓冬则对电视深度报道报道深度、电视深度报道与消息报道、电视深度报道与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辨析。他认为,深度报道与报道深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深度报道与消息报道是两种不同的兵器,消息报道是新闻武器中的步枪,深度报道则是大炮。深度报道与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之间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包容、相互交叉的关系。
如何才能搞好电视深度报道呢?郭镇之和叶子认为,应充分发挥电视听觉语言的作用。在深度报道节目中,需要大量的形象素材、背景、画面等元素,很多时候,仅仅是资料的铺陈就能揭示出事物的意义。但是,通常人们处理抽象概念、讨论思想等最自然的方式是交谈。不采用谈话方式处理思想问题就好似不用数字作算术一样。优秀的电视深度报道应是声音和视觉形象浑然一体、有机结合的综合传播。陈怀林提出要搞好深度报道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应采取适合电视深度报道的节目形式,二是搞好深度报道的选题。他认为电视新闻杂志型节目是适合深度报道需要的一种全新的节目形式,其所具备的板块结构能够提供比一般电视新闻大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容量。深度报道的选题应以社会普遍关注的有影响、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和国内外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为主,当然地方台要注意选题的接近性和地方性。选题的内涵上,要求题材本身具有一定的深度。姚峥建议,充分利用电视的“娱乐功能”吸引受众,搞好深度报道。由于电视的娱乐功能比报纸更明显,看电视也比读报更轻松一些。因此,绝大多数观众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更愿意从电视上获取新闻,而不是读报。电视的深度报道要讲究“适度性”,并非数量越多越好。
二
20世纪80年代末的电视深度报道论争,是在媒介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出现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诸多大众传播媒介中,报纸和广播是占主导地位的强势媒体。电视由于电视机社会拥有量少、电视技术的落后、电视信号覆盖率低等原因,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电视的社会影响力极为有限。改革开放后,我国电视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跃而成为诸多大众传媒介中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其原因有:其一、由于打开了国门,国外先进的彩色电视技术纷纷引进到国内,电视机作为一种时髦的家庭日常用品成为中国人争相购买的对象。因此,20世纪80年代,我国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快速增长,电视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其二、在1979年同意电视台开办广告节目,为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其三、1983年第十三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确立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发展“四级办”方针。这一方针极大地提高了各级政府创办电视的积极性,电视台的数量、电视节目信号的覆盖率因此大大增加。
电视媒体的迅速崛起必然给报纸带来巨大的挑战。为了应对电视的挑战,报纸开始采取深度化策略,以深度报道弥补自己在传播上的劣势。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最初的蜜月期,开始步入艰难的深水期。此时,各种矛盾和问题开始凸显。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些矛盾和问题,受众迫切需要新闻媒体予以解答。报纸媒体敏锐地捕捉到受众的这一需要,开始刊登大量的深度报道。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级媒体,纷纷刊登篇幅长达数千甚至上万字的深度报道,对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焦点事件和争议人物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报道。这些报道具有较强的思辨性、纵深感和立体感,因此受到受众的普遍欢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当时也涌现出了以樊云芳、张建伟等一大批以采写深度报道闻名的记者。
报纸深度报道的成功极大刺激了电视,电视也开始尝试进行深度报道。于是一场围绕电视深度报道的论争随即展开。
三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国外各种学说、思潮的引进极大地开阔了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视野。此时,活跃的学术氛围为电视深度报道论争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
从论争的话语上看,学者们已经摆脱了政治话语模式的影响,开始回归学术本位,以一种纯学术的话语来研讨问题。从研究方式上看,摒弃了时期为政治、政策作注解或单纯就工作谈工作的研究方式,开始从电视本身的技术原理、传播特性出发,演绎电视深度报道的特点,从世界电视深度报道发展的历史出发,归纳其产生的原因和特征。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涉及电视深度报道的各个方面,许多研究结论直到今天仍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从研究的效果上看,此次论争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以《东方时空》、《新闻调查》为代表的电视深度报道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电视学术史的视角来看,此次论争是实践推动理论发展、理论研究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前进的有力例证。
参考文献
①刘宏,《电视能不能搞深度报道?》,《新闻战线》,1988(4)
②张宁,《电视深度报道之我见――与刘宏同志商榷》,《新闻战线》,1988(6)
③洪颖,《也谈电视深度报道――兼与刘宏、张宁两同志商讨》,《新闻战线》,1988(8)
④惠军,《电视深度报道管见――兼与刘宏、洪颖同志商谈》,《新闻战线》,1988(11)
⑤陈怀林,《电视深度报道初探》,《新闻大学》,1988(1)
⑥顾晓冬,《试论广播电视深度报道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学报》,1991(3)
⑦王永利,《试论电视新闻的深度报道》,《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8(4)
⑧郭镇之,《电视深度节目探析》,《新闻战线》,1988(7)
⑨叶子,《论电视新闻的深度报道》,《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7(2)
⑩姚峥,《谈电视娱乐功能对深度报道的影响――由刘宏和张宁的两篇文章引出的思考》,《新闻战线》,1988(7)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