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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清明。似有似无的绵绵雨丝,濡湿了青山环绕的这片公墓。在一块平常不过的墓碑前,站着平常不过的一家3口人。一把雨伞下,那中年妇女把一束鲜花轻轻放在墓前:妈妈,爸爸,我来看你们了,还有你们的女婿,外孙……
墓碑上镌刻着她母亲、浙江大学教授曹萱龄和父亲、台胞余建彬的姓名。一个父母双亲的合葬墓。女儿余惠波就是这位端庄而秀气的中年妇女。她仿佛觉得,爸爸和妈妈肩并着肩,在微笑着招手。虽然身边站着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了,她却像是回到了童年时光。波儿,我的波儿!是妈妈在喊?是爸爸在喊?喊声里分明带着忧伤!
一个女人的用心选择
余惠波的家与浙江大学有缘。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叶,她父亲余建彬和母亲曹萱龄曾是浙江大学的同班同学,此后,母亲曹萱龄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余惠波跟着母亲,从小在浙大美丽的校园里长大。而现在,余惠波自己又成了浙大的一名教师。
每天,余惠波在这所著名学府中走进走出,走在留下父母青春时光的地方。初升太阳送来玫瑰色的温暖,那繁茂的梧桐树下,似乎仍流动着当年父母亲朗朗的读书声。而晚风吹散一天疲惫,那长长的碎石小路,好像还回荡着他们散步的足音。球场阵阵哨响,使她想起因屡战屡胜而扬名全校的爸爸的身影。看台的啦啦队喝彩不断,宛如仍有妈妈为球队加油的呼喊……
1937年“七七事变”,震碎了万千学子的读书梦。淞沪战役后,日军大举进逼,江南摆不下一张课桌,浙江大学内迁贵州。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余建彬和曹萱龄这两个穷学生相恋了。他们携手参加学生会组织的活动,把抗日救亡歌曲送到民间。他们演出抗日活报剧,余建彬男扮女装,演活一个家破人亡的流,激动了全场观众。
等他们大学毕业,曹萱龄留校教书,余建彬应朋友之邀去邻近的酒精厂任职。抗战胜利,眼看逃难的日子就要结束,他们在一个小镇上举行了婚礼。请来同事和同学,大家举杯祝贺他们结成秦晋之好,也祝贺胜利后各自返乡的前程。他们没什么钱,最奢侈之举是新娘曹萱龄买布做了件旗袍,余建彬说她穿着真好看。
他们的婚姻,外人看并不般配。曹萱龄既漂亮又聪明,门门功课是全班最拔尖的,深受老师赏识。而余建彬学习成绩位居中游,他的精力和才华闪现在运动场上和文艺演出中。朋友劝她三思,而性格温和的曹萱龄在婚姻大事上倒是很有主见,非他不嫁,大概真是缘分吧。
曹萱龄后来告诉女儿,当时她身边条件好的男同学多了,成绩好的,长得帅的,她都没有动过心。女儿好奇地问,爸爸在你眼里有什么好呢。曹萱龄笑着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在贵州,学校搬家,他负责押行李车,人家行李都在,他的行李却丢了。女儿在妈妈的语气和眼神中停留了很久。她知道,爱情中最重要的是人,一个女人更多的是用心在选择……
杭州基隆都是家
1947年初,外逃的人蜂拥返乡,纯属消费城市的杭州,职位奇缺。余建彬想找份稳定的职业,有朋友请他去台湾,因为他懂客家话,正是急需的人才。
台湾在曹萱龄看来并不比贵州更远,去祖国的那个省份也就是坐两天船而已。她是个胸襟开阔的知识女性,能理解余建彬失业无着的惆怅。她与余建彬相约在暑假。到了暑假,她启程去上海,乘船到台湾基隆,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回踏上台湾岛。
余建彬专门借租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买来鲜花插在花瓶里,把新婚照片挂上墙,布置得简朴而雅致。曹萱龄非常感动。因为余建彬随便惯了,他是为了她才这么勤快的。“小别胜新婚”。余建彬上班,曹萱龄在家静静看书,然后做好拿手的饭菜,等余建彬下班共进晚餐。散步是每晚功课,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没个完。
有时他们一起去朋友家串门,或者邀请朋友来玩,还在休息日游览日月潭等名胜。曹萱龄待人接物真诚,朋友们都说余建彬好福气,有个好太太。余建彬得意地点头。旁边的曹萱龄不好意思,朝他瞪眼睛。后来曹萱龄说他,人家客气你当真啊。余建彬说,好就好嘛,谦虚个啥!曹萱龄觉得心里很甜。
