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钦民:我对电影充满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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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档案:2002年,电影《天上的恋人》获得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2007年,电影《纯爱》,囊括摩纳哥国际电影节“独立电影大奖”等五项大奖;2009年,电影《恋爱前规则》获摩纳哥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等三项大奖。
蒋钦民,中国第一位在日本获得电影学硕士学位的电影人。不太有名,不太高产,不太宣传,“三不”导演蒋钦民的低调与他拿奖的高调看似颇有矛盾,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让我们走近蒋钦民的电影梦。
1青年编剧的成长
“对于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能在上影厂的小白楼里改稿,简直像在天堂里一样。”
谁都没料到,蒋钦民的艺术生涯竟从杂技团开始。1972年,九岁的蒋钦民进入战士杂技团做演员,初穿绿军装的小家伙很得瑟,以为自己是个文艺兵了,却没想到因为胆子小,团长说他不适合干这行,只好中途告退。
“可能是当时在艺术团里受了熏染吧,出来后慢慢感觉自己对文艺的事儿开窍了,开始喜欢看小说,写东西。八十年代是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开放期,我当时正好考入大学,财院每周都会安排看两三场电影,这对我挺诱惑的,特别想试着写剧本。也没有老师,就自己摸索,那个年代可以看到电影厂发行的剧本杂志,我就照模学样,开始自学。后来能够进入潇湘电影制片厂,也是因为大学期间创作的两个剧本在圈里有点影响。”
蒋钦民毕业于湖南财经大学,财院的学生进电影厂专业不对口,潇影厂也不能为他坏了规矩,只好曲线救国,先安排他在厂里财务科做了会计,之后转入文学部。
“刚进厂那会儿特别不安心,深怕自己与编剧错过了。其实我跟数字本来没缘分,在财院就不是好学生,成天埋头写剧本。可能我比较幸运吧,大学时候创作的第一个剧本,就被当时上影厂的资深编剧、巴金先生的女婿祝宏生老师看上了。他通过别人告诉我,让我在放假的时候到上影厂来看看。那时我才十九岁,听到这个消息简直高兴疯了。一放暑假,就跑去上影厂,见到祝先生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这么年轻就开始写剧本啊?之后,我就住在上影厂文学部的小白楼里改剧本。对于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能在小白楼里改稿,简直像在天堂里一样。”
这段经历,让蒋钦民掌握了写作专业剧本的技巧,他的创作也从此一发不可收。在进入潇影厂不到两年时间,创作完成电影剧本《五合村》和《假大侠》,前者被吴子牛导演相中,后者被张黎导演选上,并分别投拍。
“写剧本是我最畅快的一段时光,我知道,电影必将与我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他发现文字已经远远不能承载他对电影的梦想后,1992年,蒋钦民远渡日本,在当时亚洲电影主阵地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学习。
2 对电影充满敬畏之心
“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完美的导演,在他的电影里可以看到当代非常需要的元素,他完美地把影片的艺术性和商业感结合,他非常明白观众要的是什么,他能给观众的是什么。”
2001年,央视制作了大型专题片《走进黑泽明的世界》,每集片长45分钟,完整再现日本当代电影艺术大师黑泽明的生平以及他的电影国。这部纪录片,邀请到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蒋钦民执导。
“于公于私,我都想做这部片子。于公,它是央视最大型记录电影人心灵世界的专题片;于私,作为黑泽明的粉丝,我对他的为人和作品十分崇拜,也想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日本留学期间,蒋钦民看过黑泽明追悼会的纪录片。日本民众对这位艺术大师的热爱、缅怀,以及深刻的悲伤,让他强烈地感受到电影的魅力。制作专题片时,他采访到大师的女儿、儿子、副导演、摄像、身边的工作人员近20多人,并去到大师生前的住所和他自杀时的乡村别墅。斯人已去,那时那景那番悲怆却没有淹没,一个把电影视为生命的导演,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电影的最后献礼,顿时让他泪流满面。在黑泽明的住所,他看到大师亲自为电影《影武者》手绘的分镜头手稿,将近一千个镜头,他手绘了五百多幅。这些手稿在蒋钦民看来,每一张都是国宝,整个专题片拍摄过程,他都是在既热烈又悲怆的情绪碰撞中度过的。
“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完美的导演,在他的电影里可以看到当代非常需要的元素,他完美地把影片的艺术性和商业感结合,他非常明白观众要的是什么,他能给观众的是什么。”
这部专题片的拍摄,给蒋钦民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一个电影人,要对电影充满大爱,要对电影充满敬畏。
2003年,蒋钦民的电影《天上的恋人》在第15届东京电影节上获得最佳艺术贡献奖。当他从评委(黑泽明女儿)手里接过奖杯时,内心百味杂陈。她用日语像对老朋友般亲切地招呼他:我的朋友,你还好吗?
