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福利效应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开放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福利效应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开放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福利效应的规范研究显示，发达国家从创新主体利益角度，要求作为创新技术消费主体的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但这并不能保证发达国家及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是知识产权保护影响福利水平的两个最重要传导机制，其对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反应也存在不确定性。实证研究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国际贸易、FDI和技术转让均有正向影响。从减少贫困和失业以及产业结构变迁等发展经济学视角展开研究，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重要拓展方向。
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社会福利；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经济增长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Social Welfare Effect in the Open Economy
Ye Jing-yi, Chen Feng-xia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normal studies about IPP and social welfare effect in the open economy have shown that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main subject of innovation, requir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onsumers of innovation, to raise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vel, but this policy cannot necessarily improve the welfare of both themselves and the whole world. Besides, as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welfare, the respons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to the IPP of South-Country is also uncertainty.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trade, FDI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ll have positive influences. Th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cluding poverty, unemployment an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one important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IPR; social welfare; technology diffus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nomic growth
作者：
叶静怡(Ye Jingyi)(195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经济学博士。从事发展经济学、知识产权、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研究。电邮：yejingyi@pku.省略，电话：13683045688，010-62754425。
陈凤仙（Chen Fengxian)(198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发展经济学和知识产权研究。电邮：，电话：13811085240。
作者联系方式：叶静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871
一、引言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简称TRIPS）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核心议题，目前已成为WTO的三大支柱之一，它要求所有成员国或潜在的进入者都必须达到最低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它的提出源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抱怨，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弱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通过贸易项目、贸易模式以及阻碍其技术转移等使他们蒙受巨额经济损失。长期以来，研发方面处于弱势、倚重知识产权消费国身份而非生产国身份的发展中国家，担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会牺牲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倾向于实施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推进，南北之间经济交往日益密切，这种南北国家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诉求上的差距和矛盾越来越突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如何影响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进而影响社会福利？是实行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还是实行南北有异的保护强度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以及世界整体福利增进？自1994年TRIPS签订以来，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本文对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试图为研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与外国创新技术引入、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理论和实证借鉴，并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
二、开放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福利效应:规范研究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福利
按照Nordhaus（1969）的观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赋予技术发明者和知识发现者一定垄断权，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但从长远看会促进发明者的创新积极性，带来创新激励的长期动态收益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弱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促进市场竞争提高社会福利，但不利于形成长期动态的创新激励；强知识产权保护则能带来创新激励的长期动态收益和社会福利，但不利于消除技术垄断所形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社会福利的得失成为评价知识产权保护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尺度。