暑期结束,曹萱龄回到杭州,不久就发现有了身孕。她写信告诉余建彬,余建彬乐得合不扰嘴。他回信给曹萱龄,一遍遍地叮咛,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好像他变成个医学专家似的。其实他并不比曹萱龄懂得多,曹萱龄在意的是他有这份心。
次年开春,余建彬算算预产期快到了,让曹萱龄去他那里,曹萱龄向学校请假再次来到台湾。余建彬跑前跑后地伺候,说要把她“供”起来,生怕有半点闪失。曹萱龄问他,喜欢男孩还是女孩。他说,男孩女孩都是我们的宝贝。
这一天,1948年3月26日,曹萱龄在基隆生下了她。焦急地等在产房外的余建彬,抱起襁褓中浑然不觉的女儿,说她长得像妈妈又像爸爸。报户口之前,他俩为她起名很费心思,既不想太俗又不想太艳。还是余建彬说:我是广东惠来人,你是浙江宁波人,就叫她惠波吧。
自从有了女儿,一到下班时间,余建彬进家门第一句话,就是开心地喊波儿。曹萱龄看他逗女儿眉飞色舞,“抗议”道:你眼里只有波儿,把波儿妈忘了,我可要吃醋了!余建彬却说:哪能呢,我不是叫波儿嘛,又不是叫惠儿,还是你那一半重要呀!曹萱龄笑了。
暑期快结束,浙江大学来函催曹萱龄返回杭州。台湾朋友劝她留在建彬身边别走了,曹萱龄有些动心,余建彬也为她找了份在台湾教书的职位。但是曹萱龄割舍不下浙大的教学环境,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对她十分器重,她不愿留在台湾。余建彬尊重妻子的决定,他深知母校在她心头的分量。
余建彬把妻女送上了去上海的客轮。汽笛拉响,余建彬最后轻轻抚摸着女儿的脸蛋和曹萱龄道别,并叮嘱几句多保重的话。船缓缓地滑向大海,岸上的余建彬挥手向她们摇啊摇……
此一别水天淼淼
女儿余惠波出生的那一年,余建彬、曹萱龄刚好30岁。他们似乎都离政治很远,余建彬醉心于化肥企业的技术项目,曹萱龄埋头在浙江大学的教学领域。他们盼着来年暑假,女儿就满周岁了,就能跚跚学步了,就能喊妈妈爸爸了,一家三口又可以团聚了。
因为有了女儿,曹萱龄对母校浙大有了更深的一份情。再忙再累,看到女儿天真无邪的模样,不由得也快活起来。校园有她学生,家里有她女儿,曹萱龄在两点之间忙碌着,并牵挂着另一个点,台湾。牵挂和被人牵挂都是一种幸福,曹萱龄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时局变幻,退守台湾,海峡战云密布。从此天各一方。
女儿懂事了,问爸爸在哪里,曹萱龄并不瞒她。打开全国地图册,指着那片树叶形的岛屿,告诉她那是祖国最大的宝岛,宝岛上有爸爸。女儿记忆中有关爸爸的点点滴滴,都是妈妈说的。痴情的曹萱龄从没有忘记丈夫的一切,哪怕很细微的往事。
在没有爸爸的日子里,余惠波长大了。她很骄傲有个当大学教师的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她觉得什么也难不倒妈。曹萱龄向来精力充沛,仿佛跟忧愁烦恼无缘,只有女儿能察觉到,她有时会走神,莫名其妙地不快活。她问妈妈:是波儿惹你生气了吗?妈妈回过神来,望着她轻声说:没有。
有几次,曹萱龄同事来找,她就让女儿在外屋做作业,或者到外面去玩,曹萱龄和客人把里屋的门关上。也有时她们谈话并不回避她,以为她什么都不懂。其实她隐约地感到,她们劝妈别再苦等爸了,因为爸在台湾回不来的,再等下去也不好。凭妈的品貌和学识,重新成家并不难,可曹萱龄说什么也不答应。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曹萱龄像对她说又像是对自己说:你爸爸会回来的。
1979年,余惠波结婚怀孕,生下了自己的儿子,当了外婆的妈妈抱着外孙左亲右亲,伤感地说:你爸爸要当外公了,他还不知道呢!一别30年,你也长到我生你的年龄了,也做妈妈了,却没见过你爸爸……
1984年,曹萱龄病倒了。检查结果叫女儿目瞪口呆:肺癌晚期。曹萱龄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跟她谈起爸爸,并没有怨恨,只有牵挂。当她整理妈妈遗物的时候,她看到妈给美国一位老同学回信的草稿,信上说:她30年来惟一的愿望,就是建彬能生活得幸福,包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如果建彬愿意回来看看,我可以老同学的身份接待他。
余惠波泪如泉涌。
清明时节雨纷纷
余建彬在台湾何尝不在思念,一向倒头就睡的他患上了失眠痼疾。虽然在台湾还有他的弟弟,她的叔叔,可是谁也不能治好他的心病。他四处打听,终于在海边找到一条准备偷偷去对岸海域的渔船。他拿出很多钱,说动船老板捎带他去大陆,他要去和妻儿团聚!