“《天上的恋人》是我的第一部获奖作品。在做这个片子时,我想选取生活中的一部分感情把他放大,处理到极致。剧本改编自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与小说里完整呈现聋哑人这个特殊群体对生命的理解和要求不同的是,我把爱情的分量加重了。原来的题材情感命题太宏大了,不适合放到电影里来展现,我只能摘取一部分放大,使它得到艺术的升华。之所以选择爱情,是想通过那种清新唯美的气息,让观众产生美的享受和幸福感。”
这部影片在东京电影节上反响不俗,日本电影人把它看作是最完美的中国爱情片,展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对爱情含蓄表达的方式,并发挥到极致。
3 当理想撞上现实
“这部片子在一大堆新片中既不宣传(没有海报,也没有内容介绍),而且一天只放一场,在晚上六点,我还以为是鬼片。搜索了《纯爱》的介绍,发现是二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的故事,这题材很吸引我,看看时间,五点五十,顾不上吃晚饭,奔向电影院……”
这段话出自某位观众的观影日志。
说起《纯爱》的上映,蒋钦民说当时要配合汶川地震,提前一个月上档,应有的宣传都来不及了,所以在中国看过的观众并不多。但在中国的首映式上,日本外务大臣特别写了贺信。这部片子在日本国会上映过一次,当时有很多人看哭了。之后,伦敦市电视局也特别举行了一次放映会。
“这部片子讲述的是二战后一个日本女人如何在中国生存的故事,体现了中国人的大爱和包容。从女性角度完成对生命的礼赞,以及生命越过灾难的力量。其实我是站在中国人的视角来讲故事的,我要用情感打动观众,但又要有所控制,不能太煽情。”
与在中国的遇冷全然不同的是,《纯爱》在日本取得了极好的关注度。据北海道市的一家影院统计,看过五遍以上的人组成的影迷会有三百多人,还有十几个人甚至看了二十多遍。影片的放映期,首映为十周,又在三个月后,再加映两周。
影院放映周期的拉长,使影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获得票房成功。以中国目前的发行体制看,大片的市场绝对份额,使得类型影片空间逼窄。一周时间,匆匆上下,观众甚至没有渠道获得放映信息。而在日本,私营影院的老板可以根据自己对观众的把握,去自由购片。
“电影有很多种类,不是满足每个人口味的。它的个性决定每部片子都有对应的观众。而大片时代的宣传手段,使一些有想法的片子很难走进观众的视野。还没发芽呢就被埋在泥土里,这样的情况,很难迎来中国电影的百花齐放。”
尽管言谈间难免有身为影人的无奈,但蒋钦民还是强调,有才华的电影人要想方设法突破一些框架,并在艺术和市场间找到平衡点,实现自己的想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导演来说,都要面临着寻找资金的问题。
“虽然这不是我最擅长的,但我正在学习走出去,尽量利用自己的能力去突破框架。”
2009年光棍节期间上档的《恋爱前规则》对于蒋钦民来说就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感觉很累,因为这种喜剧题材并不是我擅长的,我必须做一个调整。我把他做成一种类型片,这在国外很流行,叫室内电影。影片的主人公没有走出过家门,这难免会给人枯燥的感觉。所以,我设计了宅男和空姐这对时髦人物来加强戏剧冲突。”
投资400多万的《恋爱前规则》11月12号上映,之后碰上《2012》的强力冲撞,最终票房超过1000万,这是蒋钦民第一次在纯商业小成本电影的运作上小试牛刀。之后,这部片子在摩纳哥电影节上拿到三个奖,在电影网上的收看总排行一直名列前三。
4 同样的热情和干劲
关于尝试和突破,蒋钦民早在2004年就开始了。当年,由他执导的电视剧《耳光响亮》与电影《姐姐词典》实现并机套拍。他本人亦凭借这两部作品,在电影、电视两界同执导筒,创作生涯展开双重空间。
“我自己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经历和感受让我可以驾驭多种体裁,我更看重把感受力和创造力放入作品中,所以对接片子特别慎重。从我对创作的要求来说,中国有那么大的电视剧收视人口,做电视剧也是很荣耀、很有乐趣的事。我的态度是,无论电影和电视,只要题材好,都要抱着同样的热情和干劲去做。”
蒋钦民的电视剧产量并不高,他比较看重剧本质量。刚刚完成的由小马奔腾投拍的30集情感大戏《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也是他在创作完成剧本后,去找小马奔腾寻求合作。“我一般会从剧本抓起,这样才会心里有底,而好的合作方也是一部剧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讲的是罪与恕的故事,时间跨度从八十年代末开始,跨越千禧之年,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小人物的真挚情感和跌宕命运,会唤醒电视观众共同的情感记忆。
“这部戏的拍摄时间仅用了两个月,算得上是一次充满激情的创作之旅。记得当时邀请到侯勇做男主角时,他几乎没怎么考虑。对演贯硬汉的侯勇来说,这个略显窝囊的小人物的创作绝对是挑战,而且拍摄地正好是他的家乡。杀青后,侯勇曾对他说,这部戏几乎耗尽了自己的心血,也流了这辈子最多的眼泪。”
“我一直在筹备电影《刚到东京》,这是我一直想表达的东西。我希望我们的电影市场,不应该是只属于大片的市场,也不是靠明星堆砌来完成的市场,电影的功能是艺术性的大众娱乐消费品,他的复制性和普及度以及艺术价值,目前远远未挖掘到位。中国的广阔市场,决定中国的电影是朝阳的、幸福的产业,这需要大家共同付出。”蒋钦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