从全球视角看，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拥有技术上的优势，是世界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主体；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处于劣势，是技术创新模仿者和引进者，同时存在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发达国家从创新主体利益角度，要求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保护自己的垄断利益。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否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和世界福利水平？如何在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福利得失中取得平衡？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在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性认识。从既有的文献来看，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既不利于南方国家也不利于北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增进。对于南方国家，IPR保护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会增大国内企业的模仿成本，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创新产品垄断高价，从而降低南方国家的消费者剩余（Chin 和Grossman ，1990)。即使当技术扩散存在的情况下，南方国家的这种福利损失也不会改变（Helpman，1993）；对于北方国家，新技术的长期垄断可能会导致创新者减少研发投入，从而降低北方国家的创新率（Sergerstrom和Dinopoulos，1990)。
第二，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南方国家，但有利于北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增进。知识产权保护从技术发明国（北方国家）扩展到消费国（南方国家），伴随而来的是北方国家创新企业市场垄断力增加、发明国福利增加和南方国家消费品价格攀高、消费国福利损失。由于技术创新激励作用是递减的，南方国家福利下降可能大于北方国家福利增加，知识产权保护从发明国扩展到其他国家可能使整个世界的福利总水平下降（Deardorff,1992)。
第三，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南北福利水平的影响不确定。主要分为三种情形：其一，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起的作用高度依赖于技术转移的路径。如果FDI是唯一技术转移途径，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提高产品创新率与技术转移率；如果国际贸易是唯一的技术转移路径，那么这一政策将起到相反的作用（Edwin L―C.Lai，1998)。其二，如果允许南北国家采用不同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存在技术溢出的情况下，南方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取决于北方研发效率：当研发效率较低时，放松知识产权保护将增进南方福利，但使北方受损；当研发效率较高时，允许双方分别采用不同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使南北都获益（Zigic，1998）。其三，在FDI技术扩散分析框架下，技术差距、模仿能力、溢出效应、自主研发效率和研发投入等因素，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福利效应起着重要作用，只有按照行业特征选择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实现总体福利的最大化（易先忠、张亚斌等，2007）。
第四，允许南方国家自主选择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将会增进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如果南方国家根据北方国家的保护情况采取自己的保护策略，在考虑相对市场规模、创新能力及工资率的影响后，双方福利最大化的纳什均衡解为：北方国家选择强保护，南方国家实施弱保护。诸如TRIPS等强行采取统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南方国家福利为代价使北方国家获利(Grossman和Lai, 2004)。此外，对于渴望外资及创新的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总是有利于本国福利增进的：一方面可以促进FDI对技术密集程度低的产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跨国公司对技术密集程度高的产业进行研发投资（Naghavi，2007)。
我们对代表性文献的研究假设、分析方法、知识产权保护假定和福利变化做了简单归纳（详见表1）。
注：“――”是指原文中并未明确讨论。
（二）知识产权保护增进社会福利的传导机制：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
在开放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南、北方国家和全球福利水平的两个最重要传导机制，是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
1、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快速增长，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南北国家技术创新，进而影响社会福利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从具体影响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南北国家的创新都不利。在北方创新、南方模仿情况下，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降低自身模仿率，北方国家的创新率在最初虽然有所提高，但在长期均衡中，这种由创新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弥补南方国家因模仿率永久性下降所带来的损失，而且，这一政策还将在长期内降低北方国家的创新率。因此，从长期看，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既不利于南方国家模仿，也不利于北方国家创新（Helpman，1993)。在南北方国家同时从事研发活动的情况下，由于一国初始的技能水平制约其技术吸收能力，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长期内可能会降低其模仿率，不利于吸引先进技术流入；同时这一政策也因抑制北方国家的技能积累过程、加剧国内工资不平等而对北方产生不利影响（Parello，2008）。
第二，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北方或南方技术创新。Mondal和Gupta（2008）在北方创新、南方模仿的框架中引入跨国劳动力流动后，发现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对北方创新率产生正向影响并推动南-北劳动力迁徙，后者又会进一步提高北方创新率。Chen和Puttitanun（2005）在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都可能从事技术创新框架下，引入南方国家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此时，南方国家将在模仿北方技术与激励内部创新之间做出权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导致模仿外国技术难度增大，但会促使南方国家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从长远看，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加强不仅有利于北方国家，而且有利于南方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
2、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扩散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分为市场化扩散和非市场化扩散，前者指通过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许可等渠道实现的技术扩散，后者指技术外溢。技术扩散是处于技术劣势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吸收、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生产新产品、生产率提高、成本降低、产品质量改进、或产品种类增加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通过影响技术扩散的路径，会显著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