一个月黑星稀的夜晚,余建彬上船了。涛声里,船老大解缆起锚。叔叔在家发现余建彬不见了,又看到了余建彬留下的字条,找来几个熟人开车飞快赶到渔港,他们硬把余建彬往岸上拽。叔叔说:你好糊涂,这么小的船,这么大的海,你这是去送死啊!余建彬说:见不到老婆孩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余建彬死也不肯下船,抓住船的护板不放手。叔叔和朋友一起,不由分说,把余建彬架起来。他们都哭了,哭声被淹没在风浪里……
眼见两岸隔绝遥遥无期,余建彬陷入绝望境地。几年间,他对酒当歌,一醉方休,身体每况愈下。朋友劝他另成家,他总是一口回绝。年纪越来越大,以为这把老骨头要埋在异乡了,才由朋友牵线,在当地找了个家境贫寒的女人照料生活。那女人没文化,也不要名分。
1987年初,两岸之间出现了松动,“返乡探亲”的呼声在台湾报纸上时有所闻。一天,杭州的余惠波突然接到一封香港转来的信,信封上写着:杭州大学曹萱龄女儿收。这是她38年来收到爸爸的第一封信,终于,她也能够给爸爸写信了。啊,38年,多少话不知从何说起!
5月,余建彬要来杭州看女儿,他来信说,他等不及了。她怕她认错人,特意约了爸爸和妈妈的老同学、机械系教授汤伯伯去机场迎接。汤伯伯很自信:你爸爸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可是在机场,还是女儿一眼认出了爸爸。
“爸爸!”余惠波扑进爸爸的怀抱,泪水夺眶涌出。“波儿!”白发苍苍的爸爸一声喊,如雷轰顶。
当晚,余惠波设家宴为爸爸洗尘。桌上的菜肴很合爸爸口味,一瓶浓浓的竹叶青,父女俩一杯杯啜饮。
阴云低垂,她和爸爸来到杭州郊区的南山公墓。在曹萱龄的坟前,余建彬长久伫立,默默无语。他像一片随风飘落的叶子抖动着,哀伤欲绝而悲痛无助。77岁的老人了,跟爱妻再会,却是在坟前!他能说什么,他又该怎么说?
回到台湾,余建彬卧床不起。余惠波匆忙请了假,绕道香港赶到他的面前,余建彬身体一下子好多了。他拉着她的手,叫她波儿,和她说她小时候的故事。他还坚持陪她去公园玩,让她搀扶着他,欣赏亚热带风光。她隐隐有种预感,爸爸知道来日无多了。
余惠波从台湾刚返回杭州,余建彬就病重住院了。待她又一次赶到台湾,面对父亲的遗体,她无语哽咽。母亲和父亲,都已作古了,都已回到他们生命的来处。她为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知道,对于父亲来说,有些事,只有死才能解脱。
她从台湾带回父亲的一部分灰骨,和他衣物的灰烬,还有一双他穿过的皮鞋。她把它们葬进曹萱龄的墓穴。父亲的双脚走过千里万里,现在才终于走到母亲身旁。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
(责编关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