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阵与刘裕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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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立，北方军事上由于产马地域众多，以骑兵为主，北强南弱局面形成，东晋末刘裕利用车阵限制了北方骑兵的冲击力，取得了北伐的胜利。

关键词：铁骑 车阵 北伐

辛弃疾有词云：“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用的典故是东晋末权臣刘裕北伐灭南燕、后秦收复洛阳、长安等地的事。魏晋南北朝长期南北对立，北方军队以骑兵为主要兵种，南方由于产马地域有限，主要以步兵、水为主，在相互军事对立上，北方就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刘宋沈庆之就曾叹说“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1]，这是久谙军事者的切身之感，那么在北强南弱的局面下，何以刘裕北伐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除了史家所言“取乱辱亡”的缘故外，军事上如何对付北方骑兵优势呢？

东晋义熙六年（410年），刘裕北伐南燕，南燕主凭恃强大的骑兵优势，声言“当引令过岘，我以铁骑践之，不忧不破也”[2]。这种兵种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就在这次北伐结束后不久，刘裕镇压卢循等军队时，“使宁朔将军索邈领鲜卑具装突骑千余匹，皆被练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面对这些铁马，“贼并聚观，咸畏惮之”。南方军队对于北方的这种重装铁马心理上自然带有劣势，北伐时如何应付这种重装铁马的冲击是刘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三国分立以来，南北的军事装备及兵种就因地域的划分而自然不同。产马地区多分布在北方，诸葛恪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北方曹魏“皆得秦、赵、韩、魏、燕、齐九州之地，地悉戎马之乡”[3]，而南方则由于产马地区的局限，孙吴时军事兵种的装备上“兵二千，骑五十匹”这样的配备比例几成定例[4]。刘宋时如沈攸之在荆州经营多年，有战士十万人，却只有战马2000匹[5]。

而刘裕面对北方政权军队兵种优势的压力时也同样自信，当对北伐有劝谏之人时，他的回答是“吾虑之熟矣”[6]，刘裕的回答虽然指的是全盘的考虑，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必然是如何应对重装骑兵的对策，那么刘裕如何应对南燕铁骑的“践之”问题呢？

刘裕军到了南燕重镇临朐，“众军步进，有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车悉张幔，御者执槊” ，“又以轻骑为游军”，刘裕的军事策略是以车阵来对付重装骑兵，以车阵“徐行”牺牲速度，但“方轨”的严整来应对铁骑的冲击，这一策略起到很好的效果，南燕“铁骑万余，前后交至”，但为车阵所阻，刘裕军得以与“燕兵战于临朐南，日向昃，胜负犹未决”，刘裕又“潜师出燕兵之后，攻临朐，声言轻兵自海道至矣”，“燕众大败”[7]，此战刘裕以车阵延缓铁骑的冲击，为最后的胜利打下基础。

东晋义熙十二年（417年）刘裕攻后秦，对阵强大的北魏军队时，刘裕以车阵对付骑兵的具体策略就更看出他的良苦思谋。

据《资治通鉴》卷118安帝义熙十三年载，刘裕北伐后秦，由于后秦的求援，北魏以“司徒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又振威将军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将步骑十万屯河北岸”，“魏人以数千骑缘河随裕军西行；军人于南岸牵百丈，风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人所杀略。裕遣军击之，裁登岸则走，退则复来。夏，四月，裕遣白直队主丁帅仗士七百人、车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馀步，为却月阵，两端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动”，这里所载魏人“不解其意”所指为何容易有不同理解，而《宋书》卷48《朱超石传》中则多出“虏见数百人步牵车上，不解其意”句，则指明，北魏军队对于为何要把“车”从对岸运过来不明白，这也说明当时以车阵对骑兵的策略并不多见。

再据《宋书朱超石传》：“高祖先命超石驰往赴之，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于辕上”。此时北魏人也就明白是刘裕军以车阵来防骑兵冲击，“虏见营阵既立，乃进围营”，而“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虏，虏以众少兵弱，四面俱至。”这又是裕军的诱敌之策，使得北魏“三万骑至，遂肉薄攻营”，“于是百弩俱发，又选善射者丛箭射之”此时之弩，自然是特制的“百张大弩”，但因双方军力悬殊，“弩不能制”，再接下来的战事的发展，可以看出刘裕如何对付骑兵的确是动了很大脑筋的，“时超石别赍大并千馀张，乃断长三四尺，以之，一辄洞贯三四人。魏兵不能当，一时奔溃，死者相积；临陈斩阿薄干”。这种以车阵为营，诱敌围数层肉薄攻，以已之长，诱敌放弃所长，最后，再出奇术，“一辄洞贯三四人”，从心理上彻底击溃了对方。接下来的战事的胜方自然是刘裕的军队了[8]。

一代之雄刘裕对于南北军事的兵种、军力基本状况虽然无力改变，但利用车阵有效地限制了北方骑兵的效力发挥，刘裕对此也很得意，这从他给儿子起名上也可以看出，大儿子刘义符出生后，起小字曰“车兵”[9]，第三子后来的文帝刘义隆出生后起小字曰“车儿”。

刘裕时代，是东晋门阀势力衰落，庶族力量兴起的时代，如在伐前秦时，沈田子在被围数重时激励士兵的话是“死生一决，封侯之业于此在矣！”，这样的话在两晋时是少见的，而士卒也“皆踊跃鼓噪，执短兵奋击，秦兵大败，斩馘万馀级”，在这样时代赋予的士气下，刘裕在北伐中采用这种防御式进攻的车阵，防止了北方强敌铁骑的冲击，为战役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种对付铁骑的车阵在其刚使用时作用突出，再辅以强大的士气，取胜是可以期待的。但时过境迁，如果僵化固守不图改进，长期使用，则终不能做为对阵的长策，因此宋文帝刘义隆欲北伐时，周朗上书即有这样的沉痛的论语：“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矣！”[10]。后来沈约在《宋书索虏传》也感叹：“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短长。胡负骏足，而平原悉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楫之乡。代马胡驹，出自冀北；梗豫章，植乎中土，盖天地所以分区域也。若谓毡裘之民，可以决胜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楼船之夫，可以争锋于燕、冀，岂或可乎！虞诩所谓“走不逐飞”，盖以我徒而彼骑也。因此而推胜负，殆可以一言蔽之”。所以辛弃疾同一词中所云“元嘉草草，赢得仓皇北顾”，刘义隆时代北伐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注释：

[1]《宋书》卷77《沈庆之传》

[2]《宋书》卷1《武帝纪上》

[3]《三国志》卷64《吴志诸葛恪传》

[4]黎虎《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5]《宋书》卷74《沈攸之传》

[6]《资治通鉴》卷115安帝义熙五年

[7]《资治通鉴》卷115安帝义熙五年

[8]除车阵外，这一战役南方军队还曾用“长戟结阵”，抵御骑兵，效果也不错，事见《宋书朱超石传》。

[9]《宋书》卷4《少帝纪》

[10]《宋书》卷82《周朗传》

作者简介：高峰（1973.10-），讲师，江苏沛县，历史学博士，装甲兵工程学院军政部人文室。