Taylor(1993) 、Markusen(2001) 及Javorcik(2001)较早地把“OLI”理论(Dunning，1981）运用于南、北方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扩散的分析，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优势(Localization)和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产生不同影响，导致跨国公司选择不同的技术扩散路径。Taylor(1993) 假定跨国公司对创新产品的独占程度是内生的，构建了一个包含贸易及技术扩散的南北模型，考察了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企业技术扩散渠道选择影响。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弱化东道国企业的模仿威胁，强化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因此可以促进跨国公司出口。Markusen(2001)在一个包含两期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型中，通过比较FDI与技术许可发现，跨国公司在弱知识产权保护国家进行技术许可的成本很高，因为被许可人可能很快模仿、学习并创建本土企业与投资者直接进行竞争，侵蚀其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因而，在弱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跨国公司有更强激励选择FDI，以强化其内部化优势。但在Javorcik(2001)的分析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弱知识产权保护却会使FDI受挫，原因是其增加了技术被模仿以及子公司技术人员违约的风险，导致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弱化，进而降低了在东道国的内部化优势。在面临技术被模仿的风险下，跨国公司只能不断拓宽其投资模式，例如采取合资等形式进入东道国。
与以上基于OLI理论的分析不同，Grossman和Helpman(1991) 、Glass和Saggi(2002) 、Yang和Maskus (2001)等认为产品生命周期是影响发达国家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在产品生命周期框架下，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的技术扩散途径的影响可能不同。Grossman和Helpman(1991b)运用Vernon(1966)有关产品生命周期的思想，讨论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扩散的问题。模型假定创新只发生在北方国家，北方国家每成功研发一种新产品，便同时推广到本国市场及南方国家市场。南方国家企业通过 “逆向工程”式的学习和模仿，逐渐掌握了新技术后，结合劳动力成本优势来垄断新产品的生产，迫使北方由出口国转为进口国。分析表明，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将降低其模仿率，而且会引致北方国家更多劳动力转移到生产部门，使得研发部门的劳动力相对稀缺、创新成本上升，最终因创新受益的减少而使其长期创新率下降。在Grossman和Helpman(1991)看来，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创新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转变，推迟技术扩散。Glass和Saggi(2002)在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中，进一步把创新、模仿和FDI内生化，讨论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FDI将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降低了跨国公司被模仿的风险，有可能促进跨国公司进行FDI；另一方面使得南方国家的模仿成本上升，需花费更多的资源进行模仿，对FDI形成挤出效应，从而减少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FDI。有关许可生产决策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如Yang和Maskus (2001)在内生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中，引入对技术许可的分析。研究表明，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减少许可技术被模仿的风险，降低北方国家的许可成本，提高北方企业获得许可租金的份额，因而有利于促进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技术许可，进而提高其创新率。
三、开放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福利效应:实证研究
（一）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影响：增长效应
上述规范研究中得出的知识产权对社会福利影响的不同结论（见表1），很难从实证研究中得到直接支持，很大的原因在于社会福利很难被量化。虽然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和福利提升，但前者是后者的基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些实证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福利效应的近似。我们发现，相关的实证结论是不一致的。有些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如David M. Gould, 和Willian C. Gruben( 1996) 使用95个国家1960~ 1988 年间跨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程度、市场结构和开放程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市场竞争程度越充分, 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强；经济开放度越大, 知识产权保护与新知识生产关联越大。
有些研究则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该国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如Thompson和Rushing（1996)采用阈值回归方法，对112个国家1970-198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比如该样本中的人均GDP达到3400美元），知识产权保护才对其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产生积极影响。Thompson和Rushing（1999)进一步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UR）方法，对55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1-1990年的数据进行扩展分析。结论显示只有在相对富裕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才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继而促进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Park(1999)对不同收入的国家进行分组，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二）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影响：贸易、FDI及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水平影响的另一实证思路，是估计知识产权保护对一国贸易、FDI及技术转让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创新技术通过贸易、FDI及技术转让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都会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
大部分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增强有利于该国吸引到更多的贸易、FDI与许可生产。但存在一定的产业差异。
国际贸易方面，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会增进国际贸易，但不同贸易品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反应程度有所不同。Lesser(2001)运用44个发展中国国家1998年的数据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进口量之间的关系。根据他的分析结果，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每增加1点（约10%），一国的进口将平均增加89亿美元。一些研究则进一步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如Coe, Helpman和Hoffmaister (1997)运用77个发展中国家1971-1990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了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口多种包含外国先进技术的中间产品和资本设备，可以促进其生产率的提高的结论。Maskus 和Penubarti(1995)等人利用1984年22个OECD国家28个制造业部门的出口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大国和发展中小国的制造业的出口都有积极影响。Fink等（2005）运用88个国家1989年非能源和高技术贸易的横截面数据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基本结论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非能源贸易，但对高技术贸易没有显著影响。
FDI方面，大部分研究表明FDI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度因国家类型、行业类别而有所差异。一些研究表明国家类型的重要性，如Lee和Mansfield(1996)运用Mansfield(1994)对美国跨国公司的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研究发现，对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与FDI流入量呈正相关关系；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两者的关系则较为复杂；类似的，Seyoum(1996)引用27个不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专家的调查数据，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整个样本而言，三种形式的知识产权（版权、专利和商标）保护对FDI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于按国家类型分类的子样本而言，只有版权对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内的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如余长林和王瑞芳（2009）利用1976―2000 年60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FDI的影响受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政策等多项东道国特征的制约。就南北国家总体而言，检验结论取决于样本分布：一些研究则表明产业类型的重要性。如Mansfield(1994)对美国六个行业的100家制造企业进行调查，概括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投资决策影响的两个特点：其一，知识产权强度对美国企业的跨国直接投资因投资所在生产经营环节而异，对投资于R&D机构的影响最大，而对投资于销售和配送渠道的则无关紧要；其二，因投资所在行业而异，对投资于化工、制药和电子设备行业的影响较大，但对投资于运输设备、冶金和食品行业则影响很小。类似的，Smarzynska(2004)通过分析24个转型经济体的FDI构成，发现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阻止跨国公司在高科技行业的FDI，技术密集度越高的FDI对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依赖越大。
技术转让方面，大部分的文献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促进技术转让，同时会影响转让技术的质量和结构。其一，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转让量的研究表明，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使北方研发成果的流入。如Bosworth等（2000）对中国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专利法的颁布，西方国家流入中国的专利、商标以及工业设计活动显著增加。Yang等（2004)运用23个国家1985、1990和1995年度数据，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其支付给美国企业的特许费和许可费的影响时也支持这一结论。一些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知识保护促进技术转让的机制，如Yang和Maskus（2004）将其归结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减少技术被模仿的风险，降低许可成本，从而对技术许可具有正向影响。Carsten Fink和Keith E . Maskus(2005)也给出了类似的解释。其二，接受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影响技术转让的质量和结构。Farok (1980)通过研究美国公司提供的技术许可协议样本，发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远远落后于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专利保护较弱。Mansfield(1994)对跨国公司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弱影响其他国家对其进行的技术转让，尤其是对高技术企业，如化学、药品、机械等的影响更为明显。
四、结论与进一步研究
有关开放条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福利效应的规范研究，多是在新古典分析框架先展开；结论比较不稳健，模型基本假设某一方面的改变都可能使结论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创新类型是垂直型还是水平型，创新过程是内生还是外生，创新主体只是北方国家还是包括了南方国家，南方国家的市场结构是竞争还是垄断，等等；在大多数理论模型中，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都将降低南方国家自身的福利水平，但这种福利损失并不一定能够“换来”北方国家及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是知识产权保护影响福利水平的两个最重要传导机制，其对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反应也存在不确定性，只在跨国劳动力流动条件下或允许南方国家自主实施知识产权下，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才可能同时促进南北方国家的创新；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不仅影响着北方国家在贸易、FDI、技术转让等技术扩散方式上的选择，而且有可能推延技术扩散，这样既不利于北方国家创新，也不利于南方国家模仿，会对世界福利水平形成负面影响。与规范研究结论多异议性不同，有关开放条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福利效应的实证研究，无论是基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还是企业层面的样本数据，无论横截面数据还是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都是比较一致，即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国际贸易、FDI和技术转让均有正向影响，影响程度因一国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贸易品、不同行业类别和技术类别而有所差异。
我们认为，可以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福利影响的研究。规范研究上，可以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但跃出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比较思路，从减少贫困和失业的发展思路构建理论模型，讨论发展中国家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福利效应；实证上，可以首先研究一定时期内不同产业（行业）增长的知识产权保护弹性，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行业增长的差异影响，然后，结合不同国家GDP的行业贡献份额，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总收入及其所表征的社会福利的影响。整合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研究，我们有可能从收入、贫困、就业和产业结构变迁等方面估计出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影响，为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
参考文献
易先忠，张亚斌，吴江.知识产权保护、FDI与国际收入转移[J].财经研究, 2007, 9：49-60.
染江艺，阳立高，冯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 2008, 1:89-95.
余长林，王瑞芳.知识产权保护、东道国特征与外商直接投资：一个跨国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 2009. 10: 59-68.
Alireza Naghavi. Strategic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olicy and North - south Technology Transfer[J].KTHC -Knowledge, Technology, Human Capital, 2007, 18: 12-26.
Alan V. Deardorff. Welfare Effects of Global Patent Protection[J] .Economica, New Series, 1992, 59(233): 35-51.
Beata Smarzynska Javorcik.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4(3):39-62.
Carsten Fink, Keith E. Mask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Recent Economic Research[R].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2005.
Coe, D. T., E. Helpman, A. W. Hoffmaister. North-South R&D Spillovers[J].The Economic Journal, 1997, 107(440):134-149.
Chin Judith C. , Grossman G. M . 1990.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North-South Trad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E. Baldwin[M].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Farok J. Contractor. The "Profitability"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by U. S. Multinational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d an Empirical Stud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0, 11(2).
Derek Bosworth, Deli Yang. Intellectualpropertylaw,technology flow and licens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0, 9:453-477.
Dun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M] . 1993, Wokingham: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Edwin L. C. Lai.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rate of product innova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1998, 55:133-153.
Glass A. J., Saggi, K.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2002, 104(4):387-410
Grossman, G. M., Helpman E. Endogenous product cycles[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1b, 101(408):1214-1229.
Grossman G. M and Edwin L. C. Lai.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5): 1635-1653.
Gould, D.M. and W. C. Gruden(1996),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Ecomomic Growth, Jou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8:323-350.
Guifang Yang, Keith E. Maskus. 2001.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icensing, and Innovation in an Endgeous Product-cycle Model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3:169-187.
Helpman E. Innovation, imit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 Econometrics, 1993, 61(6): 1247 - 1280.
Lesser W. The Effects Of Trips- Mand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Economic Activ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repared under WIPO Special Service Agreements[R], 2001,WIPO.
Lee, J. Y. , Mansfield 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U.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6 ,78(2)：181-186.
Maskus K. E. Encouragi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UNCTAD/ICTSD Issue Paper .Geneva: UNCTAD/ICTSD, 2004, 7.
McCalman Phillip. Reaping What You Sow: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atent Harmonization. Working Paper in Economics[M]. Camberri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9.
Maskus K. E., Penubarti, M. How trade - related 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 39:27-248.
Markusen J. R.. Contrac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3:189-204.
Mansfield 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G].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1994..
Mondal D., Gupta M. R.. Innovation, Imit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troducing Migration in Helpman′ Model[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08, 20:369-394.
Nordhaus, W. D., 1969, “Invention, Growth and Welfare: A Theoretical Treatmen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M], Cambridge: Mass.
Parello C. A North-South Mod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s Protection and Skill Accumul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8, 85 (1):253-281.
Park,W.G.(1999),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on Productivity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Lippert, O.(e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Vancouver, BC: Fraser Institute).
Paul S. Segerstrom, T. C. A. Anant, Elias Dinopoulos，A Schumpeterian Model of the Product Life Cycl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No. 5 (Dec., 1990)： 1077-1091.
Seyoum B.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The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 1996,Spring: 570-591.
Sharmila Vishwasrao, Srabana Gupta, Hassan Benchekroun. Optimum tariffs and patent length in a model of NorthSouth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7, 16:420-438.
Smarzynska B. The Composi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vidence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4, 48.
Taylor M.S. Trips, trad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3, 35:361-381.
Thompson, M.A. and F.W. Rushing(1996),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Patent Prote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21: 61-79.
Thompson, M.A. and F.W. Rushing(1999),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Patent Prote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24: 67-76.
Yongmin Chen, Thitima Puttitanu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 78: 474-493.
Zigic Kresim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Violations and Spillovers in North-South Trad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8, 42:7 79